如果这是宋史-第2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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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惇、蔡卞，你们也有今天！
全京城的言官，满天下的旧党分子齐心协力，弹劾的奏章雪片一样飞向赵佶，很快量变就引起了质变，章、蔡两人可以定罪了。
两人被贬职南迁，章惇很惨，贬到了海南。
什么叫借刀杀人，一举三得？仁义的名声得到了，向太后的政敌搞倒了，反对自己即位的首相垮台了，这就是。赵佶达到了所有目的，一时间好评如潮。
别忙，赵佶觉得还能再发挥一下，让好评达到高潮。
高潮由宫里、宫外两部分达成。宫里，忍了六年的向太后终于等到了全方位的快乐。说来她也是很不容易，日子很难的，熬到哲宗死，为了立赵佶，她光着脚丫子在皇宫里狂奔，又哭又喊地博同情，她容易吗？现在好不容易盼到了好日子，要怎样继续下去，这要早做打算才行。
通过仔细计算，她做了两件事。第一，复立孟氏。孟氏，是由高滔滔选定的皇后，被贬有自己犯傻的原因，更有政治斗争的内幕。现在她在难中，把她提上来，她必将感恩报答。这样就形成了高滔滔——向氏——孟氏三代皇后的利益链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她一定会像自己保高滔滔那样，保全向氏。
同时，打压哲宗钦定的刘皇后。
本来刘氏已经大获全胜，成了唯一的皇后。本来嘛，皇后与皇帝为一体，自古以来每朝只有一位，可这时突然间孟氏复活，居然要并列皇后了，这忍无可忍嘛。刘氏愤怒，为什么是并列，为什么是并列，我不要并列！
又一个消息传来，向太后说了，你们不是并列，从今天起你叫元符皇后，孟氏叫元祐皇后，你们俩人见面了，你得先给她行礼，然后她才回礼……
刘氏简直要气死，但想想自己还年轻，可以像向太后那样熬下去，现在这年头，谁知道几年后又是什么样？
她决定等了，向太后却不。她知道自己老了，身体也开始生病，她的精神和身体连续绷紧了六年，突然间放松之后没法支撑。见过太多死亡的她，没法不去想自己的身后事。
如果她真的死了，孟氏能掌握大局吗？光是赵佶，孟氏就很难控制，加上刘氏，情况不妙，再加上朱太妃，那是自己的死对头，日后，面对本应是后宫第一巨头的人，一个废了再立的儿媳妇，能管什么用？
想来想去，想去想来，向太后的身体越来越差，很快卧床不起，奄奄一息了。但就是这样，哲宗的生母朱太妃仍然死在了她前头！
这是怎么搞的呢？没啥证据能证明这是谁做了什么手脚，可就是发生了。于是乎，在向氏死的时候，她是完全放心、非常妥帖、彻底愉快的。
至此，鉴于上面发生的所有事，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女人真是很强大。
这是宫里的事，再说宫外边发生的，在这件事上充分显示了赵佶的聪明。谁都知道做好事是很累的，有时还很危险很麻烦，赵佶做起来不花一个铜板，就让全天下人，乃至于之后近千年里的中国人都异口同声地叫好。注意，哪怕后来赵佶变成了宋徽宗，人们在这件事上对他的看法都没变。
赦免苏轼、范纯仁，让他们从贬谪地北返。
这两个人是特殊的存在，在宋朝人的心里，他们活着时，就已经是超越政党之上的传奇人物。苏轼的文章，近四十年以来独执天下之牛耳，是无可争议的文坛泰斗，中国人是敬重学者的，谁去管他是新党还是旧党，他所到之处，人们毫无保留地接纳了他。
范纯仁要更高一筹，作为一代名臣范仲淹的儿子，他没有父亲的军事、文学才能，但继承了范仲淹最闪亮的光环——道德。
范氏的道德不是空洞的口号，更不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种形象超级高大实用后果超级可怕的宗教式教条，它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越是在混乱、肮脏，充斥着别有用心、赶尽杀绝等种种负面欲望的官场里，它越发显出可贵，甚至是唯一。
自古道德胜于文章，这两个人的遭遇，就先从范纯仁说起。
范纯仁倒霉纯粹是自找的，当初章惇把他贬出朝廷，是因为要追究放弃西北四寨的责任，他和司马光搅在一起，是这种事的主谋。
这是范纯仁的一生仅有的污点，尽管如此，宋廷还是对他很例外，别的人如刘挚、吕大防、梁焘、刘安世等人早就贬过了长江，范纯仁的贬地是在陈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淮阳。
离开封城近在咫尺，可以说仍然生活在经济文化中心地带。
这样的待遇，范纯仁心知肚明，可以说是对他的爱护，让他老老实实地待在政治漩涡之外，等着哪天风平浪静了，他会有个不错的结果。
可是他姓范，这个姓氏从北宋开始，直到明朝末年，都笼罩着一层圣洁、温暖、博爱的光环。历史证明，这不只是开创者范仲淹一生的努力，更有范纯仁的沉淀。
这沉淀主要就表现在这次的自找麻烦上。
在陈州，范纯仁听到了一个消息，宋哲宗在郊祀大典上公开宣布，绍圣年间贬谪的大臣，如吕大防等终身不得录用。
这个消息是空前可怕的，开了宋朝的先河。在这之前，哪怕旧党在元祐年间贬章惇、贬蔡确，贬所有新党的中高层干部，也从来没说对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哪怕蔡确最终死在了南方，也是由于他个人身体的原因，国家从来没说过这种狠话。
现在矛盾升级，可以预见以后的政治环境会变得更恶劣。这让以后的大臣们怎么生存？生存都无法保障，要怎样工作？这样置国家于何地？
这样浅显的问题谁都能看出来，可谁都不敢说什么。因为当时的朝政把持在章惇手里，章惇的用意更加明显，就是要一劳永逸的。在他看来，解决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旧党人全弄死，死得干干净净了，自然以后就不会再有什么矛盾！
这种情况下，谁敢顶风作案，反对扒皮章呢？
冠盖满京华，斯人敢独言。没人敢说，范纯仁敢。他是一把平衡尺，在元祐时他阻止远贬蔡确，现在他反对永废吕大防。范纯仁写了份奏章。
恳请哲宗为吕大防等人留一线生机，为官场众人留一线回旋的余地。
留一线余地……章惇很无语，本来不想动你，你竟然主动申请找抽。范君子，这是政治，不是善堂，你一定要往里挤，那么没办法了，为了保持政局的完整性，公开唱反调的必须打压：
贬范纯仁到随州安置，全家一起去，即日起程。随州，在现在的湖北随县，他终于到长江边，和吕大防他们扎堆去了。消息传来，一片悲哀，范家的亲友都摇头叹息，范纯仁本人却很淡定。
这不是装，而是心灵的体现。
试想面对这样的局面，范纯仁忍了，一直沉默明哲保身。这样就算躲过了政治风暴，他会高兴吗？会像普通人那样庆幸吗？很显然，他会自责。范家从来都是忧国忧民忧天下，心安乐才能身安乐的人，如果想保平安，光是范仲淹的光环就足够他们当官享福了。
那就走吧，范纯仁在之后三四年的时光里平静地品尝着自酿的苦果，一路南贬，随州并不是终点站，在那之后还有永州，一路上不仅要乘车，更要坐船。
某天，范家坐船在今天湖南长沙橘子洲附近跋涉，突然间风浪大作，船眼看就要翻了，好不容易到了浅水处，全家湿淋淋地上岸。其中范纯仁背着自己的妻子，一步步走上岸去。
他的周围是一片骂声，妻子儿女们异口同声地痛骂章惇，其中以范夫人骂得最经典最有身份，八个字——“枉陷正人，使我至此。”
老太太发火了，说章惇陷害范纯仁这位正人君子，连累她饱受江湖之苦。
看着好像没骂错，可是范纯仁的回答让他家人很不解，让后来读史的人也不解。他说：“船破，也是章惇的错吗？”
谁看谁迷糊，范纯仁在搞什么？这当然是章惇的错，没有这件事，范家老小怎么会跑到长江里玩漂流？简直是逻辑错误，而且范纯仁为什么不生气呢？就算不想报复，也没必要替敌人解释吧。
这样想就都错了，没有理解到范纯仁的心理。
像他妻子所说的，“枉陷正人”，抛开章惇的思想目的，退一万步说，真就是陷害了正经人，又能怎样？正人就不是人吗？就有豁免权吗？
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在宋朝的士大夫阶层心里，正人君子是有特权的，只要自己是正人了，就能决定别人的命运，往死里打压对手。至于自己，永远是安枕无忧，容不得别人碰一根手指头的。这是多么可笑，君子之风在于包容，什么时候变成杀人利器了？
在范纯仁的心里，保持君子之风、正义理念，只是自己个人的操守问题，并不是自己的什么免罪金牌。无论是进，还是退，他为的都只是自己的心安。
如此而已。
在永州的几年里，是范纯仁绽放心灵光芒的日子。世人见过太多走在阳光下的圣人，这时的他像是一朵黑暗中的莲花，尽管没人看见，仍然高洁清华。
做到这一点很难，首先要耐得住寂寞。而寂寞，本来是永远都不会出现在他身边的事。
在宋朝，贬谪不意味着绝望，尤其是范纯仁这种顶级高官加顶级名士的人。这类人走到哪里都是社会中心，比如刘挚、刘安世、梁焘、苏轼，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都有着巨大的能量。
范纯仁主动放弃了这些。为了安静，他没有住官署，没有买房，而是住进了寺庙。每天晨钟暮鼓安分守时，过着修行人的生活。
在这样的生活里，也免不了争吵矛盾。某一次，范家的小孩子在庙里玩，犯了点小错。他们都是诗书传家的子弟，从小伶牙俐齿，知识面很广，限于年龄，还不知道收敛，随便说了几个笑话，把和尚惹火了。
和尚们大怒，把这些落难的高干衙内们一通臭骂，捎带着也没放过范纯仁，言语间非常冒犯。
范家人火了，抛开范纯仁的地位，他至少是范家此时的尊长，当着别人家的子弟骂人家长辈，这在什么时代都是巨大的挑衅！
冲突不可避免，和尚眼看着要倒霉，范纯仁就算再衰，也轮不到几个秃瓢欺负。什么追回度牒了，没收庙产了，都是一句话的事。
可是什么都没发生，范纯仁听着孩子们来告状时非常平静，一脸的从容。等到第二天和尚们来道歉时，范纯仁反过来安慰他们别在意。
他要的是平静，每天关上院门，他像在北方一样生活，吃面片儿，读诗书，回忆一生所为，居处比从前远了些，难道人就不是从前的人了吗？
平静不是消极，在流放的日子里，范纯仁用另一种方式激励自己和族人。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两日，范家都要在正堂上陈列四朝（仁、神、英、哲）期间皇帝的手迹和赏赐之物，范纯仁率领子孙更衣参拜，拜后收好，之后家中长幼互拜，喝茶后散开。
他要让家人知道，无论顺逆，他都是宋朝的忠臣，永远不要因为政治上的遭遇逆反了心灵，违背范家的族风。
赵佶登基后，他盼到了久违的诏书。
诏书是以向太后的口吻颁布的，给范纯仁光禄卿的官职，工作单位定在南京（今商丘），居住地在邓州。邓州是今天的河南邓县，这也就是说，时隔四五年，范纯仁终于结束了南迁贬谪，回到了故乡北方。
只是这时，他的身体糟糕透了，年过七十，衰败不堪，连眼睛都失明了。他捧着诏书，看不见上面的字，激动得泣不成声，说：“上果用我矣，死有余责。”
皇帝终于起用我了，哪怕我死了，也有责任没有尽到。
心是这样想的，可他已经没法做任何事了，连入朝谢恩都做不到。对此，赵佶表现得更加感人，他派人以最快的速度送去了茶、药，还派去了专门治眼科的御医，祝范纯仁身体早日康复，并说，范纯仁，得见一面足矣。
当世之大名士，久负天下盛望，只要能见上一面，我就满足了。
这句话出自皇帝之口，足以让任何人荣耀终生。范纯仁就在这种荣耀里北返，边行边治，渐行渐衰，终于在宋建中元年（公元1101年）的正月初二日，于睡梦中去世。
纵观范纯仁的一生，他不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不懂军事，甚至还办过一些错事。但是，这些都不妨碍他成为宋朝首屈一指的道德丰碑。
他的心灵不复杂，更不故作高深。一切的行为，都出自他自己常说的一句话：“我一生所学，不外乎两个字——‘忠’、‘恕’。”
这两个字很简单，但谁能做到呢？忠，不只是说忠于国家，更是忠于良知。前者，在封建社会里，国家即君主，忠君通常能得到好处，还不太难做。比如宋英宗时期，忠于英宗的人哪个忠于良知了？一个个飞黄腾达，福禄终生。
忠于良知，就太危险了。会像范纯仁这样，在元祐时阻挡旧党，在元符时阻挡哲宗，为的是什么，无非就是公平二字，外加连皇帝、首相都漠视的政治大局。
这样的人，活在什么时代里都会很难、很惨，但同时，他也会赢得民众的敬意和历史的肯定。宋代的范纯仁，以及其他时代的范纯仁们，他们的路，可以归为四个字——“道德苦旅”。
用他们自己的苦，保持住一个民族的良知。这在当时来看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蓦然回首，如果我们在一片打击报复赶尽杀绝的时代里，看不到半点温暖光明的人性之光，我们还会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吗？
如果说范纯仁的贬谪之路是道德苦旅，那么苏轼之路就是文化苦旅了。他在绍圣元年时被贬职，创造了两个纪录：
最早被贬的，贬得最远的。
一路从定州贬到英州，从英州贬到惠州，到惠州后以为安全了，都到海边了。结果他的老朋友章惇想了想，东坡兄，你字子瞻，何不到儋州一行呢？
儋州是今天的海南岛，苏轼真是读过万卷书要行万里路了，他得漂洋过海。过海也就算了，刚刚登上海南岛，命令又来了——令苏轼到昌化去报到。
昌化，在今天海南詹县的东北部，是黎族的聚居地，地处海南一隅，是天涯海角里的犄角旮旯，最偏僻不过的地方。这么说吧，幸亏开国的时候赵匡胤、潘美一时发懒，没想着打下越南，不然苏轼非得出国不可。
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