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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4部分

如果这是宋史-第2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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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是敢讲真话的人,因为李陵事件,他说了句公道话,结果被汉武帝下狱,为了能活着出来完成《史记》,他忍痛接受了宫刑。这是多么大的牺牲,是多么执著的追求!

看司马光,他的政治生涯在元祐出山之前,一直都只尽百分之八十的力,从来不会把自己扔进斗争的漩涡,忘我投入地工作。直到高太后掌权之后,有了百分之百的安全保障,才施尽辣手。

他是多么的聪明、多么的谨慎……

看两本书的修撰过程。《史记》是司马迁的个人成就,他出狱之后虽然还有西汉的官职,可是不再是修史的太史令了,写《史记》是秘密地进行,写完之后也没打算上交皇帝,而是要藏于名山,以待后世。

《资治通鉴》不同,它的作用是教皇帝怎样治理天下,可以说是皇帝科班的教科书。在写这部书时,司马光有丰厚的俸禄,有精英班底,写成之后呈交宋神宗,得到了大笔赏赐。

最重要的一点,是两者修史、治史的心灵差别。

《史记》是光明、公正、博大、坚贞的,司马迁虽然在身体上失去了男性的功能,可他始终是个不屈不挠保持自我的汉子。他写书时敢于说真话,指出历代皇帝权贵的错误,连当朝的汉武帝都一视同仁。更有甚者,他把西汉王朝创立时的死敌项羽提高到了帝王的身份,和刘邦一样享有“本纪”的待遇。

反观《资治通鉴》,开篇从周朝开始,结稿在五代末年,他本人生活在宋朝立国将近百余年的时代了,可半点宋朝的事都不提。

多么的明智,绝不惹半点的麻烦。这又是多么的懦弱啊,这本书的本质不是教人怎么当皇帝吗?那么本朝前几位皇帝的得失是最重要的内容,居然为了自己的安危彻底忽略。

如果在生存的前提下,司马光也许没错。可是就不要侮辱司马迁了,两者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人物。一个连真话都不敢讲、两面三刀一辈子的人,根本不配谈历史创作。

毕竟,历史最基本也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真实。

第十四章 圣人PK文豪

这世上有些人是极特殊的个案,他们活着时是人间的妖孽,死了之后仍然是个噩梦,不管是什么事,只要和他们沾上点边儿,立即就变味了。

比如司马光的葬礼。

他死得很巧,那天正好是宋朝大赦天下的好日子,文武百官都要进宫去赞美皇帝,顺便唱歌跳舞玩个痛快。集体狂欢之后,大家谈笑风生走出宫门,去赶下一个过场。

去给司马光吊唁。

无论怎样那也是一位党魁,是飘扬了十几年的一面旗帜,不管心里面怎样腹诽,还是得做出这起码的尊重的。只是突然间他们被一个人拦住了。这人非同小可,在名声上惊天动地,在职务上前途远大,在行为上枯燥无味,在官场上堪称警察。

伊水河畔程老夫子——程颐。

他的名声和司马光一样在这15年间突飞猛进,首先一大批弟子成才了,职位最高的已经是宋朝的台谏官员;其次他的学问终于形成了体系,对于儒、释、道三家的经典有自己的感悟,理学始祖的地位确立了。这是巨大的成就,从民间影响到官场,除了极个别的某些怪物之外,没有谁不对他顶礼膜拜。

能做到这一点,是宋朝建立以来独一无二的,其效果非常惊人,他得到了司马光的尊重,地位超然到没有拘束。

他可以和司马光平等论交,虽然身在旧党,可绝不会对任何高官假以辞色。因为这种地位,司马光给他安排了一个更加超然、神圣的工作。

给小皇帝哲宗当老师。

在宋朝的历史上,帝师的未来是无比光明的,真宗、仁宗的老师们百分之百的荣宠终生,百分之七十以上升到了宰执位置,而且由于他们和皇帝的特殊关系,从小养成的信任依赖感,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能影响国家的政策走向。

一句话,前途远大,无比远大。

程颐是北宋历史上文凭最高的帝师,哲宗只有9岁,处于最理想的接受教育的年龄,这样的组合非常让人期待,他们一定会产生火花,积极互动,成为一对亲密无间的师生的。

事实上有苦自己知,哲宗恨不得他立即去死。

程颐什么事都管,比如春天到了,万物复苏花木繁茂,哲宗在深宫中凭栏观景,随手折下了一根柳枝。程颐瞬间出现,喂,你太残忍了,春天是生命的季节,每一种生物都有生长的权利,哪怕是一棵柳树。你是上天之子,要仁慈,要博爱,要像爱你自己一样爱柳树,之后像爱柳树一样去爱你的子民,这样才是好皇帝……

哲宗忍。

比如哲宗穿戴整齐走向课堂,准备接受教育。程颐拿起书本,却突然问:喂,你昨晚洗澡时是不是脚边有只蚂蚁?

是。

你怎么处理的?

我给它让了路。

好!程颐击节叫好,学生开窍了。你终于做对了,由柳树到蚂蚁,它们都是生命,都是你的子民,你终于爱护它们了,你要终生这样做……

哲宗很安静。

比如9岁的哲宗一觉在深宫里醒来,突然发现围在身边的不再是昨晚之前的姐姐妹妹,而是一律年过50岁的大姨妈。这是怎么回事,他很想尖叫,很想怒吼,他身上流着激烈如火的神宗的血,绝不是任人摆布随意揉搓的懦夫孬种!

可是程颐的声音出现了,一个好皇帝都是不好女色的,女色……嗯,孔夫子曾经曰过,这是一个男人的天性,所以要从小抓起,哪怕你只有9岁。

哲宗恢复了安静。

他是个非常特殊的孩子,在人类的历史上早熟的孩子、早熟的皇帝是有的,可是从来没有人能在他这样的年龄上做到他那样的理智、坚忍、深沉,把所有一切都深深地埋进了心底,除了极少数的几个尖端时刻,从来不会让任何人看到自己的情绪波动。

他深深地躲在垂帘之后,冷冷地看着周围的一切。他把什么都记在心里,像一具灰色死寂的孩童石像,默默无声地生存着。

传说100多年前北宋刚刚建国时,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经和第一位首相赵普有过一段对话。赵匡胤问:“天地间什么最大?”

这种话赵匡胤很喜欢问,比如他进佛寺时就曾问过和尚,我用拜佛吗?很明显是要和佛祖比比大小。和尚很识相,笑嘻嘻地回答:“现在佛不拜过去佛,您不用拜。”

比神灵都大了,天地间还有比皇帝还牛的吗?答案只此一个——皇帝!

可是赵普想了很久,给出了另一个答案——“道理最大。”

这个传说在宋史里非常有名,一直被几十年后纵横宋朝唯我独尊的理学家们奉为源头。至于真实性嘛,没法证明。宋史里这样的手段太多见了,哪个宗派想达到某些目的,总会穿越时空,找些无敌型的名人添加资料,让自己的行为神圣合法。

抛开上面的真实性,“道理最大”就是理学家们的核心力量。这些人披着宋朝的官服,口中念念有词忠君爱国,可是在行为上敢于做一切他们认为对的事。比如程颐在现实中的身份不过是个有光明的未来,可眼下还只是个低官阶的芝麻小官,他就敢上管君、下管臣。

他堂而皇之地挡住了宋朝的官员队伍,在这个队伍里有宰执、有两制、有三司、有台谏、有亲贵,哪个都是他碰不得的,可他站得非常稳,面沉似水。

你们要去哪儿?

司马光府啊。

去吊唁吗?你们都错了。程颐以一贯的教育家嘴脸给宋朝的顶级官员群落上集体大课——孔夫子曾经曰过,如果某天悲痛哭泣过,就不能再寻欢作乐(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你们刚刚在皇宫里欢乐过,这时再去司马光府上吊唁,是对亡灵的不尊重。

官员大队哑了,面对这个嚣张的扫兴人,得怎么办呢?换一个人。哪怕他是帝师,这时也是自找没趣,官大一级压死人,当面斥责、背后出招,哪一种都能让他不死不活。可程颐就不同了,他是理学宗祖、当代大儒,尤其还端出了孔夫子,从哪一点上说,都动不得。

沉默中有人打了个哈哈:“孔夫子是说过哭的当天不能欢乐,可没说过欢乐那天不能哭嘛。”搞个小怪,闪出个台阶,大家都退一步多好。

可是程颐不退,他是理学宗师,讲究的就是诚心正义、无愧天地,最厌恶的就是这类油嘴滑舌投机取巧的东西。他怒了,站在当街坚持真理,无论怎样都不放官员们走。

这时官员队伍里走出了一个人。前面说过,这世界很大,以程颐的神圣光环,也仍然有极少数的人不怵他。这人就是其中之一,现任翰林兼侍读苏东坡。

谁都很生气,可走出来的仍然是苏轼,这人的天性是太强烈了,有话要说,就一定得说。他笑嘻嘻地走到程颐面前,转身面对大家。

程大人说的是有根据的,这是汉朝名人叔孙通定下的礼仪,是很有名的啊。

瞬间大笑,在场的每个人都学识丰富,叔孙通……那是汉朝时蒙冤被斩首的一个衰人,程颐学谁不好,非得向这样的例子看齐。

程颐哪儿受过这个,苏轼在他的眼里一直是个油嘴滑舌的极品市井小调的高人,青天白日之下竟然敢对他无礼!

大怒之下,他转身就走。还好他理智尚在,没选择和苏轼单挑,和宋朝第一文豪打嘴仗,他铁定当街吐血。程颐走了,官员们比刚出皇宫时兴致更高,一路踏歌走向司马光的灵堂,集体行礼,然后各回各家。

回家之后,又有新的笑料传来。苏轼意犹未尽,在家里给程颐起了个绰号,叫“鏖糟陂里叔孙通”。鏖糟陂是开封城外的一个地名,非常偏僻,土里土气。这句话连起来读,意思就是在那个偏僻的没人去的冒傻气的地方有个人叫……程颐。

哇哈哈哈,全开封的官员们都拍案叫绝,苏轼骂人都这么有水平!实在是高!程颐在没进京之前,不管有多大的名望,本质上就是洛阳伊水边上的一个农民,鏖糟陂里,亏他想得出来。

欢笑在继续,在人们的心中,甚至在苏轼的心里,这只是一时的调笑,人生是需要嘲笑以及自嘲的,这本是社交的一部分。可是谁能知道呢,就是刚才的这些小玩笑,让北宋走上了灭亡之路。

官场的噩梦开始了,宋朝在这时开始变味儿。

宋朝是最风雅的时代,截止到司马光去世,北宋官场是一种雍容端穆的气质。每一个官员都讲究举止礼仪端庄,哪怕身为宰执,都会因为发言时声音过高丢官罢职。

在宋朝,一个没有风度的男人,不是男人。

这一点在司马光吊唁事件上也得到了体现,苏轼讽刺得轻描淡写,程颐离去时口无恶言,仍然保持了各自的风采。只是私底下怎样就不好说了,比如在翰林院内部。

帝师、侍读平时都在翰林院坐班,苏轼、程颐每天都要见面,午饭也得一起吃。厨子们开始作难了,河南的老夫子仁慈得像和尚,从来不吃荤,他们得给做素菜;出身美食之乡的蜀川苏学士却是位举世闻名的饕餮,此人无肉不欢,就算在流放的途中,也想方设法吃猪肉。

生来的死冤家,早晚出事。

年底十一月,馆阁人员的考试开始了,两人又斗了一次,程颐还是输家。作为当世第一大儒、理学始祖、帝师的身份,馆阁考试的出题人竟然不是他,而是嘻嘻哈哈伶牙俐齿的苏轼。

苏轼很开心,他决定出个有难度、有力度、切实际、能发挥的题目,一句话,得体现出他苏轼本人的性格、水平。

平心而论,他达到目的了——“今朝廷欲师仁宗之忠厚,惧百官有司不举其职而或至于媮;欲法神宗之励精,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而流于刻。”

翻译成普通话是,现在朝廷想恢复仁宗时代的忠厚风格,但是怕没有压力官员们得过且过(媮,苟且),想延续神宗时期的励精图治,但又怕各大监督部门不能真正理解,执行得过于峻刻严厉。

这个题目怎么样呢?

非常不好说,每件事都有不同侧面的体现,每个人又都有各自不同的视角,所以说到底,就看什么人想从什么角度去说事了。

考题刚一公布,立即有人跳了出来。贾易、朱光庭,这两人是台谏官,他们弹劾苏轼大逆不道,这个题目严重污辱了仁宗、神宗。一个是苟且,一个是峻刻,我们至高无上的皇帝就是这样的吗?

大帽子压过来,苏轼马上反驳。第一,这个题目切中时弊,哲宗时代处在岔路口上,宋朝要往哪里走,是当前最重要的事。何况馆阁人员是未来的顶级高官,他们参与进来,正是为将来打算。第二,他不是只出了这一道题,这道之所以当选,是由皇帝钦点的。

御笔亲点,应该没事了吧。事情大了,谏官是什么,每天的工作就是想着怎么挑皇帝的错,苏轼想抬出皇帝来压人,纯粹是妄想。

贾易、朱光庭加大力度,制造舆论,一定要苏轼低头认罪。这时终于有人看不过眼了,另一位台谏官吕陶出面,他认为苏轼的考题没有问题,宋朝是允许大臣说话的,就算仁宗、神宗活着的时候,也时常有人挑他们的错,为什么这时就不行了呢?明显是有人别有用心。

他请皇帝注意,贾、朱两人是河南人,都是程颐的弟子,程颐和苏轼在百官去司马光府上吊唁时曾经出现过这样那样的情况,很明显是自成一党,欺负他乡人。

哦,大家的眼前一亮,还有这样的内幕。可是转眼间看向吕陶的目光也变得复杂了,没别的,因为吕陶本身是四川人……

说同乡,大家都是同乡;说结党,不是哪一方单独结党!苏轼脑袋都快大了,吕陶简直是越帮越忙。可是这才是个开始,突然间有人插进来一脚,这人既不是河南帮,也不是四川帮,看上去一点关系都没有,却是点燃火药桶的最后一根烟头。

王岩叟。

这又是一位言官,本来和苏轼没有任何瓜葛,可他对苏轼的指责是最可怕的。苏轼罪不可恕,他在本质上坏掉了。首先他把两位皇帝的业绩当考题,任由臣子们评判就是错的。当错误发生后,又把责任推给现任皇帝,错的就不只是业务能力,还有道德品质!

言官队伍里集体喝彩,王大人威武,同样是言官,看人家这力度。苏轼也知道危险了,这次他没再口头答辩,而是拿起了笔。

拿起笔的苏轼是个可怕的存在,就像同样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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