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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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国统区已经乱成了一锅粥。程潜、张轸和陈明仁加入桂系集团，在白崇禧的统率下控制了广西和湖南；孙科、宋子文、张发奎、薛岳等一帮广东人也联合起来，把岭南（包括海南岛）变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桂系和粤系为了争夺物资和钱财动辄兵戎相见，而四川的刘文辉、云南的卢汉对中央的指令也是阳奉阴违，蒋介石总统真正能够使唤得动的只剩下了京沪杭和台湾。
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发表以后，社会上更加乱了套。老百姓在街上游行，官员们在政府吵闹，蒋介石主张“先停火，再谈判”，李宗仁则说“蒋不下野，没有和谈”，孙科在广东提出“以平等的谈判争取光荣的和平”，而民主人士则抗议“谈判不能由国共两党包揽，其他党派也应该参加”，更有些社会精英竭力地鼓吹“军队国家化”，建议共产党和国民党先解除各自的武装，然后再由议员们慢慢商量国家的前途……真是污七八糟。
在这种情况下，1月21日，蒋介石下野了，他公开里说“既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必再为和平的障碍”，私底下却骂：“我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国民党打倒的”。谷正纲等人更是如丧考妣：“我们再无能也和共产党斗争了这么长时间，换李宗仁执政，不出一年就要灭亡”。
！Qī！蔡智诚的心情也颇为沮丧，他倒不是对蒋介石有多么眷恋，而是觉得这场不合时宜的内讧使国民党丧失了最后的争取“体面”的机会。在他看来，国军虽然在战场上以处于劣势，但毕竟还握有半壁江山，南方是国民党的发祥地，政权稳固、经济发达、人口众多，没有遭受过太大的战争破坏。与在抗战时期就奠定了雄厚基础的北方不同，共产党在华南、西南和西北各省都没有很强的政治势力，如果国民党在战败之后能够知耻后勇，团结起来痛改前非，以稳健的政绩去应对军事上的压力，或许还有可能在谈判桌上有所作为。但象现在这样的搞法，长江防线还没有被突破，自己的阵营先就已经乱了，道德沦丧、信仰丧失、军心丧失、民心丧失，党国的前途必将万劫不复，落入难以救赎的深渊……
！shū！果然，国民党的混乱使共产党人更加胸有成竹。1月25日，新华社发表广播讲话：“我们老实告诉南京的先生们，你们是战争的罪犯，你们是要受审判的人，你们口中所谓‘和平’、‘停战’，我们是不相信的！你们必须动手逮捕一批内战罪犯，首先逮捕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声明中所提的四十三个战犯。务必迅速逮捕，勿使逃匿，否则以纵匪论处，绝不姑宽……”，并且又接着宣布了第二批内战战犯名单。
！ωang！头一批的战犯名单中有贵州人何应钦，这第二次又补上了个谷正纲。在上海的办公室里，谷战犯正纲面对着布告只有连连苦笑：“各位还是少和我来往，否则下一批的名单上你们大有希望”。
蔡智诚倒不担心自己会成为战犯，他在那时候已经离开了军队，到俞季虞那里做事去了。
俞季虞是浙江绍兴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毕业生，与蒋经国、谷正纲、谷正鼎是同学，当然也和王明、邓小平等人一起念过书。这俞季虞属于“太子系”的人物，长期担任蒋经国的助手，蔡智诚46年在“南京市党部”的麾下压制学生运动的时候曾经在他手底下当过差，彼此间还算是熟人。49年再度见面，俞季虞已经被内定为高雄市的市长，正准备押运一批黄金白银到台湾去，由于时间紧迫，俞市长只好委派蔡同志先在上海临时承担“运台物资”的筹措工作，等他到高雄就任以后再做另行安排。
蔡智诚的任务是从上海筹集十万匹花纱布运往高雄，其职务相当于社会局驻中国纺织公司的联络员。
这个差事可不好干。中纺公司是由经济部直辖的国营企业，棉布产量占全国总产的60％以上，产品主要用于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集团之一，公司董事长是经济部长孙越崎，常务副董事长是经济部次长简贯三、总经理则是“美援物资委员会”主席顾毓瑔，都是在位的高官。在当时，市面上的物价飞涨，钞票失去信用，能够兑换外汇的棉毛织品就显得十分宝贵，各方巨头都希望用棉布来稳定市场，小蒋需要布匹去台湾、郭德洁（李宗仁的太太，号称广西王）需要布匹去桂林、孙科则想把布匹搬到广州去，但中纺公司的老板们却谁也不愿意给，每天都能找出无数个理由来拖延和拒绝。
说起来，孙越崎（解放后任民革中央主席）、简贯三（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和顾毓瑔（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都属于智商超群的人物，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做什么事，心里明明白白。这时候的他们早就把家属送到了国外、把财产转到了香港（其中有四百万美金交给了解放军），并且已经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正在华东局统战部长吴克坚同志的领导下准备迎接解放。
老板们开了窍，员工的觉悟自然就更高。在当时，中纺公司是以实物替代工资的，每周用“龙头细布”发薪水，护厂有功则发毛呢料子，可如果物资被运走了，那大家就什么也得不到，所以工人们都玩了命似的守护库房，蔡智诚每到厂子里转一圈，起码有上万双眼睛在盯着他，想拿走一缕纱线都不可能，更别说是十万匹花布了。
倒霉的蔡联络员既惹不起中纺公司的官僚老板，也不敢招惹纺织车间的革命工人，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刘鸿生先生出面帮忙了。
刘鸿生号称上海滩的“企业大王”（解放后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常委），经营的产业涉及火柴、水泥、纺织、煤炭、发电等各个领域，他名义上挂着国民政府的公职，兼着“中纺公司”和“招商局”的董事头衔，自己也开了一家规模很大的纺织企业，叫做“章华毛纺厂”（今上海章华毛纺织公司）。与孙越崎、简贯三、顾毓瑔等人不同，刘老板的厂子是自家的，口头喊一喊“救国救民”还可以，真的拿老本出来搞“共产”就未免觉得肉疼，所以他不可能象几位部长次长那么慷慨豪迈，总要想办法把资产转移走了才觉得放心。
对于转移资产，刘鸿生很有心得。他的钱多、厂多、子女也多，有十几个孩子可供差遣，调度起来游刃有余。抗战的时候，老刘就把财产和子女一分为三，有的留上海、有的跑香港、有的去重庆，“共荣”的“共荣”、抗日的抗日，直线曲线双救国，两边都不耽误。淮海战役之后，他照样依葫芦画瓢，有的留上海、有的跑香港、有的去台湾，岸上水里全有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做大买卖的人都有未雨绸缪的本事，刘鸿生也是如此。抗战之前，刘家就有留美的、留英的、留日的，遇到哪国的鬼子都有办法应付，到现在这时候，刘家除了有国民党的官，还有共产党的干部——侄女嫁了新四军，儿子是个地下党（刘家老六刘念悌，又名刘公诚，1938年在父亲的帮助下送药品去延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在重庆和上海等地开展工作，解放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但即便是这样，刘老板的心里还是不踏实，他觉得应该把动产都转移走，于是就让章华毛纺厂的总经理程年彭（此人是个很有名的企管专家，后定居香港）来找蔡智诚。
按照程年彭的说法，章华厂库存有二十几万码精纺呢绒（薄哔叽），打包起来将近一万匹，刘鸿生愿意把这些东西运往台湾，但问题在于共产党事先打过招呼，工人护厂队又看守得很严，厂方自己不方便出面，需要蔡联络员带人“硬抢”才行。
老板既然点了头，搬运物资就是小菜一碟，这事情难不倒蔡智诚。章华毛纺厂的位置在埔东区的杨家渡，那里是37军202师（王大均部）的防区。202师属于“青年军”序列，37军军长罗泽辏б彩翘酉档拿派凳前镉峒居萸蓝鳎⒙砼沙隽艘桓鐾牛ǔ嫡匠祷厍梗较戮桶巡挚飧诳樟恕�
虽然没弄到花纱布，有“哔叽呢”充数也很不错。但问题是这些呢绒料子堆在码头上就如同在马路边上放着一大捆美钞，随时都有可能被别人拣走了，必须赶紧装船起运才行。
照规矩，所有“撤台物资”的运费都由政府来承担，付款的办法是先由公务部门出具证明，等到下一个财政季度再作结算。可事到如今，天晓得国民政府还能够支撑多长时间，到底有没有下一次财政结算谁也不知道，所以私营的航运公司一律拒绝白条，而国营的航运公司不是借口没有船只就是推脱没有船员，想弄到货运舱位比登天还难。
蔡智诚上窜下跳也找不出门路，只好去求邱秉敏。邱秉敏是中纺公司运输处的副处长，人家不仅很痛快地把这件“苦差事”承揽了下来，并且还吩咐小蔡啥也不用管、安心在屋里睡大觉。结果没过两天，事情办成了，邱副处长拿着两根“大条子”回来分红，小蔡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连忙讨教这其中的秘诀。
老邱启发道：“你想想，这批毛呢料子的财产权是属于谁的？”
“当然属于章华厂，我只是帮他们运到台湾去”
“那就对了。东西是刘家的，丢在码头上，刘家最关心。先前有你在外面使劲忙活，人家犯不着出头，等看见你突然撒手不管了，他们自然也就着了急。于是乎，我逼着刘鸿生自己掏钱付运费，船东还必须由我来挑选，他们怎敢不听从？”
蔡联络员这才恍然大悟，心说：发财的门道真是随处都有啊。
滞留上海的这段时间，蔡智诚和邱秉敏同住在霞飞路（今淮海路）的“宝康里”，因为人少，所以就合在一起搭伙。虽说是搭伙过日子，其实就跟住旅馆差不多，两家合租三间屋室，每月一百五十块大洋，一间共用、两间当作各自的卧房。邱秉敏是个好吃美食的广东人，却娶了个不懂家务的德国老婆，而蔡智诚的“蛋蛋”同样也是啥都不会，所以两家的一日三餐全要依靠饭馆，清洁卫生工作也统统交给了女佣。
在那些天里，蔡智诚享受到了多年未曾有过的家庭生活。他每天跟着邱家夫妇下饭馆，不是在大来饭店啃德国猪蹄、就是在杏花楼上吃广东烧鸡，然后就陪着老婆去逛“世界花园”。上海的高楼实在是多，里面设有这个“世界”那个“花园”，蔡家的“蛋蛋”爬过了七层的先施大厦又去爬二十四层的国际饭店，站在了望台上大呼小叫：“哎呀哎呀哎呀呀，街上的行人象蚂蚁！”
那时候，上海的居民确实就象是蚂蚁一样。三大战役期间，大批的人流从北方各地涌进上海，使这座城市的人口暴增了好几倍。流亡者的身份各异，有官有兵、有富有穷、有商人也有农民；各自境况也不同，有的阍阍噩噩随遇而安，有的咬牙切齿等待复仇，有的上下钻营谋求东山再起，有的心灰意冷准备借道跑路……然而，更多的则是被战争的浪潮席卷而来的难民，他们倾家荡产、囊中空空、妻离子散、无所适从。街头巷尾，随处可见走投无路的北方人，手里举着过去的嘉奖令、胸前挂着求助的哀告牌；车站码头贴满了“寻父”、“寻夫”、“寻子”的纸条，内容无一例外都是“某人，某年某月在某部队从军，某时某刻在某地方失踪，有知悉者请告知下落”……
在这号称“东方巴黎”的城市，每个角落都挤满了惶恐无助的人群，他们有的在求一份果腹的饭食、有的在找一片栖身的场所。那时候，上海市的“违规建筑”已经密集到见缝插针的地步，可住房依然是供不应求。“宝康里”原本是一处中西合璧、两层楼高的石库门，现在却已经不知道变成了什么结构——房顶加了又加、楼面扩了又扩，天井和客堂全都改成了卧室，甚至连楼梯上也架起了床铺，蔡智诚进出房门的时候都要在别人的被褥或者马桶之间穿行，就象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里演的一样。
但无论如何，能在房檐底下拥有一块栖身的床板都还算是幸运的，因为有许多的“Empty cents”（瘪三）不得不露宿街头。虽然地处南方，但一月的上海依然十分寒冷，身无分文的人们被冻得受不了，只好在夜里故意打架，用违犯“戒严法”的方式让警察把自己关起来。男人可以在牢房里躲避凛冽的寒风，女人和儿童就无计可施。霞飞路上有座法国人办的育婴堂，接受弃儿的大抽屉（那抽屉是装在墙上的，在外面一拉抽斗就露出来、再一推抽斗就进屋里了）每天都放满了婴儿，到最后连墙脚下都摆着孩子。
弃儿太多了，育婴堂应付不过来，修女们只好出告示招募奶妈，并且呼吁有善心的教徒们主动帮忙。蔡智诚的妻子也跑去当志愿者，忙活了一天还十分兴奋，回来说是有几十个人做了义务保姆、另有一百多人应聘奶妈。
“怎么会有那么多奶妈？”蔡智诚觉得很纳闷。
“傻瓜，那些人其实就是弃婴的母亲，把孩子丢掉了又舍不得，所以再来育婴堂当奶妈。这样虽然孩子不属于自己了，但至少不至于死在街头，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给你说，育婴堂里有好几百个婴儿，每天换四次尿片，那布条子挂得铺天盖地，啊呀，比万国旗还要复杂！”
“你又不会做家务，能在那里能洗尿片么？”蔡智诚十分怀疑妻子当保姆的本领。
“我才不做那种事，我请了一个苏州娘姨，一天给她一块钱”
“哈！这种事要自己动手才有诚心，请人帮忙，功德减半”
“……”，陈丽君顿时若有所悟。第二天一早，她就带上两位娘姨出发了。
一月份的最后一天，解放军接管了北平。
共产党并没有象他们所说的那样把“头等战犯”傅作义抓起来法办，而是态度客气的礼遇有加，这就给了其他战犯们极大的希望。南京上海纷纷传言：“美国人和苏联人出面说话了，共产党收敛多了！”，“老蒋帮杜威搞竞选，得罪了杜鲁门，现在换了李宗仁当总统，｜Qī…shu…ωang｜美国人还是要照看国民政府的……”，一时间，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立刻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他的每一个手势和每一个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