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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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快速纵队驻防在徐州一带，全运会的跳伞表演是由“伞兵南京留守处”筹备的，经办此事的头头是留守处长刘农畯。可是参谋出身的刘处长对跳伞的业务不太内行，所以只好把经验比较丰富的姜键上校请去当总教官，还挑选了二十几个骨干参加表演队——这些人在参加完运动会之后就留在南京组建“补充团”（即后来的伞兵第3团），由刘农畯当团长，姜键当副团长，其他表演队员则充实为各级军官。
说起来，蔡智诚原本也可以加入伞3团的，因为跳伞表演队的名单里有他的名字。可谁晓得，临出发的时候正巧遇到“徐州陆总”开展“党团合并”活动，上峰一道命令下来，生生地把蔡智诚和其他几个“积极分子”给留住了。
所谓“党团合并”就是解散三民主义青年团，把三青团员并入国民党或者青年党。这件事情原本并不复杂，可当时的“徐州陆总”秘书长是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的滕杰，这家伙对“政训”和“民训”工作重视得很，极力主张“借党团合并之东风，完善军队之政治制度”，而快速纵队的张绪滋司令又是个新官上任的角色，滕杰说什么他就听什么，结果就在伞兵部队里设立了“政治指导室”，蔡智诚也从中尉连长变成了搜索营的上尉指导员。
国军部队里的“政治指导员”和共军的指导员并不完全相同——共产党的规矩是“支部建在连上”，指导员主管政治，与连长一起上班、各司其职、地位相当；而国民党的“政治指导室”是建立在营级单位的，指导员是隶属于营部的连级军官，平时到各连队去训训话、打仗的时候就帮着营长押阵督战，有点象是个军法官。
国军的指导员当然也要从事政治工作。蔡智诚的业务就分为两大块，一块是“政训”，监理军人；另一块是“民训”，督导百姓。
“政训”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纠察和训话。先说纠察，当时，徐州是华东军事中心、陆军总司令部的所在地，不仅兵多官多难民多，各类报社也很多，黑头发黄头发的记者满街乱窜，随便一点小事都有可能惊动社会视听，所以上峰对军纪问题十分重视。大街小巷布满了纠察哨，火车站和汽车站更是指导员们云集的地方，纠察官发现军容不整的要处罚、遇到欺负老百姓的更要严惩。有一次，汽车第5团的一辆大道奇在街上撞翻了人力三轮车，司机一踩油门就想跑，周围的纠察队立即出动，几十部吉普车摩托车前堵后追的，愣是把那家伙拖回到肇事地点、当众给枪毙了。
训话是政治指导员的基本业务。指导员除了要主持连队的“总理纪念周”（每周一上午的政治例会）、领着大家朗诵“总理遗训”之外，还要到有关单位去进行“精神训话”。蔡智诚常去的地方是“青年训练总队”和“青年集训总队”——前者收容着被解放军遣散回来的国民党官兵、后者则关押着被国民党俘虏的解放军战士。
据蔡智诚讲，徐州的政训单位对两边的俘虏都还是比较客气的。比如徐州市长张希道在训话的时候就经常表示：“拿起枪是敌人、放下枪就成了朋友，大家彼此同胞，凡事留点余地，今后总还有见面的时候……”，真是态度真挚、语气诚恳，搞得大家十分感动。后来探察一番才知道，原来这张市长以前也当过解放军的俘虏，他的这一套全是从共产党那里学来的。
（注：张希道曾任整51师的政治部主任——老51军是于学忠的部队，属于东北军，47年初在鲁南战役中被全歼，师长旅长参谋长统统被俘。这张希道当时混在俘虏堆里没有被人认出来，让共产党教育一番就释放了）
“政训”可以采取集中训话的方式，“民训”工作就必须变点花样才行了。那时候，徐州城里经常遇到上访申冤的外地难民，有时还要搞搞示威游行什么的，每当出现这种情况，蔡智诚他们就穿上便服、装扮成老百姓混在队伍里瞎起哄，手里举着“反对赤色帝国主义”的小旗子，嘴里嚷嚷着“拥护绥靖政策！”、“还我民众安居乐业！”之类的口号，一个劲地把斗争矛头往苏联人和共产党的头上引，企图混淆视听、忽悠人民群众。
说起来，徐州的老百姓还真是十分的淳朴憨厚。这里古称彭城，曾经是楚霸王项羽的根据地，民间习俗也透着一种很特别的文化情趣——比如走道打招呼，遇见年纪大的要喊“大爷”或者“三爷”、遇见年轻的则应该叫“二哥”，因为“大爷”是魏征、“三爷”是徐茂公，都属于多福多寿、智慧贤能的人物，“二哥”武松的形象也很不错，听起来让人觉得爽气。“二爷”不能喊，因为秦琼是吐血死的、不大吉利，而“大哥”就更差劲了，那是武大郎，简直就跟骂人差不多……徐州的男人们客气，女人就更亲切了。只说一条，这里的女子对男性的尊称是“达达”，怎么样？光打个招呼就能让大老爷们酥了小半边，难怪好多专家都认为《金瓶梅》的作者一定和徐州有关系。
内战时期，处于战场中心的徐州是国民党的“政治模范区”。这里的民众不仅自发地组织各类保安武装（俗称“小保队”）配合政府“绥靖地方”，甚至到了国军败退的时候还能够“追随政府”、弃家逃亡。这种情况在全国也是十分罕见的，而其中的原因，在蔡智诚看来，一方面是由于国民党对徐州的管理比较不错，另一方面也是共产党人帮了大忙。
47年下半年，中原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陈粟兵团和陈赓兵团也相继挺进豫皖苏。三路大军插入国民党统治区的纵深，为了补给军需，就同时采取了红军时期的“走马点火”政策——部队每到一处，立即开展“斗地主”、“分浮财”运动，把有钱人家的财物分给穷人，并没收地主富农的粮食供应军队——这样的“急性土改”当然可以最快地唤起贫困农民的革命热情，也能够迅速解决部队的临时需要，但它却也存在着一些毛病。首先，这种方法只能是一次性的，经过猛烈的“点火”，下回再来的时候就无钱可收、无粮可征了；其次，这种方法很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军队“走马”所过之处，中农以上的人家几乎跑光，流离失所的难民纷纷逃往国统区，大量的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被简单地推向了斗争的对立面。
这个时期，四周都在打仗，只有徐州附近还比较平静。于是，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这个小城市（徐州是铜山县县城）的人口就激增了三十万，新开了上千家店铺，设置了近百处慈善机构，城里的街角空地搭满了大大小小的“窝棚”，随处可见神色慌张的难民。
在这样的城市里，泥菩萨和活神仙就成了安慰人们心灵的导师，算命算卦也成了十分热门的职业。黄河故道边的南马路是徐州卦摊最为集中的地方，从早到晚都围满了忧心忡忡的人群。
有一种卦摊名叫“灯下问鬼”，功效是可以通过各路鬼魂探听战场上的消息，因此能够预测失散人员的下落——战争年月的冤魂多、失踪人口也多，这种生意也就格外火暴。
卦摊上摆着签筒，签子上刻有记号，分别代表了东西南北各个方向的野鬼。算命先生打扮成道士的模样、拿着个拂尘晃来晃去，遇到顾客上门，他就开始作法，“急急如律令”，召唤鬼魂来问话。先生作法以后顾客就开始摇签了，可也奇怪，如果想探听东边的消息、东边的“鬼魂签”就能跳出来，如果想询问西边的情况，摇出来的肯定是西边的签子。连摇五六次都是如此，弄得顾客们对算命先生深信不疑。
（马甲破解：算命签子从外表上看两头都一样，但其实是一头轻一头重的。只要将其中一根的重头朝上，先摇出来的就肯定是它）
算命先生大多都是些老江湖，懂得观言察色。碰到身体结实的顾客，可以适当地弄点玄虚、一惊一诈地多骗点钱，但遇到那种体质不太好的老人，通常就报喜不报忧，赶紧地把人家打发走算了。可也有个别的新手不晓得轻重缓急，逮着主顾就胡说八道，唬得农村老太太连害怕带伤心、还没来得及掏钱就哭死掉了，结果钱没骗到还摊上个人命官司。
蔡智诚从来就不去理睬这些迷信的名堂，但罗华却信得不行。这小子简直是见佛就拜，才跪了观音又求上帝、抽空子还跟海国英念叨几句真主安拉，恨不得上战场的时候能够召集菩萨开大会，从土地公公到圣母玛利亚全都守在他身边。
自从伞兵把大队编制改成了团营连，原先的“军士长”职务就取消了，罗华不愿意留在连队当排长，死缠着蔡智诚、硬是到“政治指导室”当了一名协理员。按罗协理员的说法，连以下的军官都是容易送命的角色，进到营部就安全多了，打仗的时候可以在后面督战，仿佛进了保险箱一样。
说实话，这个时候的蔡智诚他们确实象是在保险箱里。当时，伞兵一团驻守黄口，伞兵二团驻守砀山，经常在陇海铁路线上与共军发生接触，而司令部直属的搜索营、工兵营、通讯营和辎重营却住在徐州城里，不开枪不打仗，日子过得十分安逸。
当时，伞兵搜索营的任务是保护城里的电力安全，这个差事说难不算难、说易也不易。那时候，徐州号称是“马路不平、电话不灵、电灯不明”，让人很伤脑筋——大马路成天被军车和战车碾过来压过去的，想平也平不了；电话局里只有20部交换机，原本不到一千五百门的容量却要应付三千多门电话，遇到前方打仗的时候总机房里就象炸了锅，把交换员累死也没有办法；供电问题就更难办了，徐州原本依靠贾汪电厂供电，那是个日本人建造的厂子，距离徐州60公里，装机容量1250千瓦，不仅电量不够而且还经常被游击队切断线路，弄得电灯时暗时明。为了保证电力供应，徐州“陆总”只好从联合国难民救济署弄来一台1000千瓦机组（是美国军舰上拆下来的旧设备，满出力只能达到800千瓦），在“张勋官邸”（今徐州供电局）开办了一个专用发电房，而搜索营的职责就是保证这个新电厂与“重点用户”之间的线路畅通。
当时，徐州是华东军政中心，各类“重点用户”着实不少。搜索营的游乐智营长考虑来考虑去，先列出一些“重中之重”，然后再委派下属分头负责，蔡智诚承包的是“花园饭店”、“装甲兵之友”和“空军俱乐部”——这倒是三个好地方。
花园饭店建造于1916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徐州最高档的酒店。它所在的地方原本叫做按察街，后来因为蒋介石与冯玉祥在这个饭馆里拜把子，俩兄弟一高兴就把“按察街”改名为“大同街”了，意思是说拜把成功、世界大同。可解放以后，人民政府不大同意他俩的说法，于是就把“大同街”改成了“淮海路”，还把“花园饭店”也改成了“淮海饭店”，以此来纪念淮海战役的胜利——其实，这花园饭店与淮海战役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倒是在台儿庄战役期间，这里曾经是李宗仁的指挥部。
花园饭店是各路高官途经徐州的首选下榻之地，一般人是进不来的。不是吹牛的说，1948年的春节，能在这个饭店开房间的少将以下的军官只有两个人，一位是蒋纬国上校，另一位就是蔡智诚上尉——只不过蔡上尉所开的房间是配电房，虽然面积挺大，到底还是寒碜了点。
寒碜归寒碜，照样可以进餐厅吃西餐，并且因为与服务员的关系好，牛排更厚一点也说不定。
当时，徐州“陆总”下辖济南、贾汪、蚌埠三个绥靖司令部和一个（郑州）前进指挥部，来此开会视察或者中转的各类官员络绎不绝，每当遇到王耀武、邱清泉、胡琏、孙元良等重要人物到徐州的时候，“陆总”副司令韩德勤或者参谋长郭汝瑰总要招待他们一顿，而其他官员住店就只有自己进餐厅吃饭了。
军人吃饭是不花钱的，高官们更可以随意点菜，虽然政策一样，但有的人比较节俭、有的人却比较随意。比如有一次杜聿明和王耀武住在花园饭店，开饭的时候一人只点了一碗面条，搞得一帮属下也只好有样学样、个个埋头喝面汤；可吴化文军长就大不相同了，顿顿摆满海蟹湖虾，还要喝法国白兰地，服务员说他一天能吃掉一根金条，饭量真是不得了。
这么高档的地方，一般人能进来逛一逛就觉得很有面子。当时徐州的红灯区在一个叫“金谷里”的地方，据说那儿的妓女如果能到花园饭店里住一夜，宁愿不收嫖客的钱，于是某些随从人员就悄悄带着妓女回来鬼混。有一天，服务员收拾房间的时候笑得半死，原来他在墙上发现了一首打油诗：“奔波劳顿到徐州，金谷艳遇把情留，云雨方交正浓厚，长官来到俺床头。垂首立正遭训话，一训就是俩钟头……”，真是个倒霉蛋。
在花园饭店里搞风流是不合适的，但在“装甲兵之友”和“空军俱乐部”却可以和风尘女子们打交道。
“空军俱乐部”是徐州空军指挥部开设的娱乐馆（今徐州市中山堂），“装甲兵之友”是蒋纬国创办的休闲处（今徐州市文化宫），这两个地方几乎门对门，都是跳舞厅。相对而言，“装甲兵之友”更加热闹一些，因为蒋纬国经常在那里指挥乐队，有时候还亲自操琴表演，引得好些高官都来捧场。蒋纬国的太太石静宜女士也常去那儿助兴，而且每次都带着好多外国糖果，一边分给大家还一边叮嘱说：“少喝酒呀，时局不太平，小心不要惹事呀……”，就象是哄小孩子一样。
蒋家两口子玩到九点来钟就走了，接下来就可以喊舞女们进场——当时徐州有几个从上海来的交际花，其中最有名的叫做刘茵，是个扬州人，空军和装甲兵都抢着和她套近乎，可人家刘小姐又没有分身之术，只好两头敷衍。约定俗成的办法是：蒋纬国和夫人在“装甲兵之友”的时候，刘交际花尽可以去和空军飞行员打情骂俏，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