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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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主伞之后，蔡智诚伸手去抓副伞拉环。
“抓住拉环，沿侧后方向扯开保险锁销，待确认备份伞已经拉出后，朝顺风方向抛撒……”，蔡智诚一边默念着操作程序，一边暗自嘀咕：“鬼才知道哪边是顺风，我连东南西北都搞不清了”
凄厉的寒风扑面而来，刺得蔡智诚睁不开眼睛。凭感觉，他知道自己此时的下降速度已经超过了三十米，也就是每三秒钟下坠一百米的高度。
“开伞、赶紧开伞，一百五十米以上必须开伞，不然就死定了”，蔡智诚闭着眼睛在身上乱摸一气——可就在这时候，他发觉副伞的拉环不见了！
蒲公英（十八）里讲到了“昆明12。1血案”。有网友查了资料，看见书上写的是“国民党省市党部、三青团省市团部、云南警备司令部便衣队、军官总队部分学员，第五军 688 团部分军人和鸿翔伞兵部队少数人员组成的队伍，分头出发，进攻各学校……”，于是就问：怎么还有伞兵啊？
既然问到了，马甲就试着回答几句。
一、国民党党部、三青团团部、中统云南站，以及“云南警备司令部”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主要力量，但事发的时候，他们没有在血案现场。
二、第5军没有688 团（下辖200师598、599、600团，45师133、134、135团，96师286、287、288团），这个“688团”估计是96师288团之误。在西南联大附近确实有第5军的兵营，“军官总”闹事的时候，这个军营里的士兵还用板车帮着“军官总”运石头（这群混蛋，纯属添乱），那几颗手榴弹说不定也是他们送的。
三、肇事的凶手是“军官总”，这已经勿庸置疑。
而资料中所称“鸿翔伞兵部队少数人员”，指的是蔡智诚他们。其实，“留美预备班”的这四十多个人并没有参加闹事，他们只是和军官总队住在一起，所以就受牵连了。
当然，这只是简单地说说，如果仔细分析，情况还要复杂得多。
——好了，不罗嗦这些了，咱们接着讲蔡智诚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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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掉主伞包，蔡智诚立刻去抓副伞拉环，可他的右手在胸前摸来摸去，却找不到那个救命的机关了。
备份伞伞包的外形有点象是西式的信封，包袱皮从四面对摺过来，中间的位置上装有一个拉环。只要撤除锁销、拽动拉环，就可以把副伞扯出来。
副伞包的体积比主伞小得多，用十字带绑在胸前。正常情况下，右手往肚皮上一摸，正好可以抓住那个拉环。可问题是，T5型降落伞和备份伞都是按照美国佬的胸围设计的，而中国兵的个子小、肩膀窄，瘦得前胸贴后背，这十字带挂在身上就变得松松垮垮。蔡智诚是第一次穿戴这个玩意，缺乏经验，在空中翻了几个跟头，那个小伞包就溜到左边的胳肢窝后面去了——他闭着眼睛用右手摸，哪里能够摸得到。
伸手抓了个空，蔡智诚吓出了一身冷汗，心里一着急，眼睛也睁开了。低头看一看，发现十字带还在身上，连忙顺着绑带往下捋，这才找到了那个要命的拉环。
他一把扯开锁销，也不管顺风不顺风了，拽出伞衣就往外抛。
从理论上讲，逆风抛伞，伞衣很有可能会被吹回到自己身上，可蔡智诚现在的下坠速度实在太快，侧面的风力已变得无关紧要。伞布从包裹里挣脱出来、滑过他的胳膊、嗖嗖嗖地向上窜，很快，一股巨大的力量猛地拽住了蔡伞兵，强烈地震动扯得他五脏六腹都移了位，差点没有吐出来。
与主伞相比，备份伞的伞面小，稳定性和可操纵性也比较差。伞衣打开之后，伞绳和吊带依然抖动不停，几秒钟之后，还没等蔡智诚调整好自己的着陆姿态，他就一头扑进了水田里。
幸好，那块水田刚经过翻犁，土质比较松软，蔡伞兵翻了几个跟头，虽然摔得七荤八素，却没有伤筋动骨。他坐在泥地里，头脑还十分清楚，先按照程序用伞兵刀割断伞绳、把副伞留在降落点，然后爬上田埂抬头张望，这才发觉自己居然是头一个降落的。
不一会，教官开着吉普车跑过来了，美国佬兴高采烈、竖起大拇指一个劲地喊叫：“顶好！顶好！”，夸奖中国伞兵的技术高超。
“哼！随便你怎么吹，反正老子坚决不跳第二回了”，蔡智诚拿定主意不再冒充好汉。
不过，美国人也聪明，懂得见好就收，从这以后，他们再也不提备份伞的事情了——因此，直到1949年，整个伞兵总队只有“留美预备班”的六个人具备手动开伞的资历，其中就包括了蔡智诚。
说起来，45年底的这次集训是美国第十四航空队解散之前的最后一项任务。这T5伞、备份伞、以及这次跳伞训练，都与“租借法案”有关系。
“租借法案”是抗战期间的同盟条约，其核心内容是由美国向中国军队提供30个师的武器装备和训练指导。这个方案从43年开始实施，刚装备了20个师，日本就投降了。从道理上讲，战争结束、法案就应该废止，可中美双方又搞了一个《处置租借法案物资协定》，把尚未交付完毕的军用物资继续提供给中国政府。
美援装备的总数到底有多少？有说30个师、39个师的，也有说45个师、64个师的，各执一辞，就连国民党自己也没有定论。这说不清楚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国军的物资分配没有明确的计划、通常是派系斗争的结果，因此，除了少数的“全美械师”，还有许多“半美械师”，而那些“半美械”部队的武器配置标准不一、数量不等，非常混乱，很难确定他们到底算不算是真正的“美式装备”。
当然，不管怎么算，伞兵部队都应该属于正宗的“全美械”。可话又说回来了，“全美械”也有“全美械”的难处。
首先是开销大。美军教官可不是白求恩，干活是要收钱的。他们每上一次飞机的“勤务补贴”是五十美金（中国官兵是两美金），办一个月的培训班，光是这笔开支就要耗费四万多美元，把伞兵总队整得直喊受不了。
而且，花了钱也不一定就能得到好东西。比方说，在当时，比较先进的降落伞是T7型（《兄弟连》里101空降师用的就是T7），可美国人只肯提供T5。伞兵部队需要400瓦的大功率无线电发射机，他们也不愿意给，最后还是通过蒋宋美龄亲自说好话，才从第十四航空队弄到了一台。
抗战时的“租借法案”期间，美国人提供的武器全是崭新的，可到了抗战胜利以后，《处置租借法案物资协定》移交的装备大都是些旧货和次品——大炮不配炮弹、战车没有配件、机枪的枪机也是断裂的，汽车和飞机都要先经过修理才能够使用。机场上，B29之类的先进战机一架也不给，状况好一点的B24、B25全都飞走了，留下的主要是C46和C47运输机。
“租借”到这样的“新式装备”，紧接着就需要维修。可是，机器设备和各种配件都堆放在美军仓库里，需要另外花钱购买。
美军基地存放着大量的剩余物资，有油料、弹药、被服、机械设备、零件配件，以及各种型号的发电机和电动机，甚至还有做饭的炊具，崭新的锅碗瓢盆和铁皮炉子堆积如山，用几十辆卡车也拉不完。
这些东西都是从太平洋那边空运过来的，现在再运回去也不划算，美国人就寻思着卖给中国政府。刚开始，国民政府挑三拣四、报价给得很低，美国人一生气，就在设备物资上浇汽油，放火烧掉了不少。昆明雷达站有几十匹军骡，平时由中国老百姓负责饲养，美国兵撤走的时候，先付清草料钱，然后对准骡子脑袋就是两枪——真是够缺德的。
这么折腾了一阵，国民政府只好认怂、签了个《剩余物资购买协定》，用一亿七千万美元的价格把价值九个亿（美国人的估价）的剩余物资全都买了下来。
这笔买卖看起来挺占便宜，可细算起来却不一定——“剩余物资”其实都是美国的洋垃圾，除了舰船、汽车和飞机的零配件外，更多的是牛奶、香烟、以及过期的水果罐头。南京码头堆着几万吨美国水泥，是塞班岛基地的剩余物资，运来的时候就已经失效，国军再拿去修工事，共军的炮弹落在阵地旁边、那混凝土碉堡就被震垮了。
这些“洋破烂”充斥中国市场，让中国政府欠了不少外债、让中国的政局越来越混乱，却对中国人民的生活没有任何帮助。从这个时候起，老百姓对美国人的印象不那么好了，觉得这些外国大鼻子见利忘义、全都跟奸商恶霸似的，充满了帝国主义的味道。于是，昆明的大街上开始出现了反美标语——“Go home Yankee！”，“USA滚回去！”
不过，这时候的蔡智诚还没有什么反美觉悟，当时，他正盼望着出国留学，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充满了兴趣。
昆明市有一条晓东街（在南校场附近），是个著名的繁华地段，街上有家“南屏电影院”，专门放映好莱坞大片。那时候的美国电影都是“原声片”，也没有字幕，所以剧场就安排一男一女两个翻译拿着话筒进行同步解说。
46年元月份的一天，蔡智诚跑到晓东街去看《出水芙蓉》，这是当时的热门影片，电影院里人山人海、座无虚席。银幕上正演到男主角混进女人堆里瞎胡闹，剧院的女翻译忽然在扩音器里大声嚷嚷：“蔡智诚先生，请您立刻出去！”
蔡少尉顿时十分郁闷：美国人干的风流勾当，关我什么事？
稀哩糊涂走到门口，却看见刘盛亨队长坐在吉普车上嘎嘎怪笑：“快回家吧，孟姜女来哭长城了，你还在这里出水芙蓉……”，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蔡智诚在遵义老家有个未婚妻，那女孩姓陈，父亲与蔡式超是好朋友，两家很早就定了亲。蔡小伙虽然知道这门婚约，可他从来也没往心里去，不仅退学参军的时候没有和人家商量，当兵以后也没有给别人写过信，压根就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
蔡哥哥上前线打仗，陈姑娘就在家里等情郎，可是，等到抗战胜利也没见未婚夫回来，反而听说他报考了什么“预备班”，眼看就要去美国了。大姑娘顿时觉得情况不妙：“这伞兵成天飞来飞去的已经够麻烦，如果再飞到美国去、怎么可能找得回来？”，情急之下，揣着地址就追到昆明来了。
到了昆明城，瞧见满眼的美国海报，画片上的女人袒胸露乳；再看见满大街的美国兵，车上坐着风情万种的“吉普女郎”——陈未婚妻更加慌神：“在昆明就这么荒唐了，到美国去怎么得了？”，于是进了兵营就开始哭，哭得姜键中校手足无措，只好立下军令状：“本队长一定让小蔡与你成亲，不先结婚决不让他去美国！”
于是乎，等“蔡留学生”回到营房，姜键队长已经把休假手续办好了。长官命令蔡智诚少尉立即回家娶媳妇，“不把婚事办妥不许归队！”
就这样，46年的春节，蔡智诚成了已婚男人——在以后的人生岁月里，蔡老先生从来不曾后悔自己娶了一位聪明果敢的妻子，他只是有点埋怨刘盛亨没有让他把《出水芙蓉》看完，“害得我几十年都不知道电影的结局”。
结婚休假期间，蔡智诚在遵义住了四十天，新婚燕尔的这段日子，并没有让他觉得特别快乐。
父亲蔡式超对时局不满，动不动拍桌子发脾气，甚至看见儿子身上的美式军服也觉得不顺眼：“没有自尊就不能自强，靠别人援助的国家成不了强国，穿外国衣服的军队太没有志气！”；
姐姐蔡智慧也显得很郁闷。有传言说，当接收大员的姐夫在外面“接收”了一个什么女人，这消息弄得她成天心神不安。
二哥蔡智仁娶了一位苏州女子，新媳妇从照片上看很漂亮、却不知道命相如何？蔡家妈妈对此事十分担心，找了若干个算命先生研究这个课题，结果似乎不大理想。而更让母亲感到难过的是，大儿子蔡智明的骨骸还没有找到，小女儿蔡智兰也没有下落，当时，家里人都认为妹妹多半是不在了，却只有当妈妈的坚信自己的直觉：“幺妹肯定还活着，她是遇到了什么难处回不来”。
刚刚过去的一场战争，使原本富裕安康的生活日渐窘迫、也使得原本人丁兴旺的家庭七零八落。而眼下，又一场战争即将来临，未来的前景让蔡智诚忧心忡忡。
1946年的3月，伞兵总队移防到了南京，部队编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时候，因为何应钦的“陆军总司令部”被撤消了，伞兵部队就划归空军司令部领导，名称也由“陆军突击总队”改成了“空军伞兵总队”。
伞兵总队进行了整编，原先的二十个队合并成四个大队和一个补充队，新来了一大批步兵军官，部队的指挥层也进行了重大变动。各大队的主官全都是新调来的生面孔，个个都不会跳伞、更没有空降作战的经验，而抗战时期训练出来的军官却只能担任副职，有的甚至被调出了伞兵部队——蔡智诚始终不大明白马师恭司令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个举措的后果完全是颠覆性的：主官不懂业务，伞兵总队也就失去了伞降作战的能力，从此由一支特种兵变成了普通的轻装摩托化部队。
伞兵整编以后，蔡智诚被分配到总队参谋处，职务是参谋三科的附员。总队参谋处总共有四个科，二科负责情报、三科负责作战，“留美预备班”的学员全都集中在这两个科里。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这一期留美学生的进修方向是“参谋业务”，留学之前必须具备一年以上的参谋阅历（顺便八卦一句：由陆军选送的黄仁宇先生也是这一期的“预备生”，他也是先当了一年参谋，然后才进了美国陆军参谋学院）——因此，总队参谋处的“附员名单”就成了留美预备班的花名册，如果有谁被派到基层单位去当带兵官，就说明他已经被淘汰了。
伞兵总队的队部设在南京市郊的岔路口（今解放军空军气象学院），四十多个“参谋附员”聚集在参谋处里，其实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工作太清闲，参谋们就不务正业。一帮人为了迎接“国民大会”，鼓捣出了一首“新中国伞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