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元首-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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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是权力。奥托对此反驳说，权力不过是实现纲领的手段罢了。“这些都是知识分子的意见”，希特勒简略答道，“我们需要权力！”很明显，希特勒并不喜欢奥托，片刻后便指责他与赤色分子同流，反对卡普政权。
奥托立即予以反驳。自称为国家社会主义者的人，怎么能支持像卡普那样的反动分子？他解释说，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曾在柏林奋斗，就像希特勒曾在慕尼黑反对苏维埃统治一样。各自的道路似乎都是正确的；他才是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
鲁登道夫插话了。“民族主义反对派的政治不可能是共产主义政治”，他说，“也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政治。”他当辎重兵监时，比诸工人、资本家的麻烦还多些。他这一席惊人话顿时使空气为之一新，会晤也就在友好中结束——但格里戈尔未作肯定的答复，他要思考一番。当晚，格里戈尔对弟弟说，他已下定决心与鲁登道夫和希特勒会师，即使他对希特勒的印象不深。“将军会恰到好处地使用他的”，他说，“在这方面，我信任鲁登道夫。”
希特勒拒绝向奥托·斯特拉塞透露党纲，其原因不在于他没有或难于启齿，而是因为他太顽固，不愿与曾反对过卡普的“卖国贼”讨论这一问题。还有，希特勒此行的目的是要争取格里戈尔和他的部队。在分别时，他感到，这两者最终肯定会加入他的阵线。格里戈尔·斯特拉塞与他同属一种人：上过前线的下级军官，与他一样，也曾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很明显，他也是个有信念的人；是个炽烈的民族主义者，既反对马克思主义也反对资本主义，且认识到，犹太人是这两者的“脊骨和大脑”。
自他加入小小的德国工人党以来，争取格里戈尔·斯特拉塞不过是希特勒完成的一项业绩而已。不到一年时间，他不但改变了党的性质，而且还将党员人数提高到近3000。他把所有时间都奉献给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他到处游说，使他本人和党均相当出名。他曾作为主讲人出席过约80次群众集会，在卡普起义期间曾与埃卡特一同前往柏林，曾在国家社会主义者萨尔斯堡大会上讲过话。
讲坛上所取得的成功并未冲昏希特勒的头脑。其实，他常在自己室内踱来踱去，不断向他的警卫乌尔里希·格拉夫（原是个屠夫）抱怨自己无能，“不能出去，把自己所知道的告诉人民，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告诉他们。能讲演就好了！能讲演就好了！”他常常这样高喊。由于对自己的讲演方法和群众大会的掌握方法均不满意，他便顽强地对这两者实行改进。为此，他参加过对手的群众集会，并发现对方的主讲人在演讲时，“其风格有如妙语连篇的报刊文章，又有如科学论文，没有激烈的言辞，还不时有些小笑话。”这种冗长的集会使他懂得了该忌讳的是什么。他把自己的讲演搞得既生动活泼又具有鼓动力。气氛也是实事求是而亲切，常有免费的啤酒、香肠之类供与会者享用；有时，若党的经费许可，还有手风琴演奏和民歌助兴。然后，心理上的火候一到，希特勒本人便在奏乐声中和舞动的卍字旗群中出场。通常，他开讲时总是心平气和。然后，如同一个演员一样，他善于觉察听众的感情，按听众的需要调整齐讲演方法与内容，使会议达到高潮，使听众几乎无法控制其热情。
群众集会的成功并未使希特勒满足。他需要一个更宽阔的论坛——一份自己的报纸。原来那份《kanshuba。org：看书吧民观察家报》由于诽谤言论太多，早已处于破产边缘。这份报纸正是他所需要的，而财政危机也正是他所期待已久的时机。12月17日清晨两点钟，希特勒突然闯到埃卡特的住处，激动万分地宣称，由于债务过多，必须将《kanshuba。org：看书吧民观察家报》卖掉，但有落入外人之手的“危险”。有个分裂主义者企图将它买来作为宣传自己的纲领的论坛。党必须将它买过来。出价是便宜的——仅18万马克。希特勒确信，埃卡特肯定能在有钱的朋友中凑足这笔款子。
次日上午8时，德莱克斯勒出现在埃卡特的门前。对一个具有后者的生活习惯的人来说，这是个有苦也难言的时刻。“起初”，德莱克斯勒回忆说，“他发了一通脾气。后来，我们便一同外出。”至中午时分，他们已从冯·埃普将军处（埃普的“自由兵团”各部曾于1919年协助推翻了慕尼黑的苏维埃政权）募得6万马克，从其他捐款人中（包括一名反犹的医生在内）募得3万马克，德莱克斯勒本人承担了该报10万多马克的债务。当日下午4时，购买《kanshuba。org：看书吧民观察家报》之登记手续便办理妥当。到此时，希特勒及品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主要是靠了一个行为古怪的作家和一个工具制造者的帮助——已为下一步的跃进作好了准备。
（4）
一个月后，即1921年1月22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慕尼黑召开了第一届年会。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在巴伐利亚的右派政治力量间，党已发展为一股具有相当实力的势力。这主要是因为希特勒具有磁一般引人的个性和迷人的精力。还有，希特勒之讲演才能，把原来的组织从清谈引向行动。大多数党的创始人，包括德莱克斯勒在内，对这一转变都倍感关切。他们虽然感激希特勒为毫无生气的党带来了活力，但又觉得这是否值得。在极短的期间内，希特勒便占据了统治地位，得到周围人们的支持。这些追随者——罗姆、斯特拉塞兄弟、罗森堡——带来的，可以肯定，是暴力的预兆。希特勒的许多私交和同人，对这个老兵都非常反感，他们觉得，他的波希米亚同僚太多了。还有，哪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会与银行家、企业家以及像贝希斯坦那样的社会主义者保持如此亲密的关系？
表面看来，第一届年会似乎是希特勒发动叛乱，公开夺权。垂手可得的权力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只有411名代表响应前往慕尼黑的号召，希特勒耐住了性子；另外，关于政策和策略方面的越来越大的分岐，普通党员也不甚了解。因此表面上，大会似乎仍很团结，但知情人却明白，大会在明争暗斗，于是，大家便齐心协力，准备12天后让希特勒在济尔库斯·克罗纳成功地露面。
那年冬天，日子特别难熬。在德国全境，抢粮事件此起彼伏。巴黎“盟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向德国索取巨额战争赔款更加剧了社会混乱，处于破产边缘的德国，支付1340万金马克的战争赔款。许多人已在寒冷中生活，饿着肚子。据信，年工资额仅够工人糊口，连中产阶级也得过苦日子。
由于群情激愤，各主要政党均在考虑是否在科尼希广场举行联合抗议示威。这一行动因害怕赤色分子将他们分裂，后来被取消了。2月1日，希特勒要求作出最终决定。行动委员会因组织不充分，答复他们“拟”在一周内举行大会。“听到这点，我已忍无可忍，决定独自举行抗议示威大会”。当日中午，希特勒便在皇冠马戏院订好了次日晚上的大会场地——经理是党员，据说，他向希特勒收费低廉，甚至免费——之后便口述了一份华而不实的海报内容。许多忠实的党员都为之作呕。马戏院可容纳观众6000名，由于时间如此紧迫，不可能有更多听众前来。
海报直到星期四上午才张贴出去。当日雨雪交加。希特勒本人也为之发愁，匆匆口述了传单内容，便派人送去付印。下午，他们坐上两辆租来的卡车，张灯结彩，打着卍字旗，在城里游荡。每辆车上有10多个党员，他们一边喊口号，一边撒传单。在慕尼黑街头出现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宣传彩车，这还是首次。在某些工人住宅区，他们受到的“欢迎”是举起的拳头和愤怒的喊声。
7时左右，希特勒收到了从皇冠马戏院打来的、令人沮丧的电话：大厅里听众寥寥无几。10分钟后，情况稍好；至7时45分，厅内四分之三的座位已被坐满，其房门口还排着一条长龙。希特勒进入演讲大厅时，与一年前的霍夫布劳斯一样，他“满心欢喜”。“大厅里挤满了成千上万的人。它像一颗巨型炸弹，横卧在我跟前。”整个马戏院都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
“前途或毁灭”——这是他演讲的主题。他满心欢喜，坚信自己的前途就寓于眼前的人群中。开讲半小时后，他已与听众沟通，知道听众是属于他的。“自动爆发的掌声”开始打断他的讲演。之后，会场一起沉寂，极为庄严。“在这巨大的人群中，你所能听到的，莫过于呼吸声。最后一句话一完，场内立刻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人们用最大的热情高唱《德意志土地》之歌，大会就在一起歌声中结束。”使人们的感情像洪水般倾泻出来的希特勒，自己也被此情此景陶醉了。他在讲台上呆呆地站立了20分钟，目送着人们退场。之后，他“兴高彩烈”地出门步入雨雪中，回到自己又黑又冷的小屋内。
希特勒在皇冠马戏院的表演，在慕尼黑报界既受到嘲笑，也受到赞扬。辱骂和嘉奖同样令他高兴。他觉得他遭受反对和猛烈攻击的情况也表明，他已打动了人们内心的感情。尽管骚乱由他而出，希特勒却成了颇受尊敬的民族主义势力的宠儿。民族主义者当时正把慕尼黑变成其首府，且得到警察局长及其下属即“政治处”主任的秘密支持。平时，人们纷纷向警方投诉说，当警方未能预先下手时，党破坏了和平，要求保护纳粹等等。这两名官员尽力将这些暴怒压了下去。“我们明白，这个运动，即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是不该镇压的”。3年后当希特勒受审时，他们出庭作了证。“我们确实那样做了。我们有意克制自己，因为我们在党内看到了德国再生的种子。我们一开始便坚信，这个运动最有可能在深受马克思主义之害的工人中生根，并把他们争取到民族主义的营垒中来。我们保护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希特勒先生的原因就在于此”（*保护激进右派势力的还不止这些人。即使希望遏制希特勒的军人，以及法官、警官、国家和地方官员，对卷入暴力的民族主义者也表现得相当公正。从1919年1月至1922年6月，发生在德国的376宗政治谋杀案件中，22宗系左派所作，354宗为右派所作。左派平均监禁达15年之久，而右派却只监禁14个月。10名左派分子被处死刑，右派却一个也没有。）
巴伐利亚政府也多少给了他一点官方承认。希特勒和其他党的领导人受到了右派总理古斯塔夫·里特·冯·卡尔的接见。这位总理致力于维持巴伐利亚的奇特的地位，使之免受魏玛政权的侵犯。巴伐利亚仍保持许多自治权（例如，它有自己的邮政）并继续抵制愚昧的北方佬发来的任何指示。在这件事上，希特勒与卡尔找到了共同的基础。虽然卡尔在许多问题上与这个“狂暴的奥地利人”有分岐，但他感到在他自己与魏玛的斗争中，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的这个领导人是有用的宣传工具。
卡尔的友好接待使公众注意到，希特勒现在已代表一股政治势力。这，希特勒是欢迎的，因为他与老头子的分岐现正向赤热化发展。由于希特勒本身的吸引力气强和群众对他们的兴趣颇浓，他已变成了知名人物。这情况表明，他不但改变了党原来的目标，而且也有意夺取全权。因此，他的政敌便利用他在柏林之机（他拟在该处加强与保守分子、民族主义分子和右翼激进分子的联系），与奥斯堡的一群社会主义者结盟。这似乎并无害处，但希特勒意识到，这是狡猾的一招，目的在于削弱他的影响。他急忙赶回慕尼黑，乘其不备，发动反攻。7月11日，他宣布退党。3天后，他将退党原因以最后通牒的形式提交给全体党员。他提出，除非他出任党的主席并被授予独裁的权力，否则不再返回党内。“我之所以提出这些要求”，他说，“不是因为我对权力如饥似渴，而是因为近日的事件使我加倍相信，如果没有铁一般坚强的领导……党便会在短期内失去平原来的性质：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工人党，不是西方的某个协会。”这是希特勒从战争中带回的思想——领导原则，对指挥官绝对服从——首次明确出现。
希特勒让委员会在18天内采取行动。德莱克斯勒怒不可遏，拒绝妥协。由于当时党内又在散发一本匿名的小册子，形势便更加严重了。这本小册子名叫《阿道夫·希特勒——叛徒？》是事实与幻想混为一谈的捏造，旨在中伤。但是，大部分内容——例如，希特勒称自己为“慕尼黑之王”，在女人身上浪费了大笔金钱，是犹太人花钱雇佣来的之类——都太荒唐可笑，连作者本人也不会相信。
8天的期限过去了。德莱克斯勒和委员会仍继续拒绝行动。看来，希特勒的讹诈是要失败了，但是，在最后一次的秘密会议上，埃卡特劝说德莱克斯勒妥协奏效。德莱克斯勒继而说服了其他执行委员，理由是，除希特勒外，他们仍可组成一个小组。于是，他们便正式通知希特勒，答应赋予他所要求的独裁权，并用华丽的词藻，请他出任党的主席，以表彰“您之异乎寻常的学识，您为本党之成长作出的不平凡牺牲和光荣的贡献，以及您之不平凡的雄辩口才。”
为让希特勒正式就任党的主席，决定于7月29日召开一次特别大会。大会由一名叫赫尔曼·埃塞的巴伐利亚人主持。尽管希特勒年轻，埃塞成了元首的心腹顾问之一。埃塞喜与女人交往，并以此著称，希特勒称他是一条“必须拴链的猎犬”。会上，他将希特勒介绍给听众。接着，希特勒便宣称，为使本党不致蜕变为茶馆，他曾反复进行斗争。“我们并不希望与其他组织联合”，他说，“我们坚持让他们合并进来，这样才能保持领导权。谁不接受，可以走。”这话是针对奥斯堡小组和其他城外人说的。“我们的运动源于慕尼黑，也要在慕尼黑进行下去。”在结束讲话时，他一再重申与德莱克斯勒的友谊，并说，他准备就任党的主席。投票结果是：543票赞成，1票反对。
希特勒及其“武装的波希米亚人”掌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