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帝全传-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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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司法官丢开法律随意处罚。因此只能严格按律判决，希望陛下体察。”过了好一会，文帝说：“廷尉是对的。”
又一次，有人偷汉高祖祠庙塑像座前的玉环被抓获，文帝很恼火，要廷尉治罪。张释之按有关偷盗宗庙器物的法律规定判处弃市（杀头示众）。文帝大怒，说：“这个人无法无天，竟敢偷先帝祠庙里的器物。我把他交给廷尉的意思是想判处族刑，而你却按法律的一般规定论处，这不符合我恭敬承奉宗庙的心意。”张释之见文帝大怒，就免冠叩头说：“法律并没有盗哪个庙罪重、盗哪个庙罪轻的规定。现在偷了高祖庙里的器物判族刑，万一有愚民在高祖的坟墓长陵上抓了一把土，陛下将按什么法来判罪呢？”文帝无话可说，与太后商量了一阵，最后还是认为廷尉是对的。
公元前157年夏季六月己亥日，汉文帝卒于长安未央宫，乙巳日葬灞陵（在今陕西西安市东），谥“孝文”，庙号“太宗”，年45岁。
第六章 景帝刘启
一、削藩平叛国泰民安
汉景帝刘启是西汉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之孙，文帝刘恒之子。刘启在父亲为代王时生于代国（今河北蔚县一带），母亲窦姬。在代王刘恒入京做皇帝前后，代王王后及其所生四子相继病死，刘启成为文帝长子。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刘启立为太子，母窦姬为皇后。文帝在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病逝，32岁的刘启即位，是为汉景帝，母为皇太后。
西汉开国之初，分封了一些同姓诸侯王，这些诸侯王的封地和权力都很大。他们拥有军队，自置官职，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不断增长，到文帝时济北、淮南二王相继谋反，屏藩汉室的诸侯王已经成为中央朝廷的严重威胁。当时，贾谊曾尖锐指出，藩王势力是汉朝的一大疾病，必须设法割除；晁错也提出相同的见解，主张削藩。但文帝没有彻底推行他们的主张。景帝即位之初首先面临的国家急务即是如何解除藩王势力对汉室的威胁问题。在此问题上，他充分采纳了晁错的主张。
晁错胸怀大志，博学多才，能言善辩，曾任太子家令。景帝即位以后，任命他为内史，旋又拜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对于藩王的情况，他颇为熟稔。他以为，藩王中势力强大而又最危险的是吴王刘濞。刘濞是刘邦之侄，当初刘邦封他为吴王以后，就预计他日后可能反叛，颇有后悔之心，但业已分封，也只好静以观之。刘濞至国以后，即收买人心，发展势力，企图有朝一日夺取帝位。景帝为太子时，吴王太子入京，与其争夺道路，被景帝误伤而死，刘濞怀恨在心，更加紧了准备叛乱的步伐。到景帝即位，刘濞已经准备了40年，成为威胁最大的诸侯王。
故此，晁错主张先削吴王的封地。他对景帝说：“过去吴王因太子死于陛下之手，对朝廷深怀怨恨，诈称有病，不来京朝拜天子，按照古法应当诛杀。文帝不忍加刑，赏赐几杖，允许他不来朝拜，恩德可谓宏厚。吴王不改过自新，反而越发放肆，开山铸钱，煮海制盐，招诱天下逃犯，谋图叛乱。现在削夺他的封地他会造反，不削夺也会造反。削夺，他仓促早反，祸会小些；不削，他准备充分再反，祸患更大。”
晁错的主张遭到了外戚窦婴的反对，削吴的事只好暂时搁了下来。不过，此外的楚、赵、胶西三国分别以罪被削，楚王削了东海郡，赵王削了常山郡，胶西王削了6县，晁错又修改有关律令30章，一时诸侯喧哗，反响强烈。各藩王自然把晁错视为眼中钉，恨不能食肉寝皮。晁错的父亲也感到儿子大祸临头，特意从家乡颍川赶到京城，劝说儿子。晁错不听，其父服毒自尽。晁错不为所动，仍然力主削夺吴王。最后，景帝决定削吴会稽、豫章二郡。
吴王刘濞见朝廷削藩，就开始举行叛乱。他首先派人勾通了楚王刘戊，随后又扮成使者亲自前往楚国面见刘戊，达成叛乱盟约；接着，又以诛晁错、安社稷的名义，联合各地诸侯王起兵。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削吴诏书一到，刘濞首先在广陵（今扬州）起兵，国内14岁至62岁的男子统统征发，共二十余万人，西渡淮水，与楚兵合一，奔梁地而来；接着胶东、胶西、济南、淄川四国起兵，包围齐都临淄；赵国则把队伍集结在封地西界，拟与吴兵汇合西进。如此以吴王为首，卷入叛乱的共有七个藩王，史称“吴楚七国之乱”。
当此之时，曾任吴相、与晁错有隙的袁盎在窦婴的引见之下，乘机以七国之乱“诛晁错，发稷社”的幌子为由，说动景帝杀晁错以息叛乱，称声如此则可以兵不血刃，叛乱自平。景帝为人仁慈，听后沉默未语。他想到晁错与自己交情深厚，又是朝廷得力的栋梁大臣，感到于心不忍；但又想到兵戈一起，将会杀人盈野，血流成河。权来衡去，最后说：“真的是这样，为了天下安定，我不爱惜一位大臣。”于是一面调兵遣将，一面诛杀晁错，并任袁盎为太常，派他与宗正刘通整装东行，去宣谕吴王息兵。
景帝杀晁错，自然让诸藩王快心如意，但他的停战诏谕却受到了吴王无情的嘲笑：“我已经是东方的皇帝了。还有谁配给我下诏？”此时，景帝方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他一方面后悔杀了晁错，一方面，抛弃幻想准备武力平叛。他派郦寄率领一支队伍击赵，派栾布率领一支队伍入齐，派太尉周亚夫率36将军计伐吴楚叛军，又召窦婴拜为大将军，屯兵荥阳，监视战局。
周亚夫率兵坚守昌邑，并派出一支奇兵出淮泗口，截断了叛军的粮道。叛军猛攻梁国，梁国向亚夫求救，亚夫拒不出兵。梁王又派使者请求景帝，景帝诏命亚夫出兵救梁，亚夫取孙子“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态度，拒不奉诏。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形势变为对叛军不利。吴王打算西向，梁国守城，不敢冒进；进攻昌邑，亚夫高垒不战；叛军粮道断绝，士卒饥饿溃散。最后楚王自杀，吴王逃奔东越，后被东越人杀死。吴楚叛乱。3个月就被平定了。栾布率军至齐，很快就打破了胶东、胶西、济南、淄川四国的联兵，四王全部伏诛。接着栾布回兵助郦寄攻赵，引水灌城，赵王自杀。至此，七国之乱全部平定。
七国之乱平定后，景帝把叛王封地做了一番调整，又乘平叛的余威，于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把王国的行政权和官吏任免权收归中央，并裁减王国官吏，降黜他们的秩位，王国的独立地位被取消。从此，诸侯王只能衣食王国的租税，不能过问行政，成为只有爵位而无实权的贵族，藩王对朝廷的威胁基本上得以解除。
二、休养生息国安民泰
景帝即位后，继续奉行文帝的治国方针，保持安定局面，发展生产，休养生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对内采取重农、薄敛、轻刑和教化的措施，对外则采取了继续和亲匈奴的措施。
景帝即位的次年正月，了解到了各地农牧资源不平衡，有的郡县缺乏农牧条件，有的郡县却地广人稀，利于农牧，而当时政府不许人民迁徙，他于是宣布允许人民迁徙到地广人稀的地区去发展生产。为了鼓励农人田作，同年又宣布减免一半田租。田租是国家征收的土地税。汉代田租常制是“什伍税一”，即立纳收成的十五分之一；景帝改为“三十税一”，即交纳三十分之一。景帝一直重视农业生产，直到晚年，还不断地强调农桑之本的重要。为了与民休息和发展生产，景帝颇慎使用民力。他在位期间，除为自己修建了一座规模不大的阳陵外，基本上没有兴建其他土木工程。
轻刑也是景帝比较重视的一项安民措施。文帝曾减轻刑罚，废除了历代相传的肉刑，把肉刑改为笞刑，如当割鼻者改为笞打三百，当断左趾者笞打五百，景帝看到笞刑多把犯人打成残废甚至打死，所以一即位就开始继续减轻刑罚。笞刑经景帝几番更改，这才避免了犯人死于刑下。磔刑是当时一种分裂尸体的酷刑，景帝把磔刑改为弃市。景帝还数次大赦天下。为了避免枉屈无辜，景帝三令五申，强调决狱务必先宽，即使不当，也不为过，并提醒法官不可“以苛为察，以刻为明”，要求判案时尽管依据律文应该治罪，但若罪犯不服，必须重新评议，一切都要体现宽厚仁慈。
在思想领域，景帝奉行黄老的无为而治思想，学术上则对诸子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允许各家争鸣。处士王生是黄老道学大师，常被召居宫内，成为景帝的座上客。景帝在崇尚黄老道学的同时，也很注重儒家的教化作用。当时为儒家设立了不少博士官，《诗》、《书》、《春秋》等均立博士，景帝起用《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和胡毋生为博士，这种活跃局面大大推动了儒家的教化和影响。地处西南的蜀郡，各族杂居，文化、风俗都很落后，郡守文翁选郡中小吏张叔等十余人入京拜博士官求学，数年后返回郡中，文翁在成都市内盖起中国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成都学馆，使蜀郡教化大行，文化一跃而与齐鲁等地并驾齐驱。后来普及全国的郡国学校就是以蜀郡学馆为楷模建立起来的。
外交上，景帝继续采取汉初以来与匈奴和亲的政策。景帝在前元元年（公元前156年）派御史大夫陶青到代郡边塞与匈奴商谈和亲之事。次年秋天，又与匈奴举行和谈。到景帝前元五年，汉朝遣送公主嫁与了匈奴单于。尽管汉匈和亲，但匈奴一方还是时常小规模地入侵汉境。对于匈奴的入侵掠夺，景帝从维护汉匈和好的大局出发，从未进行出兵反击，最多只是增调部分骑步兵屯守防御。为了维护汉匈和睦关系，景帝还在汉匈边界设置关市，互通有无，大大促进和便利了汉匈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这种宽厚的对匈政策，保证了汉朝社会的安定局面，对人民的休养生息起了很大作用。
景帝在位期间，奉行文帝的治国方针，维护安定，与民休息，使当时社会经济稳定地向前发展。这段时期与文帝时期在历史上合称为“文景之治”，是西汉王朝的升平时代。
三、择贤任能是非分明
汉景帝所以能创下“文景之治”的政绩，除了推行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司法、外交政策以外，和他的知人善任，是非分明有关，也和他温柔敦厚、穆静仁慈的性格不无关联。
对于一位君主来说，能够识才择贤，固然不易，而能够不以好恶定去就，是非分明，就更不容易了。这两方面，汉景帝都做得不错。
郅都是执法不避权贵的严酷官吏。济南有大豪强氏族，历任郡守无人敢制，景帝拜郅都为济南太守，郅都诛杀该族首恶，一年之后，济南郡成了道不拾遗的清明境界。后来景帝又任郅都为雁门太守，匈奴畏惮郅都，引兵远避，不敢靠近雁门。宁成也是执法不避权贵的严酷官吏。长安居住着许多宗室权贵，胡作非为，京官无人敢管，景帝调宁成为中尉，一举就镇住了犯法的宗室权贵。程不识敢于直谏，景帝任他为评议朝政的太中大夫。石奋有震主之威，景帝调他为诸侯相。周仁守口如瓶，景帝任命他为郎中令，作为贴身近臣。景帝用人，均力图做到择贤而任，用其所长。
外戚是汉室从高祖时起就很敏感的问题。景帝对此颇能分清彼此，不以偏概全，既不让外戚专权，又能任用确有才能的外戚以适当的官职。窦婴是外戚，吴楚之乱时，景帝考察宗室诸窦，没人超过窦婴，就拜他为大将军，率兵镇守荥阳，窦婴未负重任。但后来窦太后几次让景帝拜窦婴为丞相，景帝没有听取，窦太后颇有埋怨情绪，景帝说：“难道您老人家以为我舍不得把丞相这个职位给他吗？他这个人沾沾自喜，行为轻薄，丞相须老成持重，他难于胜任。”经过慎重考虑，还是拜卫绾当了丞相。
公车令张释之是文帝的直臣，景帝刘启为太子时与胞弟梁王刘武共乘一车入朝，行至司马门没有下车，张释之追阻，不许他们入殿门，并告了一状。事情惊动了薄太后，文帝向薄太后免冠谢罪，自责“教子不谨”，搞得太子相当难堪。景帝即位后，没有怪罪张释之，仍然让他官居廷尉原职。张释之后来转为淮南相，以老善终。而上大夫邓通是文帝的宠臣，他没有任何才干，只是在一个偶然的机遇得到文帝厚宠，文帝竟把严道（今四川荥经）的铜山赏他铸钱。文帝长了一个脓疮，邓通常用嘴为文帝吮吸脓血。文帝问邓通谁最爱他，邓通回答太子最爱他。等太子刘启一到，文帝就让刘启为自己吮吸。刘启虽然照文帝吩咐做了，但面带难色，后来知道了事情的根由，不免对邓通有所怨恨。文帝死后，景帝刘启考虑邓通除讨文帝偏爱别无才能，就免去了他的官职，让他回家居住。后来邓通越境铸钱，触犯法律，景帝只是没收了他的家产，也没有把他治以死罪。
不仅对臣子如此，景帝对同胞姐弟以及宫中的妃嫔们也充满了仁爱之心，多能体谅、庇护，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冲突；同时，他又是非分明，原则性的问题坚持不放，决不姑息迁就。其中最显著的例子要算对待弟弟的继位和皇后的设立问题。
景帝的母亲窦太后共生2男1女，景帝刘启为长子，弟弟刘武封为梁王，姐姐刘嫖称长公主，嫁给了陈午。景帝同母兄弟仅有刘武，所以自幼与刘武形影不离。刘武封王至国后，连年入朝，常被挽留京师。一次，景帝设家宴招待梁王刘武，当时朝中还未立太子，景帝喝得高兴，对梁王说：“等我百岁之后，把帝位传予梁王。”当时梁王和宠爱小儿子的窦太后听了，并未认真。后来梁王因平定吴楚七国叛乱有功，再加上窦太后的宠爱，便不可一世起来。他建了一处方圆300多里的东苑，并把国都睢阳（今河南商丘）扩建成为周长70里的大城，在城内大兴土木，营建宫室复道，出门打着天子旌旗，队伍千乘万骑，简直就与皇帝一样。又多作兵弩弓箭，招揽四方豪杰，羊胜、公孙诡等谋士纷纷投奔梁王。经过时间的推移，窦太后和刘武对“传位梁王”的话认真起来，打算让景帝确立刘武为帝位继承人。袁盎和大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