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男的大明-第4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除太监干政的土壤，对吴应熊很有好感，没想到吴应熊对东林党也没太多好感。
东林党源于顾宪成，他在万历二十二年被削去官籍返回故乡无锡，和弟弟顾允成修复了无锡城东的东林书院。这所书院原本是宋代大儒杨时创立，杨时是宋代大儒程灏、程颐两兄弟的门徒，是“二程学说”的正宗嫡传。后来宋代大儒朱熹则是杨时的弟子。顾宪成重修东林书院时，宣布他继承杨时衣钵。当时，不少怀抱道义而不被当政者所接纳的士大夫退归林野，东林书院的重建使他们找到了知音，因此都争相前来，使得“学舍至不能容”。
讲学之余，东林党人聚在一起，用委婉的语言议论朝政，褒贬品评执政的大臣。用“君子”和“小人”去区别政治上的正邪两派，东林党人号称“清流”影响天下舆论，此时，钱谦益是东林党的领袖之一。
东林党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讳言“党”及“朋党”，常以“吾党”自称。在他们的语汇中，“党”，已不是“同乡”、“乡党”之意，而是“同道”、“志同道合”之意。本来传统儒家以为“君子不党”，但东林党人高攀龙、钱一本等人认为，小人可以有党，君子也可以有党。
刘宗周的认识则更进一步，他否认小人有党，而君子以同道为朋，以自绝于小人为党，将党视为正人君子的代名词，给“党”、“朋党”这一概念做了新的诠释，改变了贬义的内涵，结果使得明末党争更加厉害，朝廷一事无成。
但吴应熊觉得，东林党人，只会满口道德文章，“文人误国”。长期的上层生活，使得东林党人严重的与支持整个农民阶层脱节，不知道民间的疾苦。讲起大道理有一套，真正有用的实际行动没有。吴应熊主政江南的第二把火，便烧向了他们。因为吴应熊认为，明末的党争，也是大明亡国的重要原因。
在明朝，阉党、武将、文官是明朝的三大政治集团，土木堡之变后，明朝武将系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使得朝廷的政治势力仅剩了文官和阉党，大大加深了阉党和文官的斗争，明末东林党因此而生。崇祯皇帝一下子把阉党连根拔除，这样东林党就失去了掣肘，一家独大，这些东林党人对皇命阳奉阴违，使崇祯皇帝有力无处使，觉得“文臣个个可杀”。
吴应熊知道，东林党主要以江南士大夫为主，靠的是在全国各地讲学的东林书院笼络天下读书人的心，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东林党人的书没白读，骂功十分了得。不论是市井的歌谣，还是朝堂上直接的上疏弹劾，被盯上的人名声立马顶风臭十里。
在明朝后期有一个“怪现象”——任何国家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控制的政策，任何国家试图增加工商业税收的行为，都必然遭到东林党坚决一致的抵制排斥，“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几乎成了他们无往而不胜的理论法宝，“农本商末”在他们那里的意思仅仅是你国家要打就只能打农业的主意。终于，最贫穷的西北农民起义了，还攻进了北京。
本来明代的财政在万历之前以农业税主，而明代张居正改革重在税收，重点从征收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的税收。这自然大大触动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团，在这个背景下，东林党开始形成。张居正一死，东林党就废除这个税收制度。万历皇帝心知继续征收微薄的农业税，不但国库不够用，而且农民也无法忍受，便把工商税收到内库。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贪财之迷。而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正是内库的工商税。
但是，通过“廷击”、“红丸”、“移宫”三案，东林党终于在万历死后第一次把持了朝政，他们马上逼迫泰昌废除了各项工商税收。当时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发达，而几乎不用交什么税。北方各省的农民则难以忍受高高的税收，一遇到天灾更是食不果腹。北方农民水深火热，江南的行商坐贾们又是怎样一番情景？
以《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为例，他不仅仅是明朝成化以来广泛流行的房中术和性享乐主义风潮下一位虚拟的集大成者，他的故事更是真实再现了晚明江南“市井贩鬻”、“逐末营利”的商业盛景。
西门庆除了正常经营外，还涉嫌偷税漏税。按照明朝税制，三十税一，已经算很低的税了，韩道国一万两银子的绸缎货物，应当纳税300多两银子。但经过税卡时，西门庆启动关系网，用50两银子行贿，得了钱老爷一封人情书信，过税卡时，货物“两箱并一箱，三停只报了两停”，最后货也不验，只交了35两5钱银子，就蒙混过关。当然，事后西门庆还要送一份厚礼给钞关。大概连交税带送礼，只花了100两银子。来保的货船从南京来，西门庆又用100两银子行贿，备了酒席礼物送给税官谢主事，至少漏税五六百两银子。
没有商业税，大明国库空虚，辽东缺饷，加上各层军官的层层盘剥，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气低下。明军的将领天天写奏折要钱，崇祯皇帝一筹莫展。东林党则指责辽东军官指挥不当，作战不力，贪污军饷，所以屡战屡败。
吴应熊要打击东林党，主要是为了要在江南推广征收“工商税”，这关系大明的国本！
钱谦益这时站起来说：“丞相，我东林一党，标榜气节，崇尚实学，‘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对联镌刻在各地东林书院的大门口，我等以救国为己任，何来误国之说？”
吴应熊哈哈大笑，道：“你们是不是觉得自己读了几本圣贤书，就可以真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真是把牛屁股都吹破了！本丞相就是要改变如今烂到骨子里的朱明理学，以后科举考试，不要再考八股文，而考策论，考抗击满清鞑子的见解，要改变过去士大夫以风格气节相标榜，只知唱道德高调，议论高而事功疏，没本事解决现实问题的局面。”
刘宗周的八股文就写得很好，自觉是明代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也是宋明理学的殿军，他还开创了蕺山学派，这时也站出来道：“丞相说我等文人只会做道德文章，但孔孟之道数千年已矣，如何变？愿听丞相高论。若不能说服我等，我等今日就算赴油锅，也不愿再受辱。”
钱谦益这时也大义凛然地附和说：“丞相，士可杀不可辱，你今日必须给我等一个说法。否则我等宁愿赴油锅。”
吴应熊哼了一声，对钱谦益嗤之以鼻，说：“别人我不知道，你钱大人可不是这么容易就会自杀的人，须知这油锅里滚烫的油，可不是水池里的冷水。”
吴应熊这话，其实说得没头没脑，武英殿里没人知道这著名的典故——这典故源于历史上的南明弘光元年五月，清兵近逼南京。兵临南京城下时，钱谦益的妾柳如是劝钱谦益与其一起投水殉国，钱谦益沉思无语，最后走下水池试了一下水，说：“水太冷，不能下”。
大殿里一片安静，吴应熊说：“你们要讲大道理，本丞相也读过圣贤书，就跟你们好好讲一讲圣贤之道，打一下你们的脸！！孔孟之道在中国，从宋代就已开始异化了，程朱那些大儒，抄袭剽窃来佛家哲学，推出理学，把儒家本来就严格的道德要求，推到了违反人性的极端地步，竟然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口号，你们想一想，没有欲望，人活着和路边的石头有什么区别？这结果，便把我大明造成伪君子之邦，士大夫一面卑鄙下作，一面以道德气节相标榜，言和行彻底背离，且不说先皇崇祯亡国时，内阁首辅魏德藻那些大臣的恶心表演，大太监魏忠贤弄权时，大批读书人趋之若骛，拜在那阉竖门下当干儿子、干孙子，将其尊为九千九百岁，在全国各地为他建生祠，甚至上疏请将此目不识丁的阉竖配享孔庙，何等荒谬？大明士大夫奢谈去人欲存天理，其实私生活却极度腐败糜烂。你们习惯于脑子里先有一个理想的道德社会，然后用所谓的礼制和道德去规范人们的一切行为，然而这道德不考虑现实中人们的各种利益冲突，最终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大家都讲道德而不讲法，社会必然伪君子盛行。就拿你钱谦益钱大人来说吧，你娶的那个柳如是，按照年龄都可以当闺女了吧？而且你包养人家却碍于礼教不敢给名分，这就不是风流而是下流了！还有，士大夫以气节自励，然而在闯贼攻陷北京时，却争相降贼！你们还要本丞相继续说下去吗？你们谁敢拍着胸脯说，要是满清鞑虏杀到南京，你们会舍生取义？”
沉默！
长久的沉默！
吴应熊这一番话，掷地有声，有理有据，打脸东林党，啪啪的，让那些东林党人，尤其是钱谦益，抬不起头来，武英殿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第六十四章 梦想
武英殿陷入沉默之后，吴应熊又开口说：“本丞相不是说道德不重要，我也希望大明人人都是君子，但这样的道德理想国，在现实中建立不起来，只会是地狱。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反而是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要人人做君子，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就会跟崇祯先朝一样，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对普通老百姓和军士来说，每个人都要养家糊口，一睁眼都面对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追逐私利是人的本性，道德不是决定人的行为的关键，我们绝对不能把大明中兴的希望寄托在建立道德理想国上，道德不能当饭吃，不能当衣服穿，更不可能挡住满清的八旗铁骑，我们大明需要打击满清鞑虏的洋枪洋炮，需要扬帆海外的战船，需要开疆拓土扬我国威的虎狼之师。”
“丞相说得对！”马士英、阮大铖、还有武英殿在座的武将们，如刘良佐、黄得功、高杰等，都觉得吴应熊真是牛逼，平日里他们就被东林党人骂得都抬不起头来，觉得这些道德家很虚伪，但想回击都找不到词，吴应熊竟然能振振有词，说得句句很有道理，说得钱谦益等人满脸羞愧！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昨晚本丞相就做了一个梦。”吴应熊说：“我梦见江南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国人美其服，甘其食，乐其居，万世太平由我们开启；我梦见大明国富民强，收复辽东，鞭执天下，万邦来朝！我梦见大明的坚船利炮，将祖宗之土北扩莫斯科，东到扶桑，西吞罗马！我的这些梦想，都不是满嘴仁义道德就能实现的。”
左都御史刘宗周很安静听完吴应熊的长篇大论，有点心灰意冷，觉得“道不同不相为谋”，他决定辞去官职归隐——刘宗周一直提倡“慎独”，原文出自《礼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大意是说即使在个人独处的时候，也能谨慎遵守道德规范，不逾矩，不越轨。比如程朱理学以为：“《大学》之道，一言以蔽之，日慎独而已矣。《大学》言慎独，《中庸》亦言慎独。慎独之外，别无学也。”
刘宗周的“慎独”是另辟蹊径的，已经提升到本体论高度：“独者，本心之谓，良知是也。”他将王阳明心学进行了修正，从而把“慎独”说成是最重要的修养方法：“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功夫”；“独即天命之性所藏精处，而慎独即尽性之学。”
“慎独”说是刘宗周的道德修养论，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士风，希望通过内省的功夫来收拾人心，使人人向善，跻于道德之域，以解救“世道之祸”，这就是刘宗周的政治主张。
崇祯即位之初，即欲改弦更张，励精图治，刘宗周被起用为顺天府尹，上《面恩预矢责难之义以致君尧舜疏》，希望崇祯“超然远览，以尧舜之学，行尧舜之道”，崇祯认为这是迂阔之言。崇祯求治心急，人才、饷粮、流寇、边患等常萦绕在心，希望群臣能拿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刘宗周却认为这些都是刑名之术，近于功利，人主应以仁义为本。因议论不合，他只作了一年顺天府尹，就告病回乡讲学。
崇祯九年，朝廷诏升刘宗周为工部左侍郎，此时满洲已建国号为清，日益强大；明王朝内部农民起义已经如火如荼，江山已摇摇欲坠，崇祯求治的希望化为泡影。刘宗周却仍希望崇祯能先修德治心，亲近儒臣，认为这才是为治的根本。他向崇祯上《痛切时艰直陈转乱为治之机以仰纾宵旰疏》，向崇祯推销自己的“慎独”之学，崇祯帝当然不会感兴趣。崇祯急求向往的是如何打退清兵，平息内乱，如何筹集军饷，解决财政危机。刘宗周对他的所作所为加以批评，崇祯龙颜大怒，传谕内阁，想加以重处。后来他又想，刘宗周素有清名，不妨放他一马，乐得一个能容直言的名声，刘宗周才得以平安过关，再次告病求归。
崇祯十五年，刘宗周被重新起用为左都御史。尽管刘宗周不太情愿复出，但君命难违，他还是去了。入朝后，刘宗周多次上疏，请崇祯革除弊政，以摆脱国家的危机。在《敬循职掌条列风纪之要以佐圣治疏》中，他提出“建道撰”、“贞法守”、“崇国体”、“清伏奸”、“惩官邪”、“饬吏治”等策略。
在关于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的争论中，刘宗周的主张更暴露出当时儒学已经缺乏应变能力。崇祯帝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打算用汤若望制造火器，希望利用西洋的先进技术，解决内忧外患问题。如果崇祯此举能顺利进行，也许中国可以从此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火器时代，并由兵器制造业引发一场工业革命，甚至中国近四百年的历史都要重写。但是，刘宗周坚决反对重用汤若望，更坚决反对制造火器。他说：“臣闻用兵之道，太上汤武之仁义，其次桓文之节制，下此非所论矣。”“今日不待人而恃器，国威所以愈顿也。”“火器终无益于成败之数。”他把汤若望看成异端之人，请崇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