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国帝王-第5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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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吸了口气，坐姿端正，目不斜视，“张兄方才说的不错，想要众人做事，就得利字当头，我辈读书人学而优则仕，也无人不求升官封侯，便是不在意家财万贯，也不能不在意青史留名。但我辈读书人，受圣人教诲，日夜手持典籍，诵读不辍，尔来二十有余年，难道圣人之言，进了肚子之后都拉了出来，没一个字留在心里？我不信。”
苏禹珪的目光清澈而锋锐，“天下人做天下事，但天下事不是件件都利己的，倘若人人只求利己，天下事恐怕件件不能利己——在你弱小无力的时候，即便整日劳苦，只怕连饭都没得吃，连衣都穿不起，甚至不能传宗接代，就更不必说还能读上一本书。不利己而利人的事，谁去做？是乡间农夫，还是山野盗贼？读书人，聆听圣人教诲，为官者，手握世间权柄，倘若苏兄口中‘学而优则仕’的这些人，都不能为江山谋为社稷谋为大唐谋，日后何来江山何来社稷何来大唐，天下又如何还有唐人？没有唐人，我们是何人，我们的子孙是何人，何人来保证他们不被欺凌，又有何人来保证他们安居乐业？老有所依，幼有所养，壮有所用，岂非成为笑柄！”
苏逢吉埋头不语，张一楼陷入沉思。
苏禹珪站起身，双手置于腹前，“禹珪不敢求天下读书人都是好人，也不敢求天下官员都是好官，但肃清吏治，正如张兄所言，是砸人饭碗的事——其实说是抢人饭碗更妥帖一些。百官赖此而立功，立功而后受赏升迁，但若是果真人心不足之辈，觉得砸碎的多，而自个儿得到的少，不愿将金山银山分给天下人，而只想收入自家囊中，禹珪不才，愿以律法为剑，与此辈殊死相搏，便纵血溅五步，哪怕尸首分离，也要问一问天下读书人，二十年的圣贤书，是否都读到茅厕里去了！”
……
天成以来，朝廷大兴贡举，天成二年高中的士子中，原本以“二苏”最有才学最为有名。数年以来，“二苏”中的苏逢吉活跃人前，善与人交，一张脸从未被人忘记，反而愈发深刻。而那位寡言少语的苏禹珪，则渐渐被人遗忘，若非“律法十二章”横空出世，只怕有人来有人走的朝堂，已不会再想起“二苏”这个说法。
……
新政赏罚之事，在李从璟回洛阳之前，朝廷就已对相关官员考核的差不多，如今正在赏罚时候，许多官员都不免被调动，提拔的、贬谪的，不一而足，六部衙门每日都有许多官员往来。
李从璟来崇文殿跟李嗣源言说孙芳传案最新进展的时候，碰巧任圜正跟李嗣源谈及此番新政赏罚的一些棘手情况。
“在先前的巡查中，现居汴州的宣武军节度使孔循，一直被视为推行新政得力的藩帅，但今日汴州进奏官却派人悄悄递回消息，言说孔循推行新政并不得当。具体情况都在奏章里，请陛下观之。”任圜递上折子。
孔循此人，先前是朝中大员，在李嗣源即位之初，与安重诲交好，两人曾擅权过一段时间，后来孔循算计安重诲，让安重诲推了王贵妃的说媒，而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赵王李从荣，两人随即闹翻，孔循也被外放汴州。
依照任圜的说法，孔循在新政大考中的评价应该不错，但如今事情都要落下帷幕，却有汴州官吏偷告上司的状，而且还是进奏官——所谓进奏官，藩镇留在洛阳方便朝廷与藩镇交流的官员，一般都是节度使信任的人，先前苏愿就是西川进奏官。
趁着李嗣源看折子的时候，任圜与李从璟低声交谈，“孔循在汴州的官声并不好，传出过许多不法之事，一来因为孔循与赵王的关系，二来因为传出来的事不太严重，朝廷一直只是斥责了事，并未真正查办。若是汴州进奏官的话属实，孔循在新政之事上欺上瞒下，此事便不好了结了。”
李从璟道：“天下官员，无非三种，一是贪官污吏不能做实事的，一是能做事且官品良好的，但大多数还是第三种，即位于两者之间的，这些人为官的举措甚至是官品，都与朝廷风气有关，朝廷政治清明，则此辈行良政于地方，若是朝廷政治昏暗，则此辈也鱼肉乡里。新政大考，对官员是如何区分对待？”
任圜叹息道：“推行新政得力且又品性良好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如朱长志、赵钟鸣、何晨光之辈，多的还是如今日之前孔循这样的人，能推行新政，但官品也并非没有瑕疵。对这些人的课考就比较难，要细分对待，具体到个人看瑕疵大小与推行新政的成绩，两者相比较，能用的仍旧用，但若是推行新政不甚得力且又官品有亏，则要罢黜甚至是治罪了。”
李嗣源放下奏章，冷哼一声，“汴州进奏官递来的证据，已经不容小觑，这孔循是第三种官员，已是没多大可疑。”
他看向李从璟，“孙芳传的案子，查得如何？”
李从璟递上奏章，“牵扯出来的局面比预计严重得多，此人善于钻营，在地方聚众自重，在朝廷左右逢源，三省六部受波及的官员不少，也就是各寺各监没多少牵扯。”
李嗣源看过奏章，沉吟道：“朝廷处理孙芳传案，本就是借机拉开整顿吏治的序幕，若说先前新政大考，注重的是新政推行效果，那么此番整顿吏治，就是对‘为官之道’四字的审评。新政大考的目的在于擢优汰劣，重用一批得力官员，是对天成新政的总结，那么整顿吏治，就是为‘长兴新政’清扫障碍，铺平道路。新政大考时，大唐尚在征战，动静小，此番整顿吏治，四方太平，就该放手为之。”
放下奏章，李嗣源继续道：“孙芳传案，牵扯出来的官员，按律法悉数治罪，一个都不能姑息。依朕看，孔循案可以与孙芳传案合并一处，借由孙芳传案整治洛阳，借由孔循案将整顿吏治之事推向州县，此事一并交由秦王处理。”
说到这，李嗣源气势严厉了几分，“孙芳传案结束，洛阳吏治的整顿却不能结束，孔循之案，则是拉开整顿州县吏治的序幕！”
李从璟点点头，“对地方州县吏治的整顿，就从汴州开始，第一阶段的重心，可放在汴州、滑州、郓州、青州一线。”
李嗣源哂笑一声，“除却滑州义成军，汴州宣武军、郓州天平军、青州平卢军，几乎囊括了当今藩镇中势力最大、最有不该有心思的几个，天下藩镇，除却边镇与河东、河中、保义之外，就数这几个藩镇的军队势力较大，对削藩抵触最狠。”
李从璟道：“箭射出头鸟，摆平了这几个藩镇，新政才好推行。”
李嗣源对李从璟道：“朝中重臣、天下藩镇、州县官员，对新政有抵触的，本身吏治一片混乱的，现在是最后也是最有可能闹事的时候了，你要做好相应准备。如今不同以往，新政深化、吏治整顿，虽然需要朝廷以武力为后盾，但再也不是拉出一支军队，去血洗地方藩镇就能解决问题的事情。事情依然腥风血雨，处理起来却要细腻得多，你要多加留心。”
李从璟起身道：“陛下放心便是。”
……
李从璟与任圜结伴出殿，路上任圜叹道：“削藩削藩，其实削的最重的，并不是节度使，而是藩镇军。节度使其实并不难处理，朝廷已经有打算，那些愿意为国效忠的节度使，可以入朝拜将，视其才能在禁军任职，便是才能差些的，朝廷也不介意虚封十六卫大将军的头衔，给他们一生富贵。但是藩镇军呢？藩镇把持地方大权，不仅仅是藩镇军把控良田，家属从中得利，凡是地方上能生财的门路，都在他们的手中，便是州县官吏，也大多出自藩镇军，‘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这八个字，不难理解，但又何曾好理解了？其中的血与泪，看得见的有多少，看的清楚透彻的又有多少？朝廷能安置节度使，但是能安置成千上万的藩镇士卒与其家属吗？”
“无论朝廷给予何等待遇，只要是削藩，他们的利益就要受损，这是无法避免的，因此即便节度使不闹腾，藩镇士卒也要闹腾，那些本不愿闹腾的节度使，被藩镇士卒胁迫而闹腾的，也不是一两个。有人说，朝廷削藩，本可以令节度使带藩镇军，进驻洛阳周边，编为禁军，如此一来阻力就要小得多。这是何其愚陋之言，且不说藩镇士卒愿不愿离家为国而战，那些骄兵悍将到了战场上，又有多少能不惦记自家事，肯在战场上舍身拼命的？”
任圜望着李从璟道：“在藩镇整顿吏治，要对付的不仅是节度使，不仅是州县官员，更是那些藩镇军，陛下又不许殿下带大军随行，臣实为殿下担忧。”
李从璟笑道：“时至今日，桀骜难驯的藩镇大不如前，藩镇内部的州县官吏，也有很多是朝廷委派，并不如任公说得那般可怕，更何况忠心朝廷的藩镇也不缺。吏治整顿是携‘大势’而行，藩镇士卒纵有不满，但真敢反抗朝廷的，也未必有多少。”
任圜忧心忡忡，“那也不容易啊！”
李从璟道：“若是容易，前人早就做了，何必等孤来做？”
任圜苦笑摇头，不知该说什么了。
……
李从璟的本意是先了结孙芳传案，再去理会孔循，但就在孙芳传案马上就要尘埃落定，李从璟下令刑部、大理寺即将在洛阳抓人的时候，汴州传来急报。
传来急报的，是正在汴州一带履职的军情处统领赵象爻。
赵象爻将急报递到军情处，军情处将密保呈送李从璟面前。
密保上说，汴州宣武军士卒异动连连，孔循府上近来人来人往，其中颇有赵王的人，似在酝酿一场大风暴。
——赵象爻能得到这些情况，并非是军情处时刻监视宣武军、孔循。在李从璟对孔循还没动手，甚至连准备都还没开始做的时候，军情处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手去密切监视宣武军与孔循。
赵象爻得到消息，却是因为汴州官吏，也就是汴州进奏官的同伴，察觉到了宣武军、孔循近日的反常，怀疑进奏官向朝廷揭发孔循的消息已经走漏，孔循已经在作出相应应对布置，故而向其传递消息，请求朝廷速作决断。传递消息的人路遇截杀，恰好被赵象爻撞见。
而此时，孙芳传案牵扯到的一大批太原官员，正在押解洛阳的途中，不日即到汴州地界。
李从璟收到消息后，在宫中见了正面会李嗣源的李从荣一面。
李从璟、安重诲、李琪并及三司和二十名官员，为审理孙芳传之案，在六部衙门旁找了几间屋子，临时搭建了办公场所。等李从璟见完李从荣回到这里的时候，已是脸色阴沉。
汴州进奏官向朝廷密报孔循不法之事，没有多少人知晓，而如今李从璟还没打算对孔循动手，孔循即已知道了消息，并且开始着手做应对准备，这事就极为不寻常。
谁向孔循告了密？
洛阳吏治，藩镇吏治，州县吏治，要来一次大整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739章 大浪来袭群鱼跃，风雨一路洗鲜血（一）
李从璟在刑部大牢找到了孙芳传，因为是首犯的关系，他被押解来洛阳的时间很早，正因为对他审讯得比较得力，张春来、孙兴等人才浮出水面。孙芳传如今面色并不太好，虽然没受什么刑法，但连日来遭遇的精神折磨，应该比身体上的创伤更加痛苦。
孙芳传告诉李从璟，他跟汴州宣武军节度使孔循并无交情，对方不可能因为要保全他，而将太原官员半道截下来。孙芳传之所以认命，是因为即便没有太原那些官员作为人证，仅李从璟现在掌握的证据，也足够让他丢掉性命。
李从璟与孙芳传谈了半个时辰，经过仔细观察，前者认为后者并无说谎的迹象。
从关押孙芳传的监牢里出来，李从璟又先后去见了孙兴、张春来。
在太原官员即将进入汴州地界的时候，宣武军有异样调动，孔循也有不同寻常的表现，这当然会让李从璟不得不顾忌，孔循是否有意截下那些太原官员，不让对方入朝，或者干脆让宣武军佯装成盗贼，半路杀之。
如果孔循不是为了孙芳传，那便极有可能是为了孙兴、张春来。
作为之前短暂的朝堂重臣，如今有数的地方大员，坐镇汴州要地，要说孔循与朝中官员没有密切往来，李从璟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既然推行新政不力的孙芳传，因为与张春来、孙兴等人有所勾结，所以朝廷不能及时察觉他的真面目，那么孔循在汴州进奏官告密之前，同样被视为推行新政恰当的官员，就极有可能也是朝中有人帮他掩饰。
——汴州进奏官的告密之举，固然有为自己谋、想要立功的原因，但何尝不是新政得人心、朝廷得人心的表现？
面对李从璟的讯问，孙兴的表现是拒绝说话，打定主意要守口如瓶。李从璟用上了刑讯手段，也没能让对方开口。这位在前段时间的审讯中，已经精神濒临崩溃交代了许多东西的刑部侍郎，在听闻汴州异动之后，出奇的状态稳定下来，咬紧牙关奋起抗争。
这让李从璟基本确认，汴州异动，与孙芳传案涉及的某些朝廷重臣有关。并且那批太原官员中，就有能影响某些个朝廷重臣荣辱甚至是生死的人。孔循要控制、杀害那些太原官员，是为保全某些个朝廷重臣，也是为保全他自己。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循极有可能现在还不知道，汴州进奏官告了他的密。他的种种举动，并不是在得知朝廷要整治自己后的反抗。
如果是这样，单是为对付太原官员，孔循就不惜让军士作乱——不管他采用何种方式，最终都不可避免有罪，那只能说，太原官员的确关系某些个朝堂大员的命脉，而那些朝堂大员，则关系到孔循的命脉。
孙兴的及时“醒悟”与惜字如金，则是可能看到了一线生机，正是这一线生机，让他决定把态度由合作转变为不合作。
这让李从璟察觉到，孙芳传案与孔循案，怕是水深得很，如若不然，在他面前，孙兴也不可能还妄想求得那一线生机。
在孙兴这里得到有限的东西后，李从璟又见了张春来。
出乎意料，比之平日行事乖张，看起来很厉害很强势的孙兴，张春来这位平素言语不多、为人和善本分的户部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