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女皇之路-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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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显庆四年高宗开科八门，着重于文章道德，并亲策举人九百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举动，此后制举就大致按照这个路子发展下去，也开了帝王亲试举人的先河。所以武皇首创殿试一说严格说来并不确切，只是载初元年的殿试考生上万，持续数日之久，无论规模还是影响都远远超过显庆那次吧。
制举由皇帝亲下制诏举行，考官也由皇帝临时任命，皇帝有时还会亲临考场，及第者成为天子门生。武皇自临朝称制开始便频繁地举行制举，平均1。45年举行一次，高于高宗时代；常科考试却没什么发展，进士平均每年录取20人，还少于高宗时代。如此厚此薄彼，自有因缘：唐代的常举由礼部官员主持，录取与否也是由主司根据考试成绩来定夺。唐代科举初兴，录取比例极低，也没有誊录、糊名等规定，本意是考生场外的表现也在考虑之中，却也导致请托之风大兴。没有背景也没有名声的寒门士子把自己的作品结成文集，上呈给达官贵人或者主考官员，希望得到他们的赏识和提携，称之为“行卷”。为了避免文章被人束之高阁，也为了显示自己在“史才、诗笔、议论”等多方面的才能，士子还别出心裁地写点有趣的东西作引子加强可读性，相当于投递简历附加一封cover letter，一种新的文体——“唐传奇”诞生了，中国从此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小说＇5＇。唐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令人吃惊，现代大学生求职实在该学着点 ^_^
考前挖空心思取悦考官固然少不了，及第后拜访答谢更是免不了，举子视主司为座主，主司视举子为门生，以后在仕途中几乎休戚与共，关系密切。如此示惠于下的便宜事儿，武皇怎么会愿意让别人独占？下令严肃科考纪律，一要糊名，遮住考生姓名；二要誊录，派专人把考生试卷重抄一遍，免得主司认出笔迹故意放水。只是考场纪律严格了，一考定终身的缺陷却又暴露出来。再出色的人才也有临场发挥不好的时候，接连几位名士落榜，下面一堆人便开始唧唧歪歪。所以这些规定实施不久便废止（一说是武皇自己废除），而武皇对常科缺乏兴趣也可以想见了。与其让臣下做好人，不如开制科自己作座主，考官临时指派，科目自行拟定，及第者都是天子门生，免得臣下拉帮结派。这些手法被宋朝皇帝学了个十足十，科考规定严格，务求公平，不管常科制科，最后都由皇帝亲临把关，无所谓座主门生，坚决不给臣下任何树私恩的机会。进步与否，见仁见智，但已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话题。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至天授二年（691年）正值武周革命前后，武皇连年举行制科考试，以禄位广收天下人心。长寿三年（694年）至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又是一个高潮，武皇决定结束酷吏政治，提拔贤才经世治国。其中影响最大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载初元年（公元689年）朝廷策贤良方正，上万考生云集神都，盛况空前。武皇御洛阳殿，亲发策问，年方弱冠的张说脱颖而出，文笔俊丽，词锋如刀，直指武皇重用酷吏之弊，武皇钦点对策为天下第一，当即拜为太子校书，从此步入仕途。张说对策，无双无对，武皇对他的才华赞不绝口，特意要他把策文张贴在尚书省，让朝廷百官和外国使臣前往参观，以光大国得贤之美＇6＇。如此笼络人心，可谓极矣。想想现在的高考状元，最多不过在二级报纸上占一块豆腐干文章，而张说在上万名考生中被皇帝钦点文章独步当世，且专门发国际通告昭示天下：这就是我们国家新发现的大大大才子！对一个年仅22岁的少年来说，该是何等的荣耀和鼓舞！
张说自此名扬天下。
张说文武双全，出将入相，文章与许国公苏颋并称“燕许大手笔”，亦曾经略边疆匹马平定过突厥叛乱。他算不上正人君子（貌似唐代宰相没几个符合这个概念^_^），但能力的确出众，前后三秉国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号称一代文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玄宗受内禅登基为帝，但一直为太平公主牵制，张说特地献佩刀给玄宗，要求玄宗以国事为重割断亲情，玄宗就此下定决心，同年杀太平公主，结束了武皇开创的女人天下，揭开了开元盛世的序幕。时张说46岁，正当盛年，瞻望前程，壮心不已。不知道踌躇满志的他是否会回想起多年前洛城殿上的那位白发妇人，那双沉静而威严的眼睛，那张酷似太平公主的面孔……持笔的手沉稳有力，掌控着天下，也掌控着他的命运。
御笔落处，墨迹淋漓，风雷激荡，那是他传奇人生的开始。
（本节未完待续）
注：
＇1＇ 《旧唐书*李昭德传》
＇2＇ 《文献通考*职官考》
＇3＇ 陈寅恪：《读书札记一集》
＇4＇ 《册府元龟*贡举部》：制诏举人，“始于显庆，盛于开元、贞元。”
＇5＇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
＇6＇ 刘肃：《大唐新语》
除了张说，张柬之、苏颋、刘幽求、祝钦明等名臣大儒，也是通过制举步入仕途或超擢升官。他们是武皇送给后人最好的礼物，这些星光熠熠的名字，最终照亮了大唐的天宇。除了制科之外，武皇对常科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毕竟是每年举行的常规考试，录取标准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当时最主流的常举科目明经，考试的标准教材是高宗时代钦定的儒家经典《五经正义》，而儒家学说强调“三纲五常”，正是女子称帝的天敌。武周革命前夕武后曾命学士翻遍儒家典籍为她正位天下寻找义理上的支持，结果搜索枯肠也能从《尚书》中找到一句“垂拱天下治”的话，牵强附会于“垂拱”的年号，以此作为武周受命的依据。好歹也算聊胜于无吧，然而讽刺女主执政的那句“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同样出自《尚书》，真是大煞风景。头脑古板的儒士三天两头含沙射影地上奏，这里阴阳违和，那里乾坤倒置，说着说着就开始指着秃子骂亮光，让人不胜其烦。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武后一定不这么认为，她肯定觉得最难缠的正是孔子本人。象来俊臣这样没有一丝人味儿的“小人”她也能玩得团团转，更不用说王皇后萧淑妃这些“女子”，偏偏拿那个死了一千多年的倔老头儿没办法，真正令人头疼。英国亚当斯写过一本科幻小说《银河系漫游指南》，里面有种全宇宙最厉害的武器观念枪，无论击中谁都会立刻同意你的所有观点。如果能拥有这种宝贝，武后一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弄到手，然后持枪见人就扫，人人服膺，天下大同。瓦卡卡，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和谐社会就此诞生^_^ 可惜二十一世纪的领导人都没这个福气，一千多年前的女皇更没想头。不过知难而退从来不是武后的风格，既然知道对自己的统治不利，那就一定要做点什么。
唐初的常科考试主要有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7＇ 政府于儒学尤为偏重，大兴学校，特重明经，视其为诸科之首，及第者可授予从九品上的官职。初唐重臣裴炎、裴行俭即明经出身。明书和明算是选拔文字训诂和数学计算方面专门人才的科目，及第者难以高升，士子兴趣不大。明法选拔法律方面的人才，但革命维新不破不立，法律是个软套子，自然被武后白眼向青云地选择性忽视。她的眼光落到了进士科上面。
进士科由隋炀帝首创，唐初并未受到特别重视，叙阶一般为从九品下阶，低于明经，考试标准也有不同。明经需通儒家经义，进士则考试时务策文，而衡量进士策文好坏的标准，主要不是看文章内容，而是词华文采，“谈文者以篇章为首而不问之以经纶”＇8＇。《文苑英华》中载有贞观元年进士及第者上官仪的策文（没错啦，就是上官婉儿的爷爷，高宗的那位倒霉宰相^_^），声律严格，文辞华美，通篇用典，颇有六朝的浮艳余风。上官仪以文名取胜，是唐初进士及第者以文名而受到皇帝擢升的第一人，从中可以反映进士科以文取士的实质。及至武后秉政，有意识地淡化经学，大崇文章，进士科的地位大幅上升。永隆二年（公元681年），武后已废太子贤，全面有效地掌握政权，朝廷颁布《条流明经进士诏》，进士科加试“杂文”，并明确把“识文律”作为进士及第的首要条件。该诏令可说是唐代科举史上标志性的重要文件，文辞之重在进士科中得到了制度保证，由是文学大兴，进士科重于天下。唐人沈既济记述了这一过程：“初，国家自显庆以来，高宗圣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参决大政，与天子并。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遐久，寖以成风。……”＇9＇以致宰相薛元超竟以不得进士及第为平生三大恨之一。民间看重文学，蔚然成风，及至玄宗开天时代，已经形成了“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的社会风气。作为执政者，武后无法改变千百年来深植于人们心底的天理人伦，但她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时人的价值取向。
以诗赋取士的标准确定于唐玄宗天宝十三年，但永隆二年进士科加试杂文已经含有“赋”体。《全唐文》载有颜元孙参加垂拱元年的进士考试，省试题即为《九河铭》和《高松赋》。所以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中称开元之后始试诗赋的说法并不准确。在武后的大力倡导下，进士科与文学的结合日益紧密；天下士子尤其是需要靠科举跻身仕途的广大庶族寒士都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去，中国文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盛唐气象于斯孕育。武周时代，正是文艺初兴的时代，“贵于清绮”的南朝文风和“重乎气质”北朝风骨融合为一体，初步形成了以浪漫飘逸恢宏大气为特点的唐文学之魂。“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在武周统治期间，涌现出了一大批英姿勃发才气纵横的杰出文人，如世称“崔李苏杜”的文章四友（杜审言、李峤、崔融、苏味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湖万古流”的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和以上官婉儿为代表的宫廷诗人群。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力扫南朝余风、开创古文运动的陈子昂，以及完成律诗定型的宋之问与沈佺期。他们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为即将到来如钱塘大潮般洪波迭涌空江百里的盛唐诗歌做足了准备。与陈子昂大致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张若虚，则以一首《春江花月夜》孤篇横绝全唐，完成了“宫体诗的自我救赎”（闻一多语），标志着唐代诗歌由初入盛的最后阶段。“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优美的诗句，描绘出正处于上升时期的武周帝国，如明月在天，清辉遍地，如闲花照水，芬芳欣悦。而统治这个帝国的是个女人，在她的精心布置之下，一幅盛大华美的图卷正徐徐展开。
（本节未完待续）
注：
＇7＇ 秀才科停于永徽二年，此处不叙。
＇8＇ 《旧唐书*魏元忠传》
＇9＇ 杜佑《通典》
“唐代进士科之崇重及翰林学士为内宰相，皆启于则天。”陈寅恪先生如是说。＇10＇ 明经偏重于帖经和问义；有点类似于如今的完型填空和问答题，以儒学经典《五经正义》为标准答案，主要考察记忆能力。而专习一经，字数有限，几年即可成诵，不易辨高下，定人才。进士科则重在文采，虽有其主观性，但出题范围广泛，不受格式限制，反而有利于灵活选拔各种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诚如钱穆先生所言：“政治问题有范围，按年考试，应举人可以揣摩准备，说来说去，那几句话，不易辨优劣高下。诗赋出题无尽，工拙易见，虽则风花雪月，不仅可窥其吐属之深浅，亦可测其胸襟之高卑。朱庆徐《上张水部》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此是当时谒举送公卷，乞人评定附上的一首小诗。但设想何其风流，措辞何其高洁。诗赋在当时不失为一项最好的智力测验与心理测验的标准。”＇11＇另一方面，初唐时印刷术尚未普及，有条件藏书丰厚熟读经书的往往是高门士族，诗礼传家，先天上已占尽便宜，但优秀的学问家不见得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诗人。作诗更多地与资质和灵性有关，与家学渊源无关，于是寒门学子也有了挑战世家子弟的本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失为一种相对公平的选拔标准，因此进士科取代明经科成为取士的主流，自有其道理。
武周政权虽然不久后即告结束，但进士科以文取士的标准却流传下来，并逐步地发展到盛唐时单纯地以诗取士。今日我们所说的唐代以诗赋取士，实际上就是进士科以诗赋取士。试题在今人看来往往是不着边际的，无关乎国家大政，无关乎民族气节，“题湘灵鼓瑟”、“望终南余雪”……好比高考作文试题竟然是“那年冬天的第一树梅花”。诗魂文心，灵气飞动，在这样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人们，心灵该是何等的活波自在、无拘无束！才子祖咏参加进士考试，本应八句，写到四句便弃笔而去，自言诗意已尽，不愿画蛇添足。考官爱才，破格录取，这便是唐人风范。及至宋代，印刷术的流行带来书籍的普及，寒门士子也能买到，于是以诗赋取士变为以经义而取士，考试制度更加严密，这也是一种公平。然而科考成为步入仕途的唯一途径，皓首穷经取代了昔日的浪漫吟哦，及至明清八股取士，以朱子一家之言为准，《儒林外史》中描绘范进中举竟然喜极发疯，正是对当时科举制度的辛辣讽刺。而唐代，那个诗意栖居的时代，那个人性骄傲而尊贵的时代，已经不再。
兴亡千载事悠悠。今日令我们目眩神迷如牡丹怒放的唐诗乃至唐文学的繁荣，不能不说与武皇开创的以文取士的制度有关。让我们怀想至今的盛唐气象，其实不在于那幅员广阔的疆域，不在于“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天朝风范（虽则这些的确很能满足人的虚荣心^_^），而在于李白的诗，王维的画，在于王翰醉卧沙场的潇洒狂放，在于李义山那不可救药的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