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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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公忠体国，锐意进取，早年就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富强，很有些奋发图强的精神，所以进步较快。１９１９年，他入东北讲武堂炮兵科训练，１９２０年毕业，即当了乃父的上校卫队旅长，不久，又升为东北第三混成旅旅长，授少将军衔，与郭松龄领导的第八旅混成一起，统称为“三·八”旅，是奉军中的佼佼者。又过了一段时间他由于战功卓著，被晋升为中将，成为独挡一面的第三军团军团长。
张学良跻身军阀行列，举足轻重，照说他会离人民越来越远，发展下去，甚至也会象其父那样，成为割据一方的大军阀的。然而历史的辩证法，往往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非但没有被“溶”过去，反而走向了它的反面。早在１９２１年的赴日本观秋操中，他就表现了强烈的御侮自强的精神。那时，面对日本人的傲慢无理的挑衅行径（他们故意让他参观甲午战争时日本从中国夺去的所谓‘战利品’）张学良义正词严地正告对方：胜败乃兵家常事，今天的中国已不是甲午之战时之中国了，并明确表示：“你们日本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你们日本人不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请君等拭目以待。”话虽如此，他仍不能不为中国的前途担忧，并常为此向父亲涕泣陈词，力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他曾沉痛地说过：“余自十九岁参加内战，不论胜败如何，无不感到痛苦，因所到之处，都看到民众所受战争之苦，将士死于无意义之斗争，若为维护国权而牺牲，则何等光荣。”
在他写给在日本留学的胞弟张学铭的信中更慨然坦露心迹说：“我们要为中华民族造福，不是为个人谋荣华富贵也。”还说：“一念同是同种，互相惨杀，心中又怏怏焉，如有对外征战，则兄马革裹尸，死无恨也。”所以他表示自己“不争权夺利”，“绝不愿成为军阀”。１９２５年５月在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使张学良深为痛惜，当即以自己工薪二千元相捐助，抚恤沪上此次死伤的学生，在致全国学生会电文中说：“痛我莘莘学子，竟被摧残；莽莽神州，人道何在；积弱之国，现象如斯；凡我国人，宜知奋勉。”并亲率奉军教导队５０００人奔赴上海，保护居民，维持秩序，慰问伤员。他郑重表示：“至带兵一层，因在津闻悉沪案发生后，外人尚纷纷征调海军陆战队登岸，保护治安，既在我国领土，鄙人亦不得不带兵来沪，保护华人生命财产。”在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面前，表现了一个爱国将领的英雄气概和可贵的民族气节。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尽管张学良从一开始就同父亲走着一条不同的道路，反帝爱国的思想表现得较为明显，但要说这是轻而易举、或方向已经十分明确，那也不是实情。这正如张德良教授在论述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时所说的：“反帝爱国、爱民思想，反军阀、反内战思想是产生了，然而付诸行动，由于种种原因和条件，必然是步履维艰，迂回曲折，而不可能径情直遂，一往无前。例如他是两次直奉军阀混战的实际参加者和指挥者，对‘五卅’爱国反帝运动主张‘卫国保民和平处事’，认为罢市罢工‘徒受自己损失，希先复业，静候交涉。’甚至发出布告，言及‘如有假借团体名义，破坏秩序，危害外人生命财产，为大局之障碍，招邻国之责言者，本军长为维持治安计，不得不执法以绳’。然而这一切都是张学良沿着辩证法道路前进中不可避免的现象。”⑤
笔者赞同这个客观的分析。并认为这是容易理解的。既然一般人的进步与提高，也不会在一个早上就能实现，那末，对于象张学良这样在旧军阀营垒里走出来的人，思想的转变，就会更为艰难。但有一点也是明显的，这便是达官显贵们的消极没落思想对他虽然也有影响，但他却并不消极，更不陶醉，而始终是兢兢业业的。他有理想，有抱负，顾大局，识大体，不仅对自身的修养、学习刻苦努力，对部队的训练和体育，也是非常重视的。对于那些军事训练好，而又勇敢善战的部下，他特别喜爱，总是给以嘉奖，委以重任；而对于那些平时不重视军训、不重视军容、军纪的人，就不喜欢，总是给以善意的批评。曾经当过张学良的裁缝、跟随他多年的赵新华，谈过一桩关于张学良决心驯服烈马，鼓励他试骑性子特别暴烈的“盖西北”的往事，讲得有声有色，扣人心弦，他回忆说：
“一九二八年，经我兄弟赵国栋介绍，我到东北军兵工厂庶务处制服部当裁缝。张学良将军到兵工厂视察，我见到了他。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才有幸结识了张学良将军……因我曾给少帅改过衣服，少帅挺满意，让我留在公馆内做衣服。但由于当时公馆内没有裁缝的编制，就把我安排到马匹管理所当个挂名上士，从此，我就进了张公馆，当了张学良将军的裁缝。
“一九三六年秋，宁夏军阀马鸿逵送给张学良将军一匹好马。这匹马是菊花青色，四尺多高，五、六岁口。据张学良将军说，马鸿逵送马时，说这匹马很不得了，两头见日头，中午喂一次，一天能跑八百里。在西北五省独一无二，因此人称‘盖西北’。
“张学良将军得到这匹马以后，就想找人试一试究竟。写通知下去好一阵子，却无人敢试，张学良为这事十分着急。
“没人敢报名的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对‘盖西北’不了解，一听日行八百都发怵。第二条是对马鸿逵这个人不了解，都听说他很狡猾，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一天，刘海山（张学良的副官）告诉我说：‘张副司令找你。’我也就没加思索地去了。见到张学良将军以后，他开门见山地说：‘赵新华，你敢不敢骑“盖西北”？’我一听这话，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想，这样的马我可没有骑过。可是今天少帅提出来了，我说不敢骑，不是伤了少帅的心吗？想到这，我就说：‘敢是敢，就是没有太大的把握。’张学良听了很高兴，就说：‘那好，那你就试试，骑不好也没关系，总不能老没人骑呀！’他看了看日历又说：‘今天是星期五，你做准备，下星期一试马。’并让副官通知东北军军师长和杨主任（杨虎城）邵主席（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参加。
“事后我才知道，张学良让我试骑‘盖西北’，是刘海山推荐的。”⑥
刘海山为啥推荐他呢？这是因为他知道赵的马术较高。曾制服了不少烈马，从来没摔下来过。
赵新华说：“试骑那天，我一早吃完饭，坐车来到了西安北门外的教场坝。这时候，教场坝已经装饰一新，临时搭起了布篷，做看台。篷内摆着桌椅茶点。过了一会，东北军的军师长们都赶到了，张学良将军，邵力子省长，杨虎城将军也先后到来。
“张学良将军一到就问：‘赵新华来了没有？’副官们都说：‘来了，来了’。这时‘盖西北’已被马匹管理所的人牵来了，鞍子已经备好。我过去一试，觉得蹬皮有点短，就对少帅说了。张学良将军马上打发人坐他的汽车回去，把我常用的鞍子取来了。
“一切都准备好以后，张学良将军就让我上马，我心里有点发怵，就说：‘请长官们先上马吧，我后撵。’
“‘盖西北’一看别的马跑了，就有点急躁，前蹄直刨地，挺胸抬头，霍儿霍儿乱叫。马匹管理所的两个人紧忙帮着，一个人为我拉马，一个人为我拽蹬。我一手抓住缰绳，一手抓住马鬃，左脚认上蹬，便飞身上马。谁知道这一瞬间，那马就蹿出去了，我一屁股坐到了鞍座后头。我一看不好，连忙抓住鞍桥了，一挺身才骑到了鞍座上。随着，右脚也伸到了马蹬里。这时，心里才刚刚有了一点底。这马跑起来，两只前蹄都超过了耳朵稍，真象飞一样，耳边风呼呼直响，把我的帽子都刮掉了。只是一会的功夫，就把军师长们一个一个地甩到了后边……下马后一打听，才知道这个镇子叫草滩镇，离西安城八十里地。
“过了好长时间，那些军师长们和少帅他们才陆续赶到。大伙看我平安无事，都说我骑术好。张学良将军也称赞了几句。……”⑦
讲实效，敢碰硬，不示弱，张学良的这种性格一如乃父；同时，由此事也可看出，他虽然少年得志，却并不自傲，而是待人诚恳，平易近人，不摆官架子。“在东北讲武堂学习时，郭松龄当过他的教官，每次郭松龄旅长到‘总办’来，张学良总是亲切地称呼他郭老师，问长问短，虚心请教，并且一块前往北大营视察部队。张学良还经常到工厂车间参观，主动和工人们打招呼，了解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有时同飞行员掰腕子，谈笑风生。”⑧所以他的部下都喜欢同他接近。皇姑屯事件后，他继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成为东北军的主帅，仍保持这种平等待人，关心、爱护部下的作风，据原东北军少将行政处长卢广绩回忆，当年他曾当面提出少帅缺乏老帅对待部下那种威严时，张学良不以为然地说：“当年老帅部下多为武人，文化不高，对老帅有盲目崇拜心理。所以老帅对他们有失当之处，他们也不介意。今天不同了，你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教育都与老帅部下不同。你们都有自己的主张和见解，有自尊心，我现在对你们也象老帅那样，你们受得了吗？如受不了，又怎样精诚合作、共图大业？”
“他（少帅）又举例说：‘有一次吴督办（黑龙江督办吴俊陞）来给老帅拜年。他磕过头，对我们这些晚辈说：‘过年了，给你们每人一千元押岁钱。’说着就给我们掏钱。这时，在一旁的老帅看见，把脸一沉，生气地说道：‘扯他妈拉巴子这个干什么？有这个精神头，把黑龙江的事情好好办办，就比什么都强了！’吴督办听后，立即给老帅磕头。忙说：‘大帅别生气，我一定照大帅的话去办。’说完乖乖地退了出去。老帅的举动，使我们在场的人都觉得下不了台，可在那时就能行得通。现在对你们也采取这种态度，大家想想，会引起什么后果。”
张学良为人正直，性情豪爽，有正义感，也很精明。他不仅处处关心，体贴部下，也非常爱惜人才，任人唯贤。对部下一惯开诚相见，用而不疑，放心信任，而不管你是从那里来的。他不搞拉伙结帮、勾心斗角，疑神疑鬼、小鸡肚肠那一套，而是虚心纳谏，广开言路，比较讲究民主。所以在那时，他确也团结了一批政治、军事人才和有识之士。卢广绩谈到，有一次张学良曾感慨系之地对他说：“‘中国之所以落后，屡遭外国侵略，不重视知识和人才，是重要的一个方面。’还说‘前些天在武汉抓到一个共产党员叫潘冬舟，这个人通六国语言，很有才华。这样的人，中国还极少。如果用其所长，一定能为国家做出很大的贡献。可是，就因为他是共产党员，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就非杀不可，甚至连我出面保了几次，都遭到（蒋介石）拒绝，最后还是被杀害了。’言下不胜惋惜。”⑨
潘冬舟，亦名玉华、文郁、问友，他是“共产党员。一九二八年被捕自首后，翻译《资本论》，第一章第一节曾单独出版。以后，中共北方局军委派人推动他为党工作，并且通过黎天才推荐给张学良，作情报工作并争取张学良。潘有才华，受到张学良器重，任他的秘书。一九三四年中共顺直省委被破坏，叛徒供出了潘文郁（也有人说是因他泄密被发现），蒋介石向张学良指名要潘（张为潘开脱，遭蒋申斥——引者）。张学良让蒋孝先派人来监督，一九三五年在武汉枪决了潘文郁。同时，按潘的要求，把他夫人和两个孩子送回湖南原籍。张厚赠了遗孤。”⑩
其实，张学良爱惜人才，岂止是潘冬舟，他与爱国将领王以哲的结识也是耐人寻味的。
原来，一八九六年出生于吉林省宾县（现属于黑龙江）的王以哲，是从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以优等成绩毕业后回到东北的，打算加入东北军。可是因他在沈阳举目无亲，跑了多天，却毫无结果，于是，他采取了向张学良写自荐信的办法，以求帮助。“信云：‘目击日寇纵横，国势危殆，举凡有爱国心的青年，莫不发指。个人身为军人，且系东北人，不忍坐视，故于保定军校八期毕业后，来沈阳投效东北军。经连日奔走，无人受理。似乎偌大的东北军已经人才济济，连一个小小尉官都容纳不下了。然而我看到的是：东北军军纪不整，扰民特甚，为军官者不知其兵，只知吃喝嫖赌；为兵者以老百姓为豕狗。个人固不敢誉为贤者，但在正规军事学校毕业，学有专长，还抱着一颗杀敌报国、整军爱民的决心，回到家乡，自谓当一名下级军官尚可充数其间，不料今竟穷困潦倒于旅途之中，食宿皆成问题，望钧座量之而处之，能用则用，否则请速赐回音，以绝留恋之念，俾别作打算。’
“王以哲以为这种批评性的自荐信，不会有多大希望，正准备行装，投奔他乡，不料当天晚上，张将军即派人来领见。他真没有想到张学良能听逆耳之言，而又如此之快地召见了他。将军接见了王以哲之后，当即委王为东北教导总队第一期中尉排长。王上任后尽心竭力，其所带之排，成绩突出，学术科考试成绩为全队之冠。第二期开学，王被提升为上尉连长。他被提升如此之快，遭人嫉妒，诬他为‘标新立异’，他的严格要求竟被诬之为虐待学生。张将军为了查明真象，亲到教导队视察，举行操场教练、野外演习、实弹射击和刺杀等测验，王以哲连的学生成绩又为全队之冠。张将军非常高兴，喜得王以哲这样一个干才。在检阅总结大会上，张严厉谴责了诬告王以哲的人，并当着大家的面，把诬告信销毁。鼓励王以哲大胆地努力去干。他说：‘成绩就是你工作的一面镜子，诬告信就是对你的表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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