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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

张学良传-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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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夺取了热河后,继续向华北进军,威逼平、津,这就更加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人们对张学良也更加不能原谅了,认为他先失东北,又丢掉热河,是置国难家仇于不顾,真乃孺子不可教也。这使他也很苦恼。他有没有可以解脱的办法呢?这在当时也还是有的,这有两条途径,一是重整旗鼓,率师迎战日寇,收复失地;二是在适当时机公布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前拍给他的电报,向国人说明事实真相。这样,他的压力就会大大减轻。但考虑到各方面的原因,为了维护蒋介石的威信,他没有这样做,而是自己悄悄吞下了这个苦果,采取了引咎辞职的办法作为回答。他在给南京政府的电报中说:

自东北沦陷,效命行间,原冀戴罪图功,勉求自赎,讵料热河之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戾愆丛集,百喙莫辞……

张学良代蒋受过,毫无一点怨言,他本以为,他采取这样的姿态蒋介石是决不会轻易接受他的辞呈,而真正让他下野的。所以这一年的三月间,当蒋介石以亲临前线视察、(奇*书*网…整*理*提*供)筹划反攻大计的名义来到石家庄,并约张学良在保定会面时,他还当面向蒋介石请战,要率领东北军的精锐部队誓死反攻,收复热河呢。谁知,蒋介石为平民愤,以减轻舆论对他的压力,企图把丧师失地的责任完全归罪于张学良,要把他作为一个替罪羊一脚踢开哩,哪里还会挽留他呢。所以,对他的请战不仅不加理踩,而且逼他下野,热河收复不收复,对蒋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张学良与蒋介石会见时,宋子文在场。这次会见仍然是在火车上进行的,仍然是灾难性的。

不过这次在表面上蒋介石却还显得颇为热情,一点也没有要责备张学良的样子,开头,还假惺惺地对这位为他背了黑锅的将军婉言相劝,极力安慰呢。但随后话锋一转,立即对张学良的辞职电表示赞赏,但又怕张学良思想不通,假装十分为难的样子说:“汉卿,你的诚意和处境我是同情的,从我个人的愿望来说,是不想让你辞职的,可现在举国反日,对你、对我都有不少舆论。当然,你是奉命行事,是有些冤枉的,可这又不便公开讲。怎么办呢?为平怒潮,我们得有一个人辞职。这个道理是明摆着的,就象你我同舟共命,但一条独木小船容不了两人过河,如二人俱乘,一定会同遭灭顶;若是先有一人下水,让另一个人先渡过去,然后再设法渡那个人,则二人皆可得救矣,所以,你看,这先下水的是你呢?还是……”说罢,目光直逼张学良。这谈话和咄咄逼人的架势,如同是一道突如其来的最后通谍。

“是我!”张学良知其用意,愤然说道:“我先下水,让我引咎辞职吧!”

蒋介石见张学良同意下野,心中暗喜,故意朝宋子文说:“汉卿是个痛快人,能顾全大局,我完全理解他的苦心,就让他暂时休息一下,到国外去看看吧。”

宋子文对蒋介石的“好意”,心领神会,赞叹不已,在旁帮腔说:“好,好,难得汉卿顾全大局。”

为了保住自己的名誉地位和权势,蒋介石施展丢车保帅、金蝉脱壳之计,轻而易举地把张学良赶下了台。这严重地伤了张学良的自尊心,使他深感蒋介石的奸诈、阴险,而且往往是让你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而这,对张学良来说,已不是第一次了,他很自然地又联想到在中原大战之前,蒋介石借口防止苏联“赤化”中国,利用张学良的民族主义情绪,挑起反苏的中东路事件④的痛苦经历。

本来,张学良与苏联相处还好,是没有什么大的矛盾的,但蒋介石为了讨好美国,竟忽然心生一计,要打苏联。原来,据说美国希望中国办两件事,即对内消灭红军,对外打击苏联。蒋介石想挑起一次反苏事端,是做给美国人看的,是给美国朋友的一个献礼。另外,苏联必会反击,能削弱东北军的力量,这对他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因为东北虽然名义上是“服从中央”了,可是还不是那么驯服,这主要不正是因为他们有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吗?如果苏联人打他们,把他们的力量削弱了,对他无疑是有利的。就张学良来说,若是与苏联交恶,与日本人更是早有冤仇,这样就会形成两面受敌,从而迫使他不得不进一步靠拢南京,如此一举三得之事,何乐而不为?

可那时,张学良只知道他的敌人是日寇,叫他打苏联,他是不肯干的。但南京政府却一再怂恿,推波助澜,硬要他强行收回中东路,驱逐苏方势力。

张学良与军队素有不解之缘,军人气质浓,对于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似乎有一种特有的虔诚,竟然真的遵命行事了。先是以所谓“东铁为共党之渊薮”、要防止“赤化”为名,搜查了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后又驱逐中东路苏方人员,继之是中苏间发生严重的武装冲突,东北军损失惨重,苏联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并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赔偿损失,并宣布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这件事在国内也引起公愤,上海工人还进行了示威游行,谴责南京政府的反苏活动。

蒋介石泄气了。在外交上也陷于困境。张学良更接连收到出师不利和“旅长两名阵亡,士兵溃散”的紧急电报。当他要求政府补充损失时,蒋介石却以他正集中兵力打红军为名,不给东北军任何补充。张学良虽曾据理力争,也毫无作用。此举不策略,政治影响不好,出师不利,这是张学良料想不到的。当年曾在张氏身边工作的刘鸣九先生回忆说:“军事受挫,张学良自知上当,乃当机立断,停战言和,径直同苏联谈判,签订“伯力议定书”,恢复冲突前中东路状态,释放苏方被俘人员,尊重双方共署原则,这一事件虽然处理得及时果断,但却也造成了张学良同苏联关系的裂痕。”还说:“中苏冲突宣告结束,南京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周龙光(字二为)来沈,辽宁外交特派员王镜寰设宴招待,出席的只有在沈的省政府委员六、七人(我也在内),同时邀请了原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驻南京办事处处长秦华(字伯秋,曾任过奉天督军署参谋长)作陪。秦是陆军大学出身,在南京有不少同学和熟人,接触中给他的印象是,南京和东北合作并无诚意,时常流露出不满情绪,张学良得知后将其调回。在这次宴会上,酒至半酣,秦突然向周尤光提问:“二为兄,此次沈阳之行是否还要插手中苏谈判善后之事?”周颇感尴尬,连忙说:“伯秋,这次只是来东北看看,上峰并未责成过问此事。”秦乘虚直逼,愤愤地说:“中苏冲突就是南京挑起来的,这你不能不承认吧?南京总想加害于东北,国民政府成立之初,东北刚刚易帜,杨永泰(蒋介石总司令部秘书长)就曾上了一个条陈,其中主要的一项提出以武力解决二、三集团军,以金钱收买第四集团军,以外交消灭第五编遣区的策略(注:当时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冯玉祥分任二、三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由于东北刚刚易帜,当时南京政府计划裁减全国军队,把东北划为第五编遣区),你说这不是实有其事吗?”周龙光听后,面红耳赤,手足无措,支支唔唔地说:“伯秋,我根本不知道这事,你怎么能提这个问题。”秦穷追不舍,还想再施责问。我们在座的人连忙进行劝解,纷纷说:“伯秋喝醉了,老朋友相见,今夕只宜谈风月,还是不要说这些了。”局面稍有缓和,宴会不欢而散。”⑤

接下来,刘鸣九还谈到了在张学良离开东北、一去不归之前他们之间的一次谈话,那也是发人深思的。他说:“一九三一年春,南京政府召开国民会议,辽宁农工商学各界也选出代表前往参加,蒋介石希望张学良能出席,他欣然应诺。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于是在他准备启程前两天的一个傍晚到大帅府想同他谈谈,适逢他外出,我就留一封短信说,我个人见解,这次开会的代表均已派定,你是否不必亲自去了,明天再来当面陈述意见。次日傍晚去时见到他,就把我领到楼上他的卧室。坐定后,他先说:‘你的信我看到了,你还有什么意见?’我于是向他陈述了不去南京开会的看法,我说:‘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趁目前相对平静的时机,把家里的事情整顿好。当前,强敌在外,日本虎视眈眈,亡我之心不死,极应随时引起我们的戒备。’‘我们和南京合作,当知己知彼,不即不离。我看南京对我们并不是以诚相见,这是应当有所觉察的。我想举举事例,不过可能比喻不当。阎锡山的情况你是很清楚的,不论外部有什么变化,他总是不离开山西根据地,南京怎样拉拢他都不为所动,始终保持在山西的地位。老虎居深山,一声长啸,山鸣谷应;一旦虎落平原,威风尽失,连狗也要欺侮它。我的比喻不当,意在请你重视内部事务,千万不要忘掉根据地。’我说这番话时,他听的很认真,最后他说:‘你的意思很好,但也不要神经过敏。我们和蒋介石过去并没有什么关系,现在既然是合作,就要诚心诚意,因为只有诚心诚意才能合作得好,否则疑虑重重,那还怎能合作呢?我的行期已定,还是去好。’我见他真诚合作的信念甚坚,也就再未过多进言。

“这次谈话之后,张学良如期前往南京,而这一去实际上就长期告别了东北,直到现在五十五载迄未归来。他开完国民会议回到北平后,因病住进协和医院……面对日方(在东北)不断滋事挑衅的险恶局势,蒋介石电令张学良不抵抗,随后爆发“九·一八”事变。东北这个根据地的不复存在,使张学良大大削弱了相对独立的能力,不得不增加了对蒋介石的依附。

“‘九·一八’事变激怒了全国人民,矛头直指蒋、张。蒋介石为了保全自己,又一次利用了张学良的忠诚,逼他下野出国,张竟忍辱负重,甘愿代蒋受过,再一次蒙受严重打击。……”⑥

这一幕幕的往事,使张学良逐渐感到,与南京合作,看来不是象他先前所想的那么简单了;而在蒋介石的“笑脸”的背后,似乎也隐隐发现某种不祥之兆。但在那时,他对蒋的阴暗心理和本质还未真正看清,他虽然明知又一次当了蒋介石的替罪羊,但仍无怨恨,这虽然是他很不情愿的,但他仍然准备服从。……

张学良的这些想法,当然也很难瞒得过善于察颜观色的蒋介石的眼睛,他看到张学良神色黯然,内心里感到高兴,暗暗骂道:“张学良,张学良!你小子过去仗着东北军实力强大,有资本,同我讨价还价,迟迟不肯归顺中央。后来,名义上是改换门庭,挂起青天白日旗了,可却拥兵自重,独霸一方,对我总是若即若离,不肯服服贴贴。中原大战虽然立了功,可是才过了一年多,又不听招呼了,东北丢了就丢了嘛,我们打不还手,‘国联’迟早是要说话的,可你却急得不得了,又在长城一线和日军激战起来,还在报纸上大吹大擂,要搞什么保卫热河之战,闹腾得连我都不得不离开‘剿共’前线,北上督师,结果怎么样,还不是一败涂地吗?这一回,我让你小子先给我下台,并且让你走得远远的,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是不会老实的!”可在嘴上,却还是虚情假意地说:“汉卿,不必难过,等机会再起,报国之日方长嘛,唵,唵,就这样吧,再见,再见。”言毕起身送客,张学良怅然离去。

……………………

①② 引自《文摘报》摘编的陆印全关于宋子文事迹的文章。

③ 李政、徐陆英:《少帅春秋》,载1985年8月25日《电影晚报》。

④ 中东路事件:蒋介石政权建立后,对外执行联美亲帝、反苏反共政策,发生在1929年的轰动一时的中东路事件就是他们挑起的。这一年5月和7月,张学良受蒋介石唆使,强行驱逐中东路苏方人员,并对苏作战,结果东北军受挫,被迫议和,同意恢复冲突前状态。

⑤⑥ 刘鸣九:《积极追求爱国统一的张学良将军》,见《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1O月出版。

张学良传……莫须有公案

莫须有公案

如果说“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在石家庄与蒋介石的会见,因为聆听了他的不抵抗主义的高论,并执行了他的力避冲突的命令,丢掉了东北,而备受国人责难,那末,这次(1933年)在保定与蒋介石的会见,则使他丢官下野,而不得不离乡背井,远走异国,外出考察了,这他怎能想得通呢,这哪里是什么同舟共济,不明明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吗?

与蒋分手后,张学良乘专车返北平,他在回到自己的软卧车厢后,曾伏枕大哭,痛心疾首。当时在他身边的外籍顾问端纳曾好心劝慰,让他“做个大丈夫,要勇敢,要坚强”,但他仍觉得蒙受了很大的耻辱,心头就象有块铅似的,总有一种沉重的压抑感。返回北平后,他沉痛地说:“中日问题,蒋先生以和为主,还不知演变到什么地步,人们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下野之后,这个罪名要背到哪天呢?”

赵四小姐非常同情少帅的遭遇,常在旁安慰他,并同于凤至一起帮他处理各种公私事宜,做出国的准备工作。她还语重心长地对张学良说:“汉卿,这点挫折算不了什么,端纳先生说得对,要‘做个大丈夫,要勇敢,要坚强’!照我看,在当前形势下,你勉强支撑华北这个危局,难处不少,你虽名为中央军委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有权指挥和调动华北所有部队,可他们中不少人原本是冯玉祥、阎锡山的部下,过去跟你们都是冤家对头,你想他们能心甘情愿听你指挥吗?你指望他们积极地去支援东北军,进行保卫热河之战,这现实吗?再说,东北沦陷后,国人不知内情,对你的指责不少,你又不便将真相公之于众,所以趁此机会到国外走走,休息一下,从长远考虑,这也不是什么坏事。”

“绮霞说的对,汉卿,你不必难过,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只要身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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