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俱乐部内幕-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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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将中国青少年足球称为中国足球的〃希望工程〃，听起来令人一震。
1995年，足协对女足和青少年足球投入42O万元。1996年，上升为64O万元。
这个数字对这么大一个国家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也不是没有钱，关键在于观念的转变。有那么多有实力的商家竞价购买中央电视台黄金段位的广告播放权，却只有一个健力宝公司资助中国青少年队留学巴西。后者花费不比前者多，广告效应决不经前者差。更何况，对于中国足球来说，这是功在千秋的义举。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中国足球的百年大计应以青少年为本。
19．转会，需求、愿望与体制的抗争
转会制度是中国足坛引进的先进机制之一。
更新球员对于一个职业俱乐部来说是不可缺少的环节，通过买进卖出球员可以组合球队的最佳阵容，从而使足球比赛变得更加精彩，更富有趣味性。
一些富有的足球俱乐部凭借自己强大的财力把一些最优秀的国内外球星购进自己的俱乐部。
据不完全统计，在意大利，足球运动员的转会每3年（一般合同期为3年）为70～75％，常年固定在一个俱乐部效力的球员是极少数的，一般只有2～3名运动员的流动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俱乐部都是有好处的，足球俱乐部因为转会而不再是一潭死水，而是一个集中和疏散足球人才的中转站。
在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的口号下，足球运动员的转会也是自由流动，不受任何人的影响和干预。
当然这种自由是一定条件限制下的自由，而不是随心所欲。
俱乐部要和离开或加盟的球员签订合同，一旦签约，双方都要遵守协议。同时，受聘球员成了俱乐部的财产和商品，只有合同到期后，球员才有权转会和续签合同。
如果签约双方在合同尚未期满时就提前转会达成协议，那么球员提前转会将非常顺利。如果俱乐部一方不同意，而球员一方坚持要提前转会，那么必须赔偿俱乐部一方的损失，否则，球员就无法转会。一般凡是要求提前转会的球员，在提出要求转会前已找到新的俱乐部，由新的俱乐部支付一切的必要费用。
西班牙巴塞罗那俱乐部原本已经与罗纳尔多签订了到2000年的合同，而且俱乐部还准备与他续约，但国际米兰从一旁杀出，向罗纳尔多抛出了〃乡球〃。结果，国际足联裁决罗纳尔多要以258O万美元从巴塞罗那队买下合同成为自由人，才可以转会。
这笔巨款当然要国际米兰替罗尔多支付了。
一般说来，球员转会要有如下几个动机：一是为改变踢球的环境；二是选择实力强、声望大的俱乐部；三是为了挂靴以后的前途。
球员在转会时，一般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俱乐部，最大的不一定是最好。否则加盟以后，长期坐冷板凳，可不是好玩儿的。
像迪卡尼奥在那不勒斯队时是绝对主力，而转到人才济济的AC米兰队以后，却没有自己的位置。
除了名利以外，转会队员还要考虑：自己能否适应新俱乐部的打法，能否协调好和教练员及众多队友的关系。维亚利成名于桑普多利亚，在桑普多利亚游刃有余，为该俱乐部夺得了第一个冠军。可是他转会到尤文图斯队以后，却因为处理不好与大球星巴乔的关系，吃了不少苦头。
中国足球开始职业化以后，运动员的转会也就从此开始了。
而俱乐部作为球员的生存载体，也就成为球员转会的所有者。
运动员转会制度是足球改革中关系内部运行机制转的重要举措，其目的在于通过人才交流，促进俱乐部建设，提高运动员从事足球事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提高我国足球的竞争水平，这也是进一步与国际接轨的具体步骤。
在未实行职业化以前，国人各省市都是自己培养球员自己使用，没有或很少相互交换。在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式足球模式〃中，滋生出许多不良现象：练的上不了场，不练的总上场；反正我是主力队员，你得用我，于是毛病越来越多；一些老队员在国内训练时出工不出力，到了出国踢球后却非常自觉，这显然是机制的问题。
如果将球员放在市场上，彻底打破属地关系，打破人才壁垒，那就会是另一番情形。今天你是主力队员，可是明天你状态不佳马上就会被其他人所代替。潜在的危机使每个球员督促自己刻苦训练，并努力在市场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同时，人才流动对于教练寻找适合自己战术的球员，贯彻自己的执教方针提供了基础，更避免了人才的浪费。
随着形势的发展，足球人才流动己成为挡不住的历史潮流。
辽宁队敢为天下先，最先从吉林引进姜峰，从山东引进李强，在全国引起极大的争论。当时，由于七运会的存在，姜峰的问题变得很麻烦。
姜峰1992年加盟辽宁足球，在七运会时回吉林参加比赛。
吉林教练李虎恩说，姜峰从辽宁队归来后，训练和比赛都不错，特别是在预赛时发挥出色。但是与辽宁队对阵时却表现不太好，尤其是辽宁队攻入我们的那个球，就与姜峰的站位防守有关……言外之意姜峰对辽军有〃脚软〃之嫌。
当时国内足坛的人才流动因为无法可依而处于自我调节甚至放任自流的状态，人才流动渠道不畅通，地区性人才壁垒难以打开，因此引发了一桩桩具有轰动效应的绿茵官司。
1993年人才流动的焦点仍是在辽宁。但因涉及的都是省内人士，双方都没有撕破脸皮把事情闹僵。
当事人之一是31岁的大连队员赵世刚，他去辽宁队踢球，采取了迂回战术。向大连队声称要去一家日本公司做事，大连队批准他离队。不久以后，他出现在辽宁队的训练场上。
而辽宁队的大连籍队员高旭因为辽宁队人才济济，马林、孙贤禄等与高旭打同一位置，高旭的机会比较少。七运会决赛的18人名单，高旭竟然榜上无名，在辽宁队夺冠后的假期，高旭已经回到了大连。
高旭说，1988年我和吕东一起人选辽宁队。当时我俩年龄最小，并且原先辽宁队中那批人中只有我和吕东升入一队。刚去时，正赶上全国甲级联赛，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在与上海队的比赛中，我一人独进2个球，最后辽宁队以3：0获胜。赛后，有人说：再过2、3年，高旭会成为辽宁队锋线上一把尖刀。我知道这是夸奖我，但也正是我要努力实现的目标。所以在以后的训练中我更自觉，更刻苦。可现在5年过去了，连个主力都打不上，我心里能没有想法吗？……假如当初我到了另外的队，尽管这个队水平、成绩不如辽宁队好，但我可以打上主力，对个人成长极有利。在辽宁打不上主力，成为国脚就更别提了。坐冷板凳的滋味最不好受。
高旭表达了许多球员盼望足球人才流动的心理状态。
转会的坚冰终于被冰面下的暗潮打破。
1993年七运会之后，转会已成为一股大潮，来势汹汹、无法阻挡。
1993年大连棒槌岛足球工作会议研究制定了有关人才交流的若干规定，适应了中国足球形势发展的需要。
中国足协根据《中国足球协会章程》、《中国足球协会俱乐部章程》、《中国足球协会关于人才交流的若干规定》、《中国足球协会运动员转会细则》规定，决定自1994年12月15日起，在中国足协管理范围内，全面实行运动员转会制度。
中国足协称，由于我国足球市场刚刚建立，转会工作主要侧重于人才合理流动，转会费也只适应当前的实际；转会工作进一步发展，将涉及资产转移，也就是涉及俱乐部的经营发憎爱分明。人才是俱乐部的资产，转人既是俱乐部人和的需要，又是一种投资行为：转出是投资的效益。有鉴于此，俱乐部应不断提高自己的经营能力。
这意味着买卖球员既可以流动人才，促进竞争，又可以成为一种投资。
中国球员1995年的转会期为1月1日至3月10日和7月1日至8月31日两段时间，在这两个时间之外不办理转会手续。
早在1994年初，中国足协就要求各俱乐部实行合同制与注册制度，运动员在中国足协注册时应上交工作合同副本，表明该运动员已与俱乐部签订合同。
只有在中国足协注册的球员才可以转会，而转会的重要依据是工作合同。球员与俱乐部合约未满，则俱乐部有权不同意该球员转会。
下列几种情况不允许转会：
一、经中国足协同意，原俱乐部除名后未恢复参赛资格的运动员；二、在中国足协处罚期内的运动员；三、合同期未满，原俱乐部不同意转会的运动员；四、未在中国足协和地方足协注册的运动员。
另外，在原培养单位一线球队服役未满四年的运动员原培养单位不同意者不得转会。
关于涉外转会，运动员符合下列规定之一者，还可以转会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协会所属俱乐部踢球：一、男年满28周岁，女年满25周岁的现役运动员；二、符合上述年龄，已办理正常退队手续的；三、由中国足球协会推荐到国外培养的；四、经中国足球协会认可，按双方体育交流协议由地方足协推荐到其它国家和地区俱乐部踢球的。
中国足协规定球员转会费由买卖俱乐部双方协议确定，中国足协尊重双方协议超过或低于参照数的转会费。但原属单位不得以超过参照数的转会费限制球员转会。
凡已正常解除合同，并有2年以上时间为与其他俱乐部签订新合同的球员加入新俱乐部，不需再支付转会费。
为了有据可依，中国足协规定了转会费的标准公式：球员转会费＝当年收入×转会系数这个公式为每个球员转会费提供了一个参照数。当两个俱乐部之间分歧时，中国足协将按其上限不超过参照数3O％裁决转会费数目。
转会费的1O％归中国足协；85％归运动员所在俱乐部；5％归运动员所有。
《转会细则》的提出，引起了各方的不同反应。有人认为，球员身价按照转会系数计算，当时国内国家队主力队员的身价一般不低于5O万元，俱乐部对主力队员在3O万元左右，俱乐部替补球员一般不低于1O万元。
当时甲A各俱乐部每年投放的经营资金，多则300～400万元，少则几十万元，多数在200万元左右。面对如此高价，多数俱乐部声称〃买不起〃。
为了限制俱乐部垄断球员，中国足协规定：每个俱乐部每年〃购买〃国内球员不能超过5人，聘请外籍球员不能超过5人，每场比赛每队只能3名外籍球员上常而当时有高瞻远瞩者认为，中国足坛一流人才只有那么几十个，球市放开以后，必将引起供不应求的局面，造成球员身价上涨。如同中国股票市场刚开始形成时一样。并预计人才的竞争和人才交流会使各俱乐部着力于培养更多人才，形成了足球人才培养上的良性循环，达到提高总体水平的目的。
另外，中国足协作为仲裁机构，对于各俱乐部及球员发生纠纷时，应该依据章程秉公处理，顾全大局，舍弃小利，不能瞻前顾后、优柔寡断；或者为了兼顾各方利益，毫无原则地〃和稀泥〃，作出裁决缺少法律依据而难以服众。
《转会细则》规定：
按照中国足球协会章程，有关争议不得在中国足球协会之外寻找申诉和裁决。
当事人申请裁决应将申请裁决书一式二份和调查费2000元递交中国足球协会。中国足球协会在接到申请裁决书后30天内作出裁决。
对第一次裁决不服，可在接到裁决书后七日内，以书面形式要求中国足球协会复议，并交纳手续费5OO元。中国足协会在接到申请复议书后3O天内进行复议，并作出决定。此决定为最终决定。
第一次裁决由中国足球协会诉讼委员会作出；复议的决定由中国足球协会常务委员会作出。
不出所料，规则是规则，实际执行是实际执行。中国足协官员有时置规则于不顾，在中间和起了稀泥。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认为不可能完全按《转会细则》办的足协官员居然是当年《转会细则》的起草人。
中国足协在处理蔡晟、张军、冯志刚转会深圳队时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的气焰。
当然，中国足协良苦用心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一支二流球队来说，转出几名主力，不亚于釜底抽薪。可是，已经有制度摆在上面，断然不是金碧辉煌用作招牌的，不遵守无以维护制度的尊严。而且，转会的目的应于人才的交流，好不容易才割除了地方禁锢的樊笼，却要人为地再插上几根板条，的确与实施转会制度的初衷相违背。
而在此以前，博斯曼案如同飓风一样席卷了欧洲足坛。
1994年，效力于比利时标准列日队的国球员杰·马·博斯曼在同列日队的合同期满后要求转会法国敦克尔刻。列日队要求敦克尔拿转会费来，敦克尔刻付不起，博斯曼转会不成，又无法上场比赛，于是将欧洲足联和比利时足协告上法庭，要求给以1OO万美元的经济损失费。
在漫长的5年诉讼中，小人物博斯曼凭着对自由的信仰和追求，在贫困的情况下，一直坚持不懈，终于撬动了实行了近百年的转会制度。
博斯曼认为：现行球员转会制度和种种限制影响了球员在欧洲流动，这是违反欧盟法律保障的。他要求欧盟国家的职业球员同欧盟国家其他劳工一样，拥有在欧盟范围内自由流动的权利。
由于该审判结果将形成普遍原则和直接影响到现行转会制度，影响到大小俱乐部和大小球员的切身利益，因此万众瞩目。
博斯曼法案的影响在审判尚未成定局时就已可以预知。
一是对较小俱乐部的影响。小俱乐部基本上是培养球员并将有天赋的新秀卖给大俱乐部来维持生存。如果自己培养的优秀球员在合同期满后就成了自由人，从他加盟的俱乐部处得不到转会费补偿，小俱乐部只有破产。
二是土生土长的欧洲传统足球国内球员的就业机会将会大大剥夺。俱乐部都会去寻找廉价劳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