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的非常之路-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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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来算不上什么大事。

　　保守派却借题发挥，大做文章，诬蔑说是“小工打学生”，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老师和学生吵闹不休。

　　朱德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再三向大家说明真相。

　　可是，那些保守派仍不罢休，又进一步去鼓动学生家长。

　　朱德为工友免受皮肉之苦，让他连夜出走，远避他乡。

　　保守派乘机把攻击矛头指向朱德，说是朱德唆使工友殴打学生的，并策划工友逃跑，是这一事件的幕后策划者。

　　朱德对此事表示极大的愤慨。

　　经他耐心地进行说服，摔倒的学生出来说出了事实的经过，在场的学生也都站出来作证，铁一般的事实戳穿了保守派的谎言。

　　为此，朱德愤然辞职，以示抗议。

　　仪陇县高等小学堂的一年社会实践，朱德学到了许多在书本上、课堂里学不到的东西，使他开阔了眼界，经受了锻炼。

　　这一年来，他受尽了代表封建势力的保守派的欺压和排挤，亲身体验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

　　但他不气馁，不灰心。

　　在黑暗与腐败的社会里，像他一样的穷苦出身的人，不仅做不了官，而且也做不成事。

　　这时，他才清楚地懂得了“教书不是一条生路”，萌发了抛弃他一直向往的“教育救国”的理想，决心走出养育他的大巴山，到外面去探寻新的救国救民之路。

　　突然间，传来了云南开办陆军讲武堂的消息。

　　朱德经过再三考虑，决心到云南去报考讲武堂。

　　这个决心是怎么下的？他为什么一定要到云南去呢？我们在他的自传里终于找到了答案。

　　他写道：“问题就是非救国不可。

　　那时候，云南靠近边疆，是一个重要的国防地带。”

　　当时，在外国列强加紧掠夺中国边疆的形势下，人们认为最危险的要算是我国东三省和云南了。

　　而东三省离四川太远了，他自然不可能去，于是就想到云南去报效国家。

　　在朱德要离开仪陇高等小学堂的前夕，他的恩师刘寿川与他彻夜长谈，给予了他极大的鼓舞。

　　朱德说：“在当前国家危难之时，我想去投军。”

　　刘寿川问：“到哪去投军？”朱德说：“听从成都回来的人说，云南开办了讲武堂，正在招生。”

　　“我支持你去云南投考讲武堂。

　　你有着强烈的救国救民志愿，又具有军事天才，还能吃苦，走从戎救国之路前程无量。”

　　刘寿川的一番肺腑之言，使朱德极为感动。

　　他说：“好男儿志在四方。

　　既然走出家门去投军，决不当怕死鬼。

　　说不上建功立业，但忠心报国，血洒疆场还可以做到。

　　我会对得起父老乡亲！”

　　刘寿川知道朱德家境贫寒，特赠给他几十块大洋作为路费，并再三叮嘱说：“要去云南从军之事，千万不要先告诉家里。

　　等到了云南后，再告诉他们为妥。

　　到时，我可去劝解一番。

　　你就放心地去吧！”

　　听说朱德要去云南，他的好友张四维、田玉如、李绍沆和他的老师刘寿川聚在一起，为他饯行，并凑了一点路费。

　　朱德非常感动，当场奋笔疾书，写诗一首以铭志：志士恨无穷，只身走西东。

　　投笔去从戎，刷新旧国风。

　　云南同四川接壤，去云南谋生的四川人一向很多，就连生活习惯也差不多。

　　清王朝的四川总督锡良改任云贵总督后，在云南编练新军，从四川调了不少人去，其中包括四川武备学堂弁目队的一批学生。

（3）

　　这也正是朱德去云南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朱德从仪陇高等小学堂辞职回家后，一天收到一封成都来信，是他在体育学堂的同学敬写的，告诉他云南陆军讲武堂夏季招生的确切消息，约他一同去投考。

　　这就更加坚定了他到云南去投军的信心。

　　当时，中国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海战和日俄战争的刺激下，许多爱国青年中流行着一种观念，认为中国要强盛，必须从军事入手，也就是“强兵救国”论。

　　朱德就是这一思潮的积极拥护者。

　　朱德在离家前，只告诉伯父说：“成都的同学来信说，现如今成都有官费学堂，上学不收学费，还管吃穿，毕业了有事做，我想去报考。”

　　伯父听了有些不大相信，难道世上真有这种好事？但又一想娃儿大了，又经了世面。

　　他想出去上学，看来拦也拦不住，便不大情愿地说：“那你就去吧！可家里没……”“我知道，家里为我读书欠下了许多债，今后我一定负责还。

　　这次出去的盘缠，我有了，是三叔给的。”

　　他三叔做小本生意攒了几个钱。

　　1909年的春节刚过，朱德就告别亲人上路了。

　　这次远行，他没有告诉家人和亲朋好友，连左邻右舍也不知道，以致没有人为他送行。

　　离家那天，天还未亮，他就起来收拾行装，仍旧背上他两年前第一次去成都时背的那个小布包，怀里揣着伯母为他煮的几个鸡蛋，双眼满含着泪水，告别了伯父、伯母，走上了那条出山的大道。

　　日行夜宿，起早贪黑。

　　经过12天的长途跋涉，朱德赶到成都，找到同学敬。

　　2月初，朱德和敬结伴，迎着早春的风寒，踏上漫漫的旅途。

　　这次千里跋涉远走云南，确定了他一生所走的道路，开始了从士兵到元帅的长途跋涉。

　　正是这次远行，将他铸造成了一个职业军人，一个叱咤风云的将军，一个统帅三军的元帅，一个伟大的军事家，一个人民军队的缔造者。

　　朱德从成都动身时，身上除了那个从仪陇带来小布包袱外，就是一捆草鞋。

　　他就是凭着这捆草鞋去走天涯的，一路上经过嘉定（乐山）到了叙府（宜宾）。

　　他们在城里一家小客栈住下后，就去打听去云南的路线，寻找路上的伙伴。

　　这天，朱德结识了两个贩运盐巴的“足客”，从交谈中得知他俩打算跟着一队马帮去云南。

　　这两个“足客”原来是南部县盐井的盐工，正好朱德去盐井参观过，对那里的情况知道一些，谈话就更多了些内容。

　　“足客”说他俩是因为在南部闹工钱，老板勾结官府要抓他们，不得已才改名换姓，流落到此，做起了贩运盐的生意。

　　一来二往，他俩和一些跑云南的马帮混熟了，为了有个照应，每次去云南，总是跟着马帮走。

　　敬说自己就是南部人，于是越讲越亲热。

　　“足客”主动约他们同行，说跟着他们走，既不会走错路，也不会在路上吃亏。

　　还出主意说最好装扮成个做小本生意的，一路上也不至于引人生疑。

　　朱德觉得“足客”的话很有点道理，扮成个做小生意的人，也完全是为了一路上安全，何况还可以赚几个饭钱呢？他上街买了一只竹背篓，还买了一些针、线、手帕、小镜子、小木梳、牙粉、牙刷、香肥皂和一块防雨的油布。

　　第二天清晨上路时，只见朱德头上缠着一条白布巾，背着一只竹背篓，手里摇着一把货郎鼓，俨然一个走乡串村的“小货郎”。

　　他们跟在贩盐马帮的后面，离开叙府城，沿着金沙江，在五莲峰的原始森林里，踏着那条古老的马帮商道，艰难地行进着。

　　这条古商道，是古往今来中国西南边陲与越南、老挝、缅甸进行文化、经济交流的通道。

　　它盘桓在高耸入云的大凉山与乌蒙山之间，蜿蜒在金沙江畔，一边是陡峭的悬崖峭壁，另一边是望不到底的万丈深渊。

（4）

　　商道的两旁古树参天，常年都不见阳光，路上布满了青苔，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滑到山涧里去。

　　这里初春正是雨季，阴雨连绵。

　　朱德穿着草鞋，背着背篓，紧跟在马帮后面，跋山涉水，在深山老林里转来转去，只有到了晚上住店时，才知道走了多少里，到了哪里。

　　头一天，他和敬都像哑巴一样，只是低着头一声不吭地跟着马帮赶路，从天不亮走到天黑，足足走了十多个小时。

　　等到天黑时，马帮在一个熟悉的小客栈里歇宿了。

　　马帮一到店门口，那两个“足客”就去帮着马帮卸货、卸鞍、遛马、喂草。

　　朱德他们也学着人家的样子干起来。

　　马帮的老板上来问道：“老弟是第一次出远门吧？以前在哪发财？”“原来在家种田，没有做过生意。

　　一路上还望老板多加关照！”

　　朱德很客气地回答着。

　　“听老弟说话，不像个长跑江湖的人，念过书吧？”马帮老板又问道。

　　“读过几天书，也没读出个名堂来。

　　为了混口饭吃，出来做点小本生意！”

　　朱德不紧不慢地答着。

　　“我看你这个人老成，又能吃得苦。

　　今天一直能跟上我们，就不简单哟！日后一定能发财！好好干吧！”

　　马帮老板觉得朱德、敬真不一般，第一次走长路，没有落下。

　　住店了还帮着干活，就夸了他们两句。

　　第二天，仍然是天还麻麻亮，就摸着黑上路了。

　　朱德他们依旧紧跟在马帮后面缓缓而行。

　　就这样，半个月过去了，同马帮的人也渐渐熟悉起来。

　　朱德感到与马帮同行，的确好处不少，一不需要问路，二又安全。

　　人多势众，就是遇到三五个土匪，他们也不敢下手。

　　但是，他总觉得这队马帮不一般，驮得货物也不都是盐巴，一些沉甸甸的箱箱包包、哪个晓得里面装的是啥子？一天，他对敬说：“我看这队马帮不是正经商人，驮的不都是盐巴。”

　　敬说：“正要对你说哩！我看到了那些箱子里装的是火枪。

　　好几次了，都不让我帮他们搬，都是他们自己人卸的。”

　　“我们找个机会摆脱他们，继续跟他们走下去危险。”

　　朱德说。

　　敬表示同意。

　　其实，马帮的老板一路上都提防着他俩，生怕他们是官府的探子。

　　退一步讲，不是官府的探子，一直跟着他们走，时间长了也会看出点眉目来。

　　夜长梦多，不如早点甩掉这两只尾巴。

　　主意打定，到达会泽那天夜里，马帮和两个“足客”便不辞而别，另路单行了。

　　天亮后，朱德一看不见马帮和“足客”的踪影，心里明白了几分，也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

　　他和敬会心地笑了：“他们倒抢先一步了。”

　　这天，又下起了雨，他俩一商量干脆休息一天，问问路，合计一下以后如何个走法。

　　因为虽然已进入了云南地界，但昆明还在遥远的前方，少说也有三四百里。

　　朱德和敬鼓起勇气，日行夜宿，一路小心，百倍警惕，经鹧鸪街、东川、寻甸、嵩明、杨林、大板桥，终于走到了昆明，他俩高兴得又蹦又跳。

　　从1月底离开仪陇算起，4月中旬朱德才到达昆明，历时70多天。

　　实在不易呀！他没有坐船，也没有骑马，硬是凭着一双铁脚板和一捆草鞋，穿山越岭，涉水过江，走了3000里。

　　这同他幼年在家乡读书时，每天从大到席家匾（相距8里路）来回跑4趟不无关系。

　　这双铁脚板就是那时练出来的。

　　他在《自传》中写到这一段，却显得很轻松：“我走嘉定（乐山）、叙府（宜宾）、昭通、东川到昆明，全是走路去的。”

　　看上去只是淡淡的一笔“走路去的”，却不知这一走就是3000里，这一走就是70天，这一走要过嘉陵江、金沙江，还要经大凉山、五莲峰，穿越原始森林……一路艰辛，难以想像。

（5）

　　可以说，他真正饱尝了“吃尽云南苦”的滋味。

　　朱德和敬在昆明城内龙井街一个萧姓四川人开的临阳小客栈里住下。

　　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写封平安家书，把自己这次离家远行的真相告诉父母。

　　他在信里说，家里祖、父两辈人都指望自己支撑门户，指望自己当官，挣钱，使全家从贫穷中摆脱出来。

　　老人们的心愿是好的，但根本无法实现。

　　眼看国家都快要亡了，救国要紧，没有国，哪还有家呀！所以，现时无法顾家了。

　　父母的养育之恩，只求来日报答。

　　他还说，家里受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别说见到当兵的，就是听到当兵的都反感，总认为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

　　现在，时代变了，好多热血青年都走上了“从戎救国”之路，是“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

　　自己选择的路，这次是走定了，义无反顾，决不后悔。

　　第二天，他们去打听报考讲武堂的事情。

　　别人告诉他们，讲武堂主要招收云南籍的学生，外省人没有当地老住户和有地位的人担保，是不能报考的。

　　后来，敬找到了一位四川同乡，想请他担保报考讲武堂。

　　这位同乡是在由四川人组成的新军步兵标（团）里供事。

　　这个步兵标驻在巫家坝，归云南新军第十九镇（师）第三十七协（旅）管辖。

　　看在乡亲的份上他满口答应了。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同当时的法属印度支那和英属缅甸接壤，正处于法、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争夺中。

　　法国在宣统初年向清政府要求云南七府矿藏的开采权。

　　英国伺机侵略我国边疆的片马等地。

　　而滇越铁路的修筑，更使云南的局势岌岌可危。

　　清政府为了维护它摇摇欲坠的统治，决心培养一批军事人才，并建立新的军事力量。

　　1909年，在云南昆明建立了陆军讲武堂，为新军及巡防营培养骨干。

　　同时，还编练新军一镇（师），定名为“暂编陆军第十九镇”。

　　夏天，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始招生，在那位四川同乡的介绍与担保下，朱德和敬报名参加了考试，成绩都不错，他俩都很高兴。

　　可万万没有想到，发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