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的非常之路-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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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车队驶来，他们闪到路边，站在草丛里，他们愣头愣脑地傻看着，有几个还在那里用手比比划划乱指一气。
车队离敌人越来越近，警卫战士们站着的坐着的都把枪口对准了两边，手指搭在扳机上，密切注视着敌人的动静。
突然，敌人的一个小头目一声令下，200来人齐刷刷地排好队，站在路边。
当车队从他们面前经过时，传出一声口令：“敬礼！——”散兵们毕恭毕敬地举起了右手，瞪大双眼，目送着车队通过。
这玩的是什么把戏？原来，敌人发现车队时，也有个估计：起初，他们以为是碰上了解放军，吓得都躲在草丛里，以防万一。
（2）
后来，一看只有3辆车，而且是两辆吉普，一辆大卡车，汽车都是美国造，车上还有国民党军车的标志，认定上面一定坐的是大官，所以就赶快列队迎送，免得惹出麻烦来。
说也凑巧，没有多久，后面敌人的那几辆车也渐渐赶上来了。
看着前面部队这种迎送的架势，认定车上的长官准是个“大官”。
所以，总是保持着五六百米的距离，不敢超越前面的车队。
就这样，天亮之前，朱总司令的车队顺利通过了敌占区。
就这样，朱总司令硬是带着两员大将陈毅、粟裕，乘着汽车深夜与敌人同行百里，在敌人的鼻子底下通过了封锁线，于5月11日安全抵达濮阳。
大家都觉得这次跟随朱总司令驱车南下濮阳，真是终生难忘的一次历险。
朱总司令却非常风趣地说：“这就叫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黑暗中同行一条道，天光时就分道扬镳了！”
朱总司令在濮阳听取了汇报后，向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团以上干部和连、排、班长及士兵代表，分别作了报告。
他讲了全国战场的形势，正向着有利于人民方面发展。
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扭转了整个战争形势，为夺取全国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他号召大家加紧练兵，努力学习战术，用“钓大鱼”的办法，寻机歼灭敌人。
朱总司令的讲话像奔腾的江河，一泻千里，引来阵阵掌声和欢呼声，大家仿佛听到了胜利的进军号。
朱总司令在华东野战军的前线部队中视察了一周后，于5月18日离开濮阳，安全返回总部。
在解放战争由战略反攻转向最后大决战的关键时刻，朱总司令日夜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给国民党军队以毁灭性的打击。
三大战役的胜利，为蒋家王朝敲响了丧钟，预示着解放战争将在全国胜利。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3月25日，毛泽东、朱德等在北平西苑机场检阅了解放军。
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
吹响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战斗号角……
十八、威不可屈的“红司令”
（1）
1967年1月，从上海刮起所谓“一月风暴”。
此后，夺权之风迅速席卷全国，造反派开始夺取各级党政领导大权。
“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给中华大地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中华民族蒙受了无限痛苦。
上自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都难以幸免。
许多开国元勋含冤九泉，无数革命领导干部惨遭迫害。
时已耄耋之年的朱德，被林彪、江青视为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之一，所以也一再遭到明目张胆的攻击和极其阴险的暗算，诬蔑他为“黑司令”，一心想把他打倒。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共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戚本禹在江青的指使下，于1月12日去钓鱼台16楼（当时中央文革办公地点），召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些造反派开会，别有用心地鼓动他们去发动青年学生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和朱德。
当晚，中南海里就刮起了一股妖风，把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搞得鸡犬不宁。
造反派们先闯入刘少奇的住处，对刘少奇进行围攻和批斗，然后就包围了朱德的家。
造反派们在朱德家的楼前，一面挥舞着拳头，一面歇斯底里地呼喊着：“打倒大军阀朱德！”“朱德必须低头认罪！”
地上刷上了大标语，墙上贴满了大字报，一直折腾了好久才渐渐散去。
这时，朱德住在玉泉山上。
康克清把家中刚刚发生的一切，用电话告诉了他。
其实，朱德已预感到这场大火迟早是要烧到自己头上的。
看来，有人已经开始点火煽风了。
他决定下山回城去看大字报。
工作人员为他的安全与健康考虑，说：现在是群众运动的风头上，还是暂不回去好。
大字报让他们去贴！朱德坚持下山回城。
工作人员劝不住他，只好备车下山。
朱德乘坐的小汽车，穿过大街小巷，绕过来自全国各地大串联的“红卫兵”，缓缓地开进中南海的西门。
朱德隔着车窗望去，中南海变样了。
曾几何时，平静祥和的中南海，门外集聚着成百上千的人群，在高音喇叭的鼓动下，嚷嚷着：“我们要见毛主席！”
“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中南海里也不安宁了，人来人往，吵吵闹闹，楼前屋后，到处都刷上了大字报，白纸黑字，再加上红色的“×”，格外刺眼。
朱德下车后，依旧迈着他那稳健的步伐，不急不慌地走向家门。
现时，他脚下踩的不是红地毯，而是大标语，两边不是鲜花和彩旗，而是张牙舞爪的大字报。
家人们不是用欢乐的眼神向他问寒问暖，而是眼神里充满了惊恐和不安，无言相对。
他看到家里大标语铺地，大字报盖天，造反派们找上门来，指名道姓地兴师问罪，矛头直指自己，心情十分沉重，就如同大战前夕，面临着重兵压境一样。
在这种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镇定自若，以处变不惊的大将风度来对待眼前发生的一切。
康克清极其愤怒地向朱德细说了傍晚发生的一切。
朱德听后若有所思地说：“看来，来者不善哟！这些造反派的背后肯定有人指使。
不然，他们是不敢如此胡作非为的。
你要沉住气，看他们能闹出个啥子明堂来！”
朱德前脚进家，造反派后腿就送来了勒令，要求他必须去看批判他的大字报，并要他“老实交待三反（反毛泽东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朱德怒火中烧，但转念一想，看看造反派搞什么名堂也好，便拿着手杖出行了。
当他看到造反派为他捏造出来的十几条“三反罪状”时，不住的在摇头、叹息，用手杖不停地敲打着地面，非常愤慨地说：“完全是造谣诬蔑！全是编造出来的假话，上面只有两个字是真的，那就是‘朱德’！”
周恩来得知朱德回到中南海后，造反派勒令他去看大字报时，便立即赶来劝慰朱德，请他保重身体，回玉泉山去休养，不要把那些不实之词放在心上。
（2）
朱德经过反复考虑，终于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决定暂时离开中南海。
他带着对大字报的厌恶，带着对造反派的憎恨，带着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难以理解，又上了玉泉山。
虽然，他离开了不安宁的中南海，离开了喧闹的北京城，但心情仍是久久不能平静，脑壳里仍在翻江倒海，一会儿像狂风骤起，一会儿又像怒潮汹涌。
一张张盖天铺地的大字报，一幕幕当年惊天动地的战斗场面，像过电影一样，不停地在脑海中交替闪现着。
在党内高层里，对朱德的宽宏大量，早已是口碑载道，称赞他是能容天下事的“大肚弥勒”，毛泽东赞誉他是“度量大如海”。
但他对那些跟随自己多年的人背叛了自己，同造反派一起编造事实，搞所谓“揭发”，十分痛心。
然而，这时的朱德还不知当中的蹊跷，更弄不清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谁？这是一个百年不遇的寒冬，而且霜冻来得特别早，冬季特别长。
但是，全国有百万红卫兵涌进首都，却把北京闹了个热火朝天。
他们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穿梭似地在首都的大专院校和党政机关里“大串联”，等毛主席接见。
1月底的一天，戚本禹突然接见人民大学的两派群众。
他别有用心地煽动说：“你们那里的孙泱，给朱德当过秘书。
你们通过搞孙泱的问题，可以把朱德的问题搞清楚嘛！”
人民大学的副校长孙泱，是革命烈士孙炳文的长子，著名艺术家孙维世的长兄。
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朱德的秘书，在朱德身边工作多年。
50年代初，《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时，毛泽东曾说，除了出版他的著作外，党的其他领导人刘少奇、朱德等也要出选集。
基于这一情况，孙泱曾为出版《朱德选集》收集材料，整理文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江青抓住这件事，借题发挥，大做文章，胡说朱德招兵买马，招降纳叛，为自己树碑立传，是个大野心家。
孙泱被迫害致死。
造反派们接到“圣旨”，立即传达，贯彻执行。
人民大学的造反派们连夜倾巢出动，一夜之间，把“打倒朱德”的大标语刷满了京城的大街小巷。
江青、戚本禹终于急不可待地把打倒朱德的阴谋计划推向社会。
一时间，把人们的思想搞得像一堆乱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朱总司令，怎么转眼间变成了大军阀？德高望重、胸怀坦荡，已81岁高龄的朱委员长，怎么一夜间变成了大野心家？善良的广大人民群众和革命干部都百思不得其解呀！打倒朱德的阴谋活动，在江青、戚本禹等的操纵下，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南征北战、戎马一生的朱德元帅，将面临着一场劫难。
北京大学造反派的头子聂元梓得知人民大学的造反派要批朱之后，生怕在批朱中抢不到头功，便立即召集北京大学造反派开会，在会上扬言要揪斗朱德。
会后，聂元梓迫不及待地打电话向康生摸底，老奸巨猾的康生授意她继续行动。
聂元梓心领神会，胆子就更壮了，立即组织班子，连夜编造批朱的文章，然后通过造反派办的《新北大战报》，赶印了50万份，散发到全国各地。
就在这时，中国作家协会里的造反派从刘白羽家里抄出了他1941年在延安写的《朱德将军传》手稿。
聂元梓听到这个送上门来的信息，格外惊喜。
她立即下令印刷厂加班加点，赶印出《朱德将军传》200部，作为批朱的炮弹，发向全国。
2月初，人民大学造反派发起成立“揪朱联络站”，有北京大学、高级党校、地质学院、中监委等十几个院校和单位的造反派组织参加，贴出通告，扬言要在北京召开全国性的万人大会，彻底批倒批臭朱德。
当周恩来得知一场更大规模的倒朱运动正在迅猛发展时，他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3）
毛泽东听后，明确指示“朱德不能批斗，他是红司令！”
周恩来把毛主席的指示，在召开批朱大会的前一天，让秘书通知了戚本禹，特别强调要坚决按毛主席的指示办，必须取消批判朱德的大会。
接着，他又亲自找戚本禹谈话，十分严肃地指出他支持造反派批斗朱德的行为是错误的，并向他复述了毛主席讲的朱德是红司令，不能批斗。
由于周恩来的干预，批斗朱德的万人大会才没有开成。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朱德没有被打倒，林彪、江青、康生等贼心不死。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他们加快了打倒朱德的步伐。
一面指使首都大专院校的造反派组成“揪朱兵团”南下，去朱德家乡四川省仪陇县“造反”；一面派人到全国各地搜寻轰击朱德的“炮弹”。
1968年7月，康生别有用心地将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搞了个“分类名单”，把刘少奇、邓小平等89人列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把朱德、陈云等29人列为“有错误的或历史上需考查的”；此外，还有“靠边站的”7人，有病的3人，去世的28人，只剩下37人（名单中漏掉了林枫和黄克诚）。
被打入另册的前两项加起来，要占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61％。
可见其用心之险恶。
与此同时，公安部长谢富治秉承江青、康生的指示，抽调了700多人在公安部搞所谓清理历史档案。
他非常明确地向参加清查的人说：“清档，是从档案中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反革命罪行。”
在这一篡党夺权的思想指导下，他们先后整理出了诬陷朱德等14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材料，还整理出44位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的400余件材料，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冤假错案，手法之卑劣，令人发指。
在“文革”中，真是“奇事天天有，一天更比一天多”。
就在这一年的11月，北京街头，突然出现了几张署名为“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传单，说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林彪、江青等一听到这件事，不仅不紧张，反而兴奋异常、欣喜若狂。
原来，他们认定这同被批斗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认为是天赐良机，可以作为打倒一大批的突破口，便立即下令公安部，不惜用一切手段，尽快破案。
公安部长谢富治亲自披挂上阵，布下天罗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