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波娃-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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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波娃、西蒙娜·西尼奥雷和其他一百余人冒坐牢5年的风险。”其时，萨特和西蒙·波娃正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法国大使馆传出消息：萨特一踏上法国国土，就会立即被捕。
萨特和西蒙·波娃是8月中旬前往巴西的，他俩在巴西大受巴西人欢迎。好些报刊……不管是日报还是周报……每一期都刊登萨特活动的照片和详细报道。萨特通过演说、文章、电台和电视采访不断阐述自己有关阿尔及利亚和戴高乐的观点。西蒙·波娃也应邀就妇女问题作过几次讲演。
巴西的妇女地位难以用一两句话说清楚……西蒙·波娃后来回忆道……它因地区的不同而不同。在东北部，一位少女即使生活在贫民窟中，如果失去了童贞，她就根本没有可能结婚了。于是，她始终被周围的人严密地看管着。南方的工业大城市里就开放多了。在巴西，不存在什么离婚。但假如一男一女（其中一位已婚）决定开始共同生活，就得在报上登个声明。在此以后，即使在最保守、最古板的交际圈中，他们也被认为是合法夫妻，他们的孩子有权使用父亲的姓，并继承他的财产。但一位母亲若要离开家庭，所付出的代价是把所有的权利都转给她的孩子们。当一个男人死去时，他的第一个妻子能继承他的财产，而与他共同生活、但没有签订官方契约的其他女人，连一个克鲁塞罗（巴西货币）也无法得到。
萨特和西蒙·波娃很受青年们喜欢。在圣保罗，他们安排了两三个黄昏单独出外玩。夜色使白天刺眼的城市变得柔和多了，骑自行车的人也骑得慢多了，时而有个黑人唱着歌从身边走过。度过了喧哗的白昼，他们享受着梦幻般的平静。在里约热内卢的每一个街角，往往都有学生与他们搭腔。一次讲演结束时，一位姑娘问道：
“萨特先生，你对你自己有什么看法？”
“我不知道，”萨特俏皮地笑道，“我从没有遇见过我自己呀。”
“啊，多为你伤心！”她即兴大叫一声。
这时，恰好有一位法国政府官员也在里约热内卢。在当地政府为他举办的鸡尾酒会上，一位巴西朋友带着醉意对他说：
“你可不能代表法国，代表的是让…保罗·萨特。”
那位官员只是笑了笑。
当这位巴西朋友事后把这事说给萨特和西蒙·波娃听时，大家都笑了，说既然巴西人这么欢迎萨特，把萨特这根羽毛从法国的帽边上拔除就显得大错特错了。萨特说：
“我们代表法国不同的两个侧面。”
里约热内卢授予他俩“荣誉市民”的称号，并正儿八经地颁发了证书。
5。 5000名军团老战士高呼口号：“枪毙萨特！”
巴黎的朋友们告诉萨特，9月7日开始对让松审讯，让松的律师希望萨特到场。萨特鉴于自己已答应要在巴西履行一些义务，一时无法抽身，便给朗兹曼和佩朱打电话，详细讲述了他想对法庭所作证词的具体内容，随后，又寄去了证词的具体文本，供法庭上宣读，证词写道：
我为本人不能出席军事法庭的听证会感到万分遗憾。为此，我要就在早先拍发的电报中讨论过的问题作更为详细的解释。事实上，仅仅肯定自己同被告“完全站在一起”，这并不够。我必须解释原因何在。我从未见过埃莱娜·居埃纳特，但是，通过弗朗西斯·让松，我十分清楚地知道，如今受审的“支持组织”是在怎样一种条件下工作的。我重复一下，让松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我的同事，如果说，我们的观点并不始终一致（这也极为自然）的话，那么，阿尔及利亚问题使我们重新走到了一块。我天天关注着他们的努力。一开始，他们的努力属于那些试图通过法律手段为该问题找到答案的法国左翼所作的努力。只有当这些努力遭到失败，左翼明显无所作为的时候，他才决意从事地下活动。这种地下活动会给为独立而奋斗的阿尔及利亚人民以实在的支持。
事实上，这时的阿尔及利亚已经获得了独立。连戴高乐将军也不得不承认：“阿尔及利亚人，阿尔及利亚是你们的。”萨特接着写道：
我要重复一句，独立已成为一个确定的事实。不能确定的是法国民主制度的未来。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已使这个国家腐烂了。对自由的日益限制、政治生活的消亡、对使用酷刑的普遍接受、军方对政权的无休无止的抵抗，这一切都标志着一种变化，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向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在这种变化面前，左派无能为力。只要它拒绝同今日惟一一支正在真正与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的自由的共同敌人作斗争的力量联合努力，它就永远那么无能为力。而上述那支惟一的力量就是民族解放战线。这就是弗朗西斯·让松得出的结论，也是我自己得出的结论。我想，我能够说，与日俱增的法国人，特别是法国青年，已决心把这个结论转化为行动。……我与120名大学教师、作家、艺术家和记者们共同签名的关于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有权违抗命令的宣言被视作法国知识分子的重新觉醒。
法国报刊一致认为萨特的证词是一种咄咄逼人的挑战，政府为自尊计，应对此作出反应。一位议员则要求对萨特采取法律手段。5000名法国军团的老战士在香榭丽舍大街列队示威，高呼“枪毙萨特”的口号。
《巴黎竞赛画报》则用大字标题发表一篇社论：《萨特，文明的战争贩子》。
法国当局感到十分棘手。宽容他吧，意味着政府的软弱无力，面子上无论如何过不去；对他采取法律手段吧，又将陷入与一个大思想家发生争论而削弱自己的窘境之中。
里约热内卢的法国大使馆散布流言：萨特一回国将立即被捕；法国政府宣布，要对煽动不服从命令的人判处1至3年的监禁。时任新闻部长的泰雷诺瓦尔宣布，萨特代表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和自杀性的独裁力量。许多报纸整版整版地刊登让松组织的情况，刊登“121人”特别是萨特的情况。
中伤和威胁铺天盖地而来。
11月，他们取道古巴飞往西班牙……萨特和西蒙·波娃都发觉古巴政权已变得冷酷了，蜜月已经过去。朗兹曼从巴黎打电话给在巴塞罗那逗留的他俩，叮嘱他们别搭飞机回国，因为机场上的欢迎可能是激烈的，在答记者问时或许正好授人以柄，使警方得以逮捕他们。
他们乘汽车回到了巴黎。他们当即为自己请了律师，还着手为被捕做了一切必要的安排。警察局长上西蒙·波娃的公寓造访了他们，帮助斟酌他们的声明的词句。庭审前夕，治安法庭预审法官据说病了。接下来，庭审无限期延期了，后来获悉控告已经搁下了。稍作细究，原来是政府并不希望对他们提出起诉。传闻戴高乐总统用明显是戴高乐式的措辞进行了干预，他说：
“我们不抓伏尔泰。”
第十七章 斗士与偶像
1。 匿名电话：“当心，西蒙·波娃今晚要挨炸！”
《盛年》出版了。听到该书的订数十分可观的消息，西蒙·波娃心中很是不安，担心自己是否成了畅销书制造工厂？许多评论家则向她保证，这的确是她迄今为止写得最好的书。对这一评价，她亦感到有点疑惑。不过，总的说来，满意远远超出疑惑。她以为，当初《闺中淑女》激起了许多人的兴趣，但这种兴趣在某种程度上是模棱两可的；如今，她觉得那些喜欢《盛年》的热心读者则与她心心相印。
萨特一直在拼命地工作。由于大量服用镇静药物，一到夜间就耳聋。一天下午，西蒙·波娃同往常一样去他寓所找他。按了足足5分钟的门铃，还是不见动静。她只好坐在楼梯上等他母亲外出归来。这时，一个可怕的猜测突然闪过脑际：是不是他的心脏病突然发作了？一想到这儿，她马上扭门撬锁，终于闯进了他的书房，一看，他好端端的坐在那儿，原来，他根本没有听到门铃声。
为使萨特的工作状况有所缓解，他俩商议离开法国去罗马避暑，过一段宁静的生活。孰料动身的那天早晨，即7月19日7时半，他们正在打点行装，萨特的母亲打来电话，一枚可塑炸弹刚刚在波拿巴路42号的门厅里爆炸。这一企图暗杀萨特的活动是秘密军组织的成员干的。
萨特决定把母亲迁往拉斯帕伊大街的一家旅馆。安娜…玛丽，他那79岁的老母亲并不介意这一变化，反倒觉得旅馆使她摆脱了家务事的缠绕。这些年来，西蒙·波娃和她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芒西太太具有柔顺慈爱的天性。因为丈夫一肩挑起了照管她和她的孩子的重任，她满怀感激之情；她向来认为丈夫总是对的”。她把全副心思放在儿子萨特身上，并自信自己是儿子不可或缺的人。如果萨特在报纸上受到攻击，她会深为苦恼。当他们的剧本上演时，她一听到这样那样的传闻就忧虑和憔悴，甚至为掌声不够热烈而痛苦万分。
从罗马过了4个月回到巴黎后，萨特和西蒙·波娃以克洛德·福克斯的名义租下了拉斯帕伊大街222号一幢尚未竣工的高层楼房第10层的一套工作室公寓，他们觉得迁往那儿比较谨慎。果然，1962年1月7日，一声爆炸炸毁了波拿巴特街42号的上面几层。炸弹放在萨特所住楼面的上一层，炸掉了第15层楼的两套公寓和下一层楼的卧室。萨特的公寓反而安然无恙，只是楼梯给炸得挂在半空。
这次爆炸事件是对萨特在罗马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报复。几天后的一个上午，一个胖胖的高个警察找到萨特，自称接到上面指示，要保护他这位知名人士。这个指示来自于帕蓬先生。从此，他们的门口就有了两名警察。房东知道他们的身份后，总想撵他们走。一个晚上，城里发生了18起爆炸事件。翌日一早，两名便衣警察登门来访，称萨特为“大师”，还给了他本区警察的电话号码。
恐怖分子肆无忌惮。许多左翼记者、政治活动家、作家和大学教师都成了炸弹袭击的目标。那本有关德贾米拉·波巴查的书出版的第二天（在此之前，为了和吉泽尔·哈里米共担风险，西蒙·波娃决定作为她的合著者签上名字），西蒙·波娃回公寓去取信时，才得知公寓管理员一家人头一晚彻夜未眠，他们接到一个电话：“当心，西蒙·波娃今晚要挨炸！”
2。 访苏印象：这个国家作别了“严酷的寒季”
接着，突然之间，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1962年3月18日，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的代表签署了埃维昂协议，这个协议达成立即停火和在阿尔及利亚举行一次公民投票以决定这个国家未来的条款。秘密军队组织气急败坏，决定掀起一场新的恐怖主义浪潮，在阿尔及利亚制造任意谋杀和有计划的破坏活动。但是，由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侨民大规模地撤回法国，而无视秘密军队组织的留在原地不动的命令，因此极端分子们遭到了失败。
应苏联作家协会邀请，萨特和西蒙·波娃于7月1日飞抵莫斯科。他们又见到了红场、克里姆林宫、莫斯科河、高尔基大街。走在城区，一栋栋枞木屋以及一座座曲径通幽的院落和花园掩映其间；在一个个平静的广场上，随处可见下棋的人们；女人们的穿着比1955年时鲜艳多了；广告技巧已大有提高，墙头告示亦排列成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状，内容逗人；入夜霓虹灯招牌争奇斗艳。满街是一片喜气洋洋、生气勃勃的景象。西蒙·波娃和萨特觉得，经过“二十大”和“二十二大”，这个国家作别了严酷的“寒冷季节”，迎来了复兴的黎明。
这是一个暴风骤雨般的黎明……西蒙·波娃描写道……改革者和守旧者正在进行较量，大多数年轻人居于改革者的阵营。新一代人隐晦地指责他们的父辈们当年拥护斯大林主义，可换了他们，又能怎么样？父辈们得活命呀。是的，他们的生活中是有过矛盾、妥协、伤口，乃至懦弱；但未曾与之共渡难关的年轻人，却要对别人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显然是不太公道的。当然，年轻一代要求非斯大林主义不能只停留于否定，而应向未来踏出一条新路，则完全是正确的。他们没有丝毫向资产阶级价值观复归的迹象；而只是向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开战。在听了那么多谎言之后，他们要求了解真相，要求赋予革命的艺术和思想的自由。
此番旅行，萨特与西蒙·波娃想逗留于文化这个他们所特别感兴趣的领域。他们首先发现，诗歌成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祈祷方式，在频繁的诗歌朗诵会、诗歌讨论会上，人们如饥似渴地把那些冲破传统与模式的诗歌当成自己心声的流露与宣泄。一些评论家抨击年轻诗人，官僚主义者也给他们各种阻挠，但是都无济于事。事实上，没有这种随心所欲的宣泄自我，斯大林主义的某些清规戒律就会卷土重来。
1954年，萨特曾在这里走访过一个班的学生。当他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一个12岁女孩尖刻地发问道：“你为什么拿他来烦我们？”如今，学生们正在读萨特的著作并喜爱上了他。
旅行访问期间，没有隆重的宴会，没有庄重的祝酒词，也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他俩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与苏联文化界的新老朋友讨论问题，有时意见一致，有时则出现分歧。人们直截了当地触及了劳动营这一问题。西蒙·波娃听一个少妇诉说道：“整整一年时间，我父亲每晚都坐在手扶椅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等着他们来抓。他的战友一个个全被枪毙了，他至今搞不清自己是怎么漏网的。”一个教授告诉他俩说：“1942年，我被送入一家劳动营，因为我宣传人道主义，反对枪杀战俘。”一个女教师说：“我父亲在劳动营关了6年，可斯大林去世的那天夜里，我哭了。”西蒙·波娃后来回忆说，不知是出于厌恶，还是愚昧，抑或是官方有禁令，总之没有人给他俩详细讲述劳动营里的生活。听到的一则小故事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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