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波娃-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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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进这种为年龄衰老而忧心忡忡之中显然是不明智的，……令人忌讳的。

　　他们的共同生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模式。他的职业是负责法国新闻社电讯稿的改写工作，余下的时间则为《现代》撰稿和从事个人写作。每天上午，他们在她的位于拉比歇里街的小房间中并肩工作，他在写一本有关以色列的书，而她则在奋笔写作《一代名流》。


　　3。　扛鼎之作《一代名流》问世


　　历时4年的长篇小说《一代名流》，1954年10月出版了。这部旨在刻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一部分“左翼”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认为“说真话”和“干革命”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作品，一问世就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反响，是年12月即获得了法国最高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

　　小说的故事梗概是这样的：

　　1944年圣诞之夜，巴黎一群知识分子聚集在亨利与波尔同居的公寓里，举杯欢庆法西斯的覆灭。和平即将来临，在正义和幸福接踵而至的时刻，每个人面临着新的选择。

　　大家向何处去？

　　法国应该向何处去？

　　在他们中间，罗伯特与亨利一样，都是著名作家和抵抗运动的英雄，是法国文化思想界硕果仅存的一代名流。

　　亨利还年轻，他决心与旧日的一切告别，动手写作一些真正可以流传后世的小说。而他的妻子波尔依恋的是沦陷时期那一段无所作为、关门闭户的孤独生活。亨利准备与波尔分手，为了向分手过渡，他决定接受葡萄牙抵抗者的邀请，动身去那里采访旅行。与他同行的是罗伯特的女儿娜第纳。葡萄牙之行使他大开眼界，明白了战争结束并不意味着正义的开始。他谴责美国的地中海政策。

　　年过六旬的罗伯特，憧憬一个“统一的欧洲，左派的欧洲”，认为法国“应该有一个非共产主义的左派来实现人民阵线政府”，还认为在苏联和美国这二强之间法国应该靠拢前者，摆脱美国的奴役。他发起并组织了一个新的左派运动，奉行独立于法共的左翼路线。《希望报》是亨利在沦陷时期创立的一张反法西斯的报纸，享有巨大的舆论影响。因而，罗伯特提议亨利将其主持的这张报纸纳入运动之内，以促使运动蓬勃发展。

　　左派和右派都在向亨利招手。亨利在文学上曾是罗伯特的学生，在生活上是罗伯特的挚友，在政治上是罗伯特的知己。尽管他崇尚思想独立、厌恶任何帮派控制，但他和罗伯特一样信仰社会主义。几经踌躇后，他接受了罗伯特的建议。

　　罗伯特的妻子安娜热爱丈夫和丈夫的事业。她是一个心理学医生。女儿娜第纳自从被德寇夺去爱人后，对人生丧失信念，变得性格乖戾、放任形骸、自暴自弃。安娜也在寻觅存在的意义，抗战的胜利远未抚平一切人，包括她自己的心头创伤。她还年轻，还有别的追求……

　　罗伯特的左派运动成员复杂，他和亨利周围原先的朋友或同路人也在纷纷转化，有的更为激进，有的加入恐怖分子行列，有的向右靠拢。

　　《希望报》被右派咒为“共产党的尾巴”，被共产党斥为“无产阶级的叛徒”，在左右夹击下，发行量剧降，财政上濒临破产。这时候，富商特拉利尤露出了右派面目，他以拒绝资助为要挟，要求《希望报》向右转向。亨利虽然顶住了转向的压力，可是为了保存《希望报》，只得让特拉利尤及其心腹挤入报社。亏得朋友朗贝尔买下关键性的五分之一的股份，亨利才得以保持对报纸的控制。

　　安娜在丈夫的鼓励下，应邀赴美国参加国际心理学会在那里举办的1945年年会。在芝加哥无意中结识了一位美国的左翼作家刘易斯。两人一见钟情。热烈的爱情使安娜对生存产生了新的意趣。可她终究放心不下丈夫及其事业。她计划实行一种“双重生活”，有意每年在欧美大陆间来回往返，既保持在美国的爱情，又不失去法国这头的家庭。当亨利与波尔彻底决裂，波尔饮恨自尽时，被安娜救离险境。

　　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戴高乐派呼声日增，苏联作出了激烈反应，政治形势日益紧张。罗伯特与亨利站在苏联一边。可是，苏联的逃亡者带出来确凿文件和资料，揭露苏联内部存在“劳动营”的奴役制度；左派内部因之掀起轩然大波。罗伯特认为，谴责苏联制度的缺陷有损于左派的事业，他决定“绝对不做损害苏联的事情”；亨利认为支持苏联并不意味着替它隐瞒黑暗，作为作家，他有责任阐述历史真实。两人的分歧形成了剧烈的思想冲突。形形色色的人物在他们周围施加种种压力。亨利终于决定公开抨击苏联。罗伯特与亨利决裂。亨利被左派运动开除。法共舆论对亨利穷追猛击。

　　其实，要是由亨利在苏、美之间作一选择，他还是会选择前者，可共产党人称他是帝国主义的奸细。罗伯特对建立共产主义心驰神往，可他确信自己必然不能适应共产主义的生活。法国知识界的一代名流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

　　罗伯特的左派运动终于解体了，他的中左社会主义理想亦告破灭。亨利呢，由于朗贝尔的倒戈，他最终被挤出了自己手创的《希望报》。罗伯特慨叹：今天在法国，一个知识分子是无所作为的。“我们想独立于两个阵营之外，其实却无能为力”。

　　亨利深感人心冷漠，世事叵测。他受到美丽的庸俗的若瑟特勾引，把她捧成明星，让她演出自己写的剧本。他甚至为若瑟特母女出庭作证，帮助她们洗刷沦陷时期的丑行。他做此事并非毫无遗憾，却未感受良心责备，他说：“在这种时代，良心毫无用处。”

　　安娜与刘易斯的热恋在一年后告终。当她第三次横渡大洋时，发现刘易斯已丧失了对她的爱情：“双重生活”看来难以为继。安娜的幻梦破灭了，又一次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她服毒自尽，打算了却此生。可是罗伯特他们没让她死去。在现实中处处碰壁的罗伯特和亨利并未改变信念，他们依然期望实现人类正义，期望在法国建立社会主义。共同的遭遇，共同的失意，共同的情操，使两个朋友言归于好。他们互述思想，讨论着未来的行动。

　　亨利与娜第纳结婚，有了一个女儿。

　　安娜想道：“我一定会重新受到召唤。也许，有一天，我又会重新幸福。谁知道呢？”


　　4。　“你知道人们会说，你身后有萨特……”


　　小说问世后，人们便议论安娜是她自己，罗伯特是萨特，亨利是加缪，刘易斯是阿尔格雷，惟有波尔那位越来越神经过敏的女子没有实际“原型”，西蒙·波娃的几个朋友都在这个人物身上认出了自己，云云。

　　对此，西蒙·波娃在《时势的力量》里作了具体的描绘和解释……

　　关于安娜。“的确，她的身上有我的影子，但是……出于种种原因，我把她塑造成了一个连我自己也不认识的女子。我让她带有我的兴趣，我的感情，我的反应和我的回忆。我还常借她的口说我要说的话。但是，她缺乏我的欲望，也没有我的韧劲，更重要的是，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职业赋予我的那种自主性她没有，她与一个比自己年长20岁的男子的关系几乎像一个女儿和父亲的关系。虽然夫妇间非常理解，但她仍感孤寂。……她过着一种‘从属’存在的‘相对’生活。在她身上描述的主要是我经历的负面：害怕死亡，恐惧虚无，耻于健忘，以及对世界多样化的不知所措和对生活的反感。生存的快乐、行动的愉快，写作的乐趣，所有这些都写到了亨利身上。他至少同安娜一样与我相似，或许，是他更像我”。

　　至于亨利，人们怎么说，他反正不是加缪。西蒙·波娃辩解道，他虽与现实中的加缪一样年轻，长着黑发，办了张报纸，是个作家，但加缪仇恨共产主义，这一点本身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切就足以说明他与亨利的差异。“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亨利所拥有的只是从我身上移植过去的感情和思想”。

　　还有，萨特是否就是罗伯特？回答是：非也。关心世界，迷恋工作这是他们惟一的共同点。除此以外，罗伯特的年龄、感情冷漠、独断专行、悲观沉默等等，都与萨特相去甚远。此外，在对待苏联劳动营事件的处理，与加缪最终反目的原因，加缪离开报社的原因，左派组织的兴衰等重大情节的描写上，与生活的原貌亦大相径庭。因为“从记忆中挖出的全部素材都经过了一番折射、掺和、解释、充实、锻造、移植、扭曲，有时，它们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无论如何，在每种情况下，它们都经过了一番再造”。她再三提醒人们按照它的本来面目来谈这本书，既不要认为它是一本自传，也不要把它看成一部报告文学，总之，不要把它看作某种真人真事的再现。

　　诚然，她的确试图塑造一组以1944年的法国为大背景的知识分子群像。“写这部小说的欲望之所以这样不可遏止，那是因为，我感到自己置身于这样的时间与空间中，在那里，我每发出一个声音，都有机会从许多人的心底听到回声”。

　　她描写了战后的某几种生活方式，却并没有给折磨主人公的诸多问题提出答案。她不想重蹈“主题小说”的旧辙。小说中回荡的主旋律之一是“重复”，即：为真正占有某物，一个人得先失去它，然后再把它找回。如亨利和罗伯特最后重归旧好，同时重新迷恋文学，投身政治，即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但是，在这出发点和终点之间，他们曾万念俱灰。从此以后，他们将不再满足于肤浅的乐观主义，不再像旧日那样热情地坚信某些东西。强烈的择优意识武装了他们。

　　这部历时四载写成的小说，意外地获得了资产阶级报刊和共产党报刊的一致称颂。萨特称这是她写得最好的一部文学作品。《法国文学选集》称这部作品是战后最具代表性的小说，“通过将存在主义作家……受尊敬的和不存戒备的……与中国的达官贵人相比较，表明了存在主义的结局”。为了庆祝，他们在米雪儿家中举行了一次午餐，在那儿，萨特送了一套龚古尔兄弟的传记给西蒙·波娃。

　　令人气愤和觉得可笑的是，有些人仍在坚持西蒙·波娃父亲50年前所持有的旧观点：“女人是由丈夫造就的。”他们总以为西蒙·波娃的一切思想都是萨特给注入她的头脑的。西蒙·波娃的书是萨特写的，是萨特使她成为作家的。在她被授予龚古尔奖的第二天，就有人善意地提醒她：“如果接受采访的话，你必须解释清楚《一代名流》确实是你写的，你知道人们会说，你身后有萨特……”

　　事实上，从这部小说写作伊始，萨特就十分关注，预计将是她写得最好的一部作品。在阅读手稿时也曾提出一些修改意见，一如西蒙·波娃读萨特作品手稿时提出修改意见时那样。在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中，萨特把她的两份手稿带给布里斯·帕兰，其中的一份被还了回来。

　　事情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了。

　　西蒙·波娃在年轻时就培养自己不去介意公众舆论，以后，又得到了萨特及其保护她的牢固友谊。虽然如此，她还是无法忍受一些冲她而来的谣言和目光。社会总是十分热衷于维护一种旧观念，认为女人只能是“二等”公民，只能是男人的影子和玩偶，只能是有权势的男性的附属品。西蒙·波娃为此感慨道，在法国，如果你是一位作家，那么，是个女人这一点就足以让人用作痛击你的棍子。你若是个妙龄女郎，人们会挤眉弄眼奉承你；你若是上了年纪的大姐，人们会向你鞠躬致敬；但你若是刚刚褪去青春年华，又未达到受人尊敬的年龄，却胆敢发表自己的观点，譬如女人不是天生就有许多品行方面的缺陷的之类，那么，一切指责便接踵而来了。

　　西蒙·波娃写道：

　　我一生中最成功的事情，是同萨特保持了那种关系。30多年来，我们只有一个晚上是在怏泱不乐中去睡觉。朝夕相处了这么多年，我们从对方言谈之中得到的兴致丝毫未减。一位女友曾评论说，我们总是全神贯注地聆听彼此的谈话（见玛丽·罗莎·奥里弗对一家阿根廷报纸发表的谈话）。人们总是说，我们的思想几乎完全一致，然而我们却始终一丝不苟地对对方的观点进行批评、修正或者肯定。我们从相同的地方获得记忆、知识和印象，我们在同一个范围内以同样的手段、在同样的原则指导下尝试着把握世界。在通常情况下，我们中的一个说前半句话，另一个人就能说出后半句；如果有人问我们俩同一个问题，他会得到相同的回答。在某个字眼、某种感觉、某层阴影的刺激下，我们俩会走上相同的思路，并在同一时刻产生相同的感触……相同的记忆、相同的联想，而这些，第三者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因此，我们对在各自的著作中不约而同地写到某些东西，已不再惊诧了。最近，我读到萨特在1952年时记下的一些随想，虽然我至今才读到它，但其中一些段落却一字不差地出现在我10年后写的回忆录之中；虽然我们的性格、爱好以及最初的抉择截然不同，我们的文风从总体上看也毫无相似之处，但这些段落看起来却如出一辙。

　　惟其如此，有些人便指责他们俩的这种关系同在《第二性》中阐述的道德观点相矛盾：作者西蒙·波娃认为女人应该独立于世，然而现实生活中的西蒙·波娃却从不是寂寂一人。其实，“独立于世”与“寂寂一人”并非是矛盾的对立体，更不是同义词。

　　萨特对西蒙·波娃富有思想、富于表现力是极为欣赏的。10年后即1964年，年届花甲的萨特在接受《时尚》杂志采访时说的一段话，可资印证：

　　我认为她是漂亮的。我始终认为她是漂亮的，尽管当我初次遇到她时她戴着一顶难看的小帽子。我决计要结识她，就因为她漂亮，她曾经有，并且至今仍赋有那深深地吸引着我的面容。惊人的是，西蒙·波娃竟有男子的智力和女性的敏感。简言之，我在她身上发现了我可能需要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