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波娃-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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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正赶上令人终日大汗淋漓的热浪。阿尔格雷与她交谈时的神志不像过去那样了，她甚至不时感受到他对她的敌意。一天夜里，西蒙·波娃问他：
“你对我不如我对你那样体贴吧？”
“对，”他答道，“两者永远不会是一样的了。”
那天晚上，西蒙·波娃倚着窗户，望着寂静的天空，听着冷漠的市声，哭了一夜。
接下来的几天，西蒙·波娃实在被阿尔格雷的生硬、乖戾所刺伤了，她说：
“我可以明天就走。”
“不！”他突然冲动地说：“我现在就要娶你！”
她一下子明白了，她没有任何理由怨恨他，他是无辜的，错在她这一方。他是十分执著地全身心投入地爱着她，并且一心一意想娶她的呀！
7月14日，她离他而去。归程中，当飞机一头航进茫茫黑夜，她失魂落魄，但是，通过这一段日子的相处，她发现双方的感情绝非是一种逢场作戏、过眼云烟式的消遣，也不是逃遁现实的一种手段。甚至，每一方都希望对方来同自己共同生活。
然而，即使没有萨特，她也决不会永远在芝加哥待下去，他也决不会来巴黎定居，为了写作，各自都需要扎根于祖国，扎根于为自己创造的那个世界。双方的生活早已定型，这两种生活也不可能互相嫁接了。
西蒙·波娃写道；“我清楚地知道我和萨特的关系是什么，不过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从一开始，这种关系就已确定无疑了，但即便是最切合实际的言辞，也难以表达这种关系。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遥远的距离使我和阿尔格雷陷入了‘要么什么都有，要么什么都没有’的境地中。一个人涉洋过海，一连几个星期与自己的生活一刀两断，为的不仅仅是追求那种‘伙伴般的感情’，它只会转变为狂热得多的举动。我并不为有这种举动而遗憾，它给我带来的收获远远超过它给我带来的损失。”
《美国纪行》这时刚由莫里伊恩出版，反响挺不错。萨特正在写作《心灵之死》和一部评述19世纪诗人斯特凡那·马拉梅的论著。两人正准备在7月底出国旅行时，陶乐赫丝冷不防地从纽约打来电话，说她再也无法忍受与萨特分开了，想来同他过一个月。在大洋彼岸，她抽抽搭搭哭了起来，叫人心酸酸的。萨特答应了她。不过，他们在法国南部度过的整整一个月中，他狠狠数落了她一顿，他已把自己当初的负疚之心“兑换”成了对她的任性的怨恨。
这时，轮到西蒙·波娃为缩短在美国的行期而遗憾了。她给阿尔格雷拍了一封电报，说可以再到芝加哥去一趟。他却回电说：
“别来，太忙。”
她的心被刺痛了……写作忙无疑只是一个借口。不过，她也如释重负。对她来说，这种聚散分合，这种拒绝和冲动应诺显得过多了。在萨特与陶乐赫丝外出的这个月中，她便待在巴黎写作，读书，会友。
5。 “不是说我不爱你了，但你离得好远啊……”
9月，西蒙·波娃与萨特前往阿尔及利亚旅行、写作。回到巴黎后才见到阿尔格雷的一封封来信。信中告诉她：在一次为华莱士举行的宴会上，他爱上了一位年轻女子，她正在办离婚手续，他想与她结婚，她还在考虑，在考虑成熟之前不想和他建立暧昧关系，后来，他们几乎不再约会了。他在信中向她解释自己当时的想法，也许是步入不惑之年的缘故罢，他需要属于他自己的女人，需要属于他自己的孩子，并一起住在属于他的空间里……
你不同。你有萨特，有确定的生活方式，有知名度，有对思想的浓厚兴趣。你生活在法国文化界的中心，每天从工作和生活中获得满足。相比之下，芝加哥几乎如乌斯马尔一般远离一切。我过着枯燥乏味的生活，毫无例外地围着自己转，我从中感受不到任何快乐。我告诉过你，你也明白我是被粘在这儿了，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写这个城市，我只有在这里才能做这份工作。换言之，我已陷入我自己的陷阱里。……这位女孩帮助我更清楚地认清了我周围的现实。去年，我还担心因为对你不忠诚而毁坏了一切。如今，我懂得这种想法是愚蠢的，因为手臂再温暖，当它远在大洋彼岸的时候，它就不再是温暖的了；我懂得生命如朝露，生活太冷酷，我不能在那么长的时间中把一切温暖拒之门外。
在另一封信中，他又谈到了同一话题……
我想得到某些属于我自己的东西的心情，很大程度上是在这几个月中对我来说如此亲近，如此可爱的那个女人带给我的（那几个月虽然已告结束，但这种心情丝毫没有改变）。如果这个女人不是她，也肯定有别人取而代之。这不是说，我已不爱你了，但你离我好远啊，到下一次见到你的时候相隔好久啊……我感到谈论我们早先的交往有点无聊。但我们只能这样无聊，因为你不会远离你的祖国来到芝加哥，我也不能去巴黎，因为我总要回到这儿，回到我的打字机旁，回到我的寂寞中，我总感到需要别的什么人来亲近我，因为你离得好远啊……
复信中，西蒙·波娃简直无言以对。阿尔格雷讲的一切都很实在。但是她与他的关系真的要中止的话，她会一辈子感到苦恼、懊悔。在密西西比河，在危地马拉，他们在一起度过一个个多么令人终生难忘的良宵啊……
幸而他的信又渐渐升温了，不时给她寄来剪报、资料和各种烟酒糖果。后来又写信说，他正在预订6月份开往巴黎的船票。她那颗忐忑不安的心终于平静了……
第十章 《第二性》
1。 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夹击
名声使得西蒙·波娃和萨特在咖啡馆中消磨时光变得很困难了。她租下拉比歇里街道一套带家具的公寓，与萨特一起开始在那儿度过黄昏。
萨特和他母亲安娜·玛丽住在一起。安娜·玛丽常常乐于替儿子寻求荣誉，她曾设想儿子的名声会体现在显赫的社交生活上，而她会十分接近这种社交活动的中心。她不赞成西蒙·波娃和自己的儿子的生活方式，但深深地爱着他们两个人。她常常指责他俩对她“隐瞒事实”。她感到最可叹的，是萨特的政治活动。
还在去年即1948年的8月至10月之间，萨特经受了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攻击和谴责。在波兰弗罗茨瓦夫举行的一次共产党作家会议上，苏联作家亚历山大·法捷耶夫称萨特是“拿笔的鬣狗”。10月30日，梵蒂冈圣职部将萨特的全部著作列入《禁书目录》……一张官方的强行禁止罗马天主教会成员阅读的图书清单。
萨特加入革命民主联盟执行委员会以后，为之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解决欧洲问题的“第三条”道路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铁托元帅统治下的南斯拉夫已与斯大林划清了界限。柏林封锁仍在继续。美国总统选举在歇斯底里的气氛中进行。接连更替的法国政府不再自吹要实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任何许诺，并在印度支那和非洲日益采取高压手段。鲁塞对共产党人极尽冷嘲热讽、攻击谩骂，赢得很多人喝彩。基层群众希望与法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目标保持一致，可是，因为共产党人敌视革命民主联盟，鲁塞正在滑向右翼。1949年初，来自匈牙利的共产党人卢卡奇对萨特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冬天，斯大林主义和反共主义都达到了新的高潮。在亚洲的中国，毛泽东摧枯拉朽，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南京政府正在土崩瓦解，人们在疑虑：美国会不会干涉？倘若美国把军队集中在远东，而哪怕是暂时放弃欧洲的话，俄国人就会乘虚而入，这样，两强将在德国和法国直接对抗。……
这便是本世纪40年代末叶的法国、欧洲乃至全世界，动荡，喧嚣的多事之秋。
2。 人们以异样的目光阅读《第二性》
《第二性》的第一部出版了。
这时，《现代》杂志已连载完了第二部中的《性的引入》《同性恋者》和《母亲》这几章……第二部由伽里玛出版社在1949年11月出版。在一次为这本书取名的献计献策会上，萨特、小博斯特和西蒙·波娃从“他人”、“从属者”、“另一性”等名字的基础上，由小博斯特一锤定音，提议用“第二性”作为书名。
按照西蒙·波娃的说法、她写这本书纯属偶然。最初的想法只是谈谈她自己，在此过程中她意识到，要这样做，先得在总体上描述女性的地位。“开头我研究男子们通过他们的宇宙观、宗教、迷信、意识形态和文学，在女子身上编造的种种神话。我试图为在我眼中显得杂乱无章的图画理出一点头绪；不管怎么样，男子总把自己作为主体，而认为女子是客体，是‘另一类’。”
这个假设当然可以用历史环境来解释，但萨特建议她同时在生理方面给予一些必要的解释。于是，她一边埋头阅读大量的心理学和历史学著作；一边试图发掘埋藏在他们所作的阐述背后的确切的事实真相。在对历史学的研究中，她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见解：她把妇女的历史同遗产史联系了起来，她发现遗产是男性至上的社会经济演变的一个副产品。
“我开始用一个新的眼光来观察女性，”她写道，“于是，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接一个令人惊叹的发现。在年逾不惑之后，突然发现过去一直在鼻子底下，但你却熟视无睹的一片新天地，既让人惊异，又促人奋发。人们对那本书有一种误解，以为我否认男女之间有任何区别。恰恰相反，写作这本书使我越发意识到种种使男女分离的因素；我只是认为，这种种差异是文化的，而不是天然的区别。我开始着手系统地从童年一直到老年分析这些差异产生的过程；我估量这个世界赋予妇女以及拒绝赋予妇女的种种机会，估量她们的种种局限，她们的好运和坏运，她们的逃避和成就。”
这本动笔于1946年10月，完稿于1949年6月的大书，应归功于她的丰富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知识，以及她那训练有素的、高效率的工作习惯。
第一卷受到了广泛好评，头一周就卖出了2。2万册。第二卷销路也不错，但却使人们大为震惊。好些人称她“大胆”。
“你好大胆！”克劳汀·科内兹对她说道，羡慕中满是怜悯的口吻。
“大胆？”使用这样一种口气和这样一个词汇，西蒙·波娃感到吃惊。
“你会失去一批朋友！”有人这样警告她。
“随他们的便吧。”她自言自语道，“假如因此失去了他们，他们就不能算作朋友。”
如传记作家A·马德森所言，《第二性》实质上是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妇女进行考察，它不是阐述妇女的本质，而是根据她的处境，尤其是根据她的经济地位，来解释她。妇女的奴役和解放，是经济依赖和经济独立的结果，这一观点始终如一地贯穿近700页的全书。西蒙·波娃最惊人的断言则是：妇女的奴役是历史的必然，人类得以进步，是以妇女为代价的。此书写成至今数十年了，西蒙·波娃的结论仍然是正确的……男人和女人需要互相承认是同等的人。“为了取得更大的胜利，首先必须做到的，就是男人和女人通过天然差异，明确地肯定他们的兄弟关系。”
然而，当时人们加给她的罪名可就多啦。
首当其冲是下流。书固然都是抢手货，但人们却以一双异样的眼睛来阅读它。并收到了顺口溜、书信、讽刺小品、忠告和劝诫等各式各样署名或匿名的东西。一封署名为“第一性中的几位活跃分子”的信中，嘲笑西蒙·波娃是什么得不到性满足啦，性欲冷淡啦，女同性恋者啦，男性阳具崇拜者啦，慕男狂患者啦，未婚母亲啦，等等。有人则说能给她治疗性欲冷淡症，有人则说能使她性欲降低，许多性欲狂躁者则将自己沉思的结果写给她，总之这些东西，在鞭挞、讨伐《第二性》的旗号下席卷而来。对此，西蒙·波娃不屑一顾。
但是，莫里亚克的态度却令她震惊了。他在写给《现代》杂志一位撰稿者的信中说：“你们杂志负责人的阴部对我来说不是秘密。”
当然，为她辩护的大有人在。
如此强烈、如此广泛的反响，真是始料未及，以至于令西蒙·波娃困惑不解。“在各拉丁语国家中，天主教鼓励男性的专横，甚至使这种专横变成性虐待。意大利的男子们倾向于把这种专横寓于狠亵之中，西班牙的男子们把它寓于狂妄之中，而惟有法国的男子们才把专横和卑鄙结合起来”。为什么西蒙·波娃这样估价法国男人呢？她是这样通过分析得出结论的：
首先，因为法国男人在经济上的优越性受到女性竞争的威胁，不再受到举国上下的风俗的维护，而坚持这种优越性依然存在的办法，只有靠贬低女人了。其次是因为人们把意大利男人而不是法国男人当作理想的情人，法国男人天下第一的神话正在被现实击碎。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解放了的妇女所持的批判态度伤害了男性同胞，使得他们怨恨满腹。
即以那些满腹经纶的评论家为例，他们总认为女子天生注定要比男子低级，布瓦德弗雷和尼米埃在《思想自由》上撰文批评《第二性》时，以极为蔑视的态度说西蒙·波娃曾是一个神经质的可怜女孩，受到压抑，经受挫折，为生活所骗，成年后是个泼妇，不正常地与人做爱，嫉妒成性，整日难受，在男人面前充满自卑，在女人面前悲愤欲绝。让·吉通则怀着基督徒的狂热感情写道，《第二性》使人们从中看到了作者那“令人伤心”的生活的线索。阿尔芒·霍格则更为武断地认为：“由于她为自己是女人而自惭形秽，由于她痛苦地意识到自己被禁锢在男子看来她应有的身份中，因此，她拒绝男子的眼光，也拒绝自己的身份。”
其实，平心而论，西蒙·波娃自以为她从小时候到成年，并不曾因为性别而成为自己的负担，她的许多男性朋友对她并没有性别歧视，而是将她�
![海伯利安 作者:[美] 丹·西蒙斯 完整版封面](http://www.8btxt.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