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传-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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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十分重视改造各县、区政权。这时那些政权机构的头头脑脑，多系国民党的骨干，对八路军不信任、不支持，甚至千方百计刁难、限制、破坏。徐向前感到，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啥都干不成。他的办法：一是“统”。部队开进一个地区，先与国民党的县长、区长谈判，晓以民族大义，争取合作抗日。谈妥几条，协议在手，他们违犯的话，便可名正言顺地“兴师”问罪。二是“挤”。“釜底抽薪”，发动群众，减租减息，争取一切能够争取的力量。八路军有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不怕他们捣乱。有些顽固的县、区长，见势不妙，只得卷起铺盖溜走，政权便落入抗日军民手中。三是武装打击。对勾结日寇的汉奸政权，一经发现，则坚决铲除，绝不留情。“秦赖支队”在西坑村，发现那里的村长、地主勾结起来，秘密组织“维持会”，便将他们一网打尽。
在改造区、县政权时，有这样一个故事：榆社县长是徐向前的远房亲戚，部队筹粮、筹款、扩兵，他不答应。徐向前找到他说：“你不答应，我们就建立自己的政权。”那位县长说：“我是一县之长，要听我的，八路军不能搞政权。”徐向前不听他那一套，筹粮、筹款、扩兵，照常进行。没办法，那位县太爷卷铺盖走了。
这一带，跑散的国民党官兵甚多，打着“抗日军”、“游击队”的牌子，为非作歹，扰害群众。这是一大祸患，直接危害抗日根据地的形成与巩固。徐向前发表了《告散兵书》，欢迎他们投奔八路军。条件是打日本强盗，为民族解放，不侵犯民众利益，共同艰苦奋斗。不愿留者，放下武器，发给路费，开证明让其回归故里。继续流散乡里，危害抗日军民的，则以破坏抗战论罪。
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晋东南抗日游击武装和根据地建设蓬勃地发展起来了。
反六路围攻和长生口战斗
1937年12月下旬，日军第二十师团分六路向晋冀豫根据地北部大举进攻。这是日本侵略军战略方向转变的具体行动之一。八路军在山西战略支点的形成和游击战争的开展对日军的威胁越来越大。因此，日军在占领太原之后，便开始分路向八路军占领区实施围攻。
日军的六路围攻是22日开始的。这时徐向前正在领导着“晋冀豫军政学校”的教学。围攻先从松塔打响。从寿阳出动日军2500多人，并有飞机3架，平射炮、曲射炮10门相配合，向驻松塔之七七二团进攻。平定方向500多日军向驻西寨之七六九团进攻。阳泉方向300多日军经上龙泉、广阳向马坊进攻。同时，由榆次、长凝出动200多人，经阔郊向马坊进攻。由太谷出动600多人，经范村折向水晶坡。另一路由昔阳出动700多人，经关帝庙出击和顺。
徐向前和刘伯承指挥部队开始了反击敌人的六路围攻。
松塔方向战斗最激烈。七七二团在团长王近山指挥下，激战两日，毙敌百余人，王近山和三营营长负伤，部队减员60余人，撤至南军城。前方告急。24日，徐向前亲临前线指挥。
日军采取粘网式的诱歼战术，暴露侧翼，引诱攻击，缠住一部，然后以其主力突然扑向外翼。徐向前不为敌所制，以主力军与游击队相配合，内线外线相配合，避敌正面，击敌弱点，伏击运动之敌，求得局部歼敌。按照他的部署，七七二团和平定游击队在内线，先以小股部队诱敌主力，然后以主力绕到敌人屁股后头，猛攻其背，打得日军首尾不能相顾。在龙泉、沾尚两次用此法，均奏效，歼敌400多人。七六九团、汪乃贵支队、“秦赖支队”在外线，积极配合，广泛出击，毙敌在200以上。
时值隆冬，日军长途奔袭，夜宿无屋，日食缺粮，地形又不熟，本想速战速决，但被徐向前的游击战缠住了。战至第五天，没有占到便宜，在马坊、西砦放火烧了村庄之后，便向正太路沿线退去。
日军原想以大规模的围攻，消灭八路军有生力量，从而破坏共产党的威望，动摇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结果，适得其反。反六路围攻是一二九师进入正太路以南第一次取得的胜利，也是1937年最后一个大仗。这次胜利，对群众、对部队都是个鼓舞，增强了坚持游击战争的信心。
1938年元旦，徐向前在辽县邀请在辽绅士和各区、村长，举行新年宴会。会上，他阐明了共产党的抗战根本战略，介绍了人民抗日武装的建设，同时用反六路围攻和各次战斗的胜利，说明华北抗战是能够坚持下去的，希望各界人士支持抗战，同舟共济，渡过难关，保卫华北，保卫山西！
抗日军民庆贺胜利，日寇被激怒了，要用全力围剿共产党和八路军。
2月初，一二九师在辽县召开干部会。邓小平作了政治报告。邓小平是石拐镇会议时到一二九师的。他是红七军领导人，出席过有名的遵义会议，原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徐向前没有与他一起工作过。几天过去，感到这个人有魄力，才思敏捷，讲话实在，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他接替张浩任师政治委员。张浩奉中央调令离开辽县回延安。这位又名林育英的著名领导人，工人出身，待人诚恳坦白，有独立见解。患有严重肺病。他回到延安不久即病逝。
会上，刘伯承总结了太原失守后，晋冀豫根据地的创建工作，提出了今后任务：发动群众，建设政权，尤其是扩大武装。徐向前讲了反六路围攻的经验和游击队的建设。他强调：“游击队领导要坚强，纪律要严格”，他以反六路围攻为例说：“平定游击队作战顽强，是因为领导好，作风严；相反，有的游击队一听到枪声就跑散了，清点人数只剩几个人。这种状况不能担负起配合主力作战的任务。在游击战进到主要地位的形势下，游击队要像正规部队一样，加强教育，严格训练。”
2月下旬，第二战区决定反攻太原，按照《反攻太原计划》，以十八集团军为基干，配属国民党若干正规军统由朱德指挥。一二九师的任务是与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协同，截断正太路。此时，一二九师师部驻吕家村。与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协同，在正太路担负阻击石家庄方面的援敌的任务。刘伯承、徐向前接到电令后，即改变原计划，决定向正太路东段井陉进击，以七六九团袭击日军重要据点旧关，吸引井陉的援敌西出；七七一团、七七二团伏于旧关和井陉间的长生口地区，围歼援敌。
22日凌晨，七六九团三营袭击旧关。当部队冲入街心时，发现日军已有准备，占据着后山工事，居高临下顽抗。七六九团处于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占领街内一座小庙，歼敌10余人，天亮前撤出旧关。七七一和七七二团向长生口方向设伏，先头部队刚到路边，就与敌援兵遭遇，遂改变计划，实施运动中歼敌，200多日军被消灭一部，接着又打退另一股援敌，一直追到井陉城下。这一仗，歼敌荒井丰吉少佐以下 130多人，击毁敌汽车5辆，少有缴获。两个团也伤亡了100余人。
在刘伯承、徐向前部署长生口战斗时，晋东南日军占领了长治，企图进攻临汾。第二战区反攻太原计划停止实施，朱德令刘伯承、徐向前急速率部南移，参加晋东南对敌作战。
响堂铺伏击战
1938年3月上旬，一二九师南下邯（郸）长（治）大道以北的襄垣、武乡地区，寻机打击邯长大道上的敌人，破坏其交通线。
邯长大道东起平汉线上的邯郸，西至山西的长治，中经武安、涉县、黎城、潞城等地，横贯太行山脉，与临屯公路相连。黎城东阳关内外的一段公路，是日寇的运输线。刘伯承打算选择黎城和潞城之间的神头岭下的神头村作为伏击敌人的中心地区。他和徐向前、邓小平拟定了作战方案，于3月11日给朱、彭总副司令去电作了报告。12日，朱德、彭德怀复电称：“同意相机袭取黎城、潞城，占领东阳关，打击增援队。我们准于14日到达沁县以南之阎家沟、白家沟附近，请小平、向前来本部开会，伯承留部指挥。”
徐向前在八路军总部开会期间，朱德对他说：“你在太原见了阎锡山，在榆社见了汤恩伯，来到这里再见见曾万钟吧。”于是，这天他同朱德到了国民党第三军军长曾万钟那里。曾万钟原属滇军，抗战开始编入第二战区，用兵保守，战绩平平，同徐向前初次见面，表现友好。讨论晋东南局势，商谈协作破敌之策，态度还算积极。可是他不敢把部队分散去打游击，怕把老本丢了。
徐向前向他介绍了一二九师出师以来打游击战的经验。说：“在日寇长驱直入、深入内地的形势下，游击战是甚为有效的形式。反六路围攻如果不是游击战争，没有游击队的配合和群众的支持，是难以取胜的。把正规部队分散，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不仅不会削弱，相反，还会不断发展壮大。”说到这里，徐向前用征询的目光看了看曾万钟，“曾将军不妨一试。”
曾万钟正窘于如何作答。这时传来了刘伯承在神头岭地方指挥陈赓旅和七六九团歼灭日军1000多人的胜利消息，曾万钟对徐向前说：“贵师初到晋东南，就取得了如此战果，旗开得胜，令人钦佩，可敬可贺！
3月下旬，侵入晋南、晋西的日军，虽然连遭打击，但为了配合津浦作战，相机进攻潼关、西安、陕甘宁边区，仍继续向黄河各渡口猛犯。邯（郸）长（治）大道和从长治到临汾的公路上，日军汽车往返不断，日夜运送兵员和作战物资。为了破坏日军的战略计划，迟滞其行动，刘伯承、徐向前和邓小平决定在适当地点，对敌的运输部队进行一次较大的伏击战。刘伯承要到总部去开会，行前提议，这一仗由向前指挥。
徐向前遂派出便衣侦察组，从各个方面收集日军兵力部署情报。
日军在神头岭失利后，邯长大道沿路警戒有加强。黎城到涉县间增设了东阳关据点，驻兵150余，涉县守军增至400人，黎城千人有余。公路上常有汽车运输队经过，十几辆、几十辆、百多辆不等。
从黎城到涉县，经东阳关、王后岭、上下弯、响堂铺、河头村、椿树岭、河南店，响堂铺附近公路是沿河而行，路南陡，路北缓到河底。徐向前同旅、团指挥员陈赓、陈锡联等经过调查研究，一致意见在这里设伏。徐向前说：“这是一个理想的设伏地，在路北设伏，便于隐蔽，又便于出击；而敌人退无路，守无凭藉，且此地居中，是东阳关和涉县两个敌人据点增援的最远距离。”
响堂铺伏击日军运输队的战斗，定在3月31日。
26日，徐向前和邓小平率部从下良出发东移，向设伏地域运动。从神头岭战斗后，部队转移到下良、强计以南地区休整。刚刚打了大胜仗，又经过短期休整，干部战士情绪高昂。这时虽然连日小雨，山上还有雪，道路泥泞，春寒逼人，但是，战士们听说又要去打伏击战，他们把寒冷抛在了脑后。
30日晚饭过后，部队带着一日干粮，从秋树垣、马家峪、庙上村隐蔽地向响堂铺进发。徐向前命令各团：31日拂晓前进入阵地；严密封锁消息，做好隐蔽、伪装和防空；由干部组织良好的观察；以电话和确实的徒步通信保证联络畅通；机关有关部门准备好打扫战场、收集战利品和收容伤员。
午夜，邓小平率师直属队进到佛堂沟。31日凌晨，部队进入伏击地域。徐向前的指挥所设在响堂铺路北的后狄村山坡上。七六九团在响堂铺以东，位于杨家山、江家庄一线；七七一团在响堂铺正面位于宽漳、后宽漳一线；七七二团位于师指挥所右后方的马家拐。陈赓的旅指挥所在七七一团的阵地后面。设伏阵地，多是背阴处，坑坑洼洼里积雪刚化，深夜又结了一层冰，战士们忍受着寒冷，都在等待着，徐向前守着电话机，心情和全师指战员一样，希望一切都在预料之中而不发生意外。
意外的事偏偏发生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指挥所紧张起来。电话里是陈赓旅长的声音：“七七二团报告，东阳关之敌200余人进到马家峪；长宁东南高地有敌骑兵，向我侧后运动。”陈赓判断，可能敌人发现了我设伏企图，欲从右翼侧击，截断后路。他请示徐向前副师长：“是不是把主力撤回到庙上村、鸭儿山去截击敌人？”
这突如其来的情况，给徐向前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是敌人发现了设伏企图而将计就计，包抄后路，那是很危险的，这就应该撤出阵地，放弃这次战斗或别作他图；如果不是这样，盲目撤出，失掉胜利的机会，那是没打败仗的败仗。徐向前在思索、判断着。
“撤不撤？”陈赓又打来电话问。这时他已把埋伏在路南的两个连撤到了路北，防备万一。
指挥部里，大家都紧张地注视着徐向前。
“料敌计险，必察远近……将之道也。”徐向前两眼盯着地图。他判断：情报不可靠。如果敌人发现设伏企图，决不会只派这么点兵力前来“打草惊蛇”。遂拿起电话对陈赓说：“没有我的命令，原计划不得变更。部队不能动，要严密埋伏，不得暴露。情况先不要向下传。”
放下电话，徐向前又对参谋说：“你们注意，敌情没搞清之前，不要向邓政委报告。我们在前面，不能报告不明不白的情况，给他出难题。”接着，就派邓仕俊和另一位参谋，到东阳关和苏家蚊方向探听虚实。反复叮嘱：“一定要把情况搞确实。快去快回！”
参谋出发了，徐向前拿出大烟斗，装了满满一锅烟，站在地图前，使劲地抽着……
约两小时，参谋回来了。得到的情报，完全如大家所希望的那样：东阳关方向，敌人没有异常动静；警戒分队看到的“敌骑兵”，是几头驮驴，由老百姓赶着向北去了。
听完参谋的汇报，徐向前高兴地说：“好！太好了！”遂向邓小平报告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并告诉他：“仗是可以打的！”
8点半钟，日军180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