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传-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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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进计划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力主实现的最新战略方针和部署。9月上旬，西北局（二、四方面军北上途中，中共中央于1936年7月21日批准成）以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的西北局，统一领导两支部队。）提出了两个战略行动方案：一是红军出西北，据黄河以西的甘宁青三省地区；二是出川、陕、豫、鄂。中央复示：“你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案，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只在不能出西北及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与必须的，我们已把此点电告国际，我们向国际提出亦是出西北与不得已时出东南两方案。”为保持出西北或出东南的机动性，中央已令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率二方面军向陕南交界的风县、徽县、成县、康县一带进击，由四方面军继续发展甘南根据地。
两广事件和平解决，蒋介石吃了定心丸。当即命令开赴长沙向两广施加军事压力的胡宗南部迅速返回西北，以实现其“攘外必先安内”的“灭共”计划，并趁机分化东北军和撤换张学良。9月14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远方（按：指苏联或共产国际）回电已许我们所请，请用全力准备宁夏工作。”同时，党中央电告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
整个红军迫在眉捷的问题是：如何应付胡宗南部？如何实现打通国际路线的计划？围绕这个问题，发生了新的分歧。
陈昌浩主张四方面军应集中主力于现地区，伺机北出通渭、静宁、会宁地区，配合南下的一方面军夹击敌胡宗南部。“将来四方面军主力应向陇东北地区发展，使二、四方面军形成重新夹击敌人。”
朱德、张国焘认为，中央前次来电主张西渡黄河，在西宁、宁夏、甘西地区发展，不得已时才向川、陕、豫、鄂发展，“估计目前情况，我一、二、四方面军应以两个（方面）军渡河为宜，一个（方面）军尽量在黄河右岸活动，现在应加紧准备。”同时，“用极善意态度向张学良部联络，……对毛（炳文）王（均）也加紧办外交缓和他们，使胡宗南陷于孤立。”
9月13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在岷州三十里铺磋商后，共同向中共中央（并徐向前）提出如下作战方案：
“为先机打破敌之既成计划，争取抗日友军，造成西北新局面，一、四方面军乘胡敌在西北公路上运动之时机，协同消灭其一部。二、四方面军尽力阻止和迟滞胡敌西进。”具体部署为：
（一）我一方面军主力由海原、固原地区向静宁、会宁以北地区活动，南同四方面军在静、会段以袭击方式侧击运动之胡敌，并阻止其停滞静宁以东。
（二）我二方面军以主力在徽、两、凤以北地区。并以一部进到宝鸡活动，虚张声势，扬言：二、四方面军即直出汉中，与一方面军（向南）会合，以牵制王均于天水地区和吸引胡敌不敢长驱西进为目的。二、四方面军除以九十三师主力即向静会段以南地区活动外，以一部机动兵力集结陇西、武山，并适时以八团以上兵力打击静会间之胡敌，相机打通一方面军。
住在漳县的徐向前接到电文后，反复思考，有不同看法。他主要考虑两点：第一，大敌当前，在西兰公路附近与敌决战不利。那里交通方便，利于敌人运动和增派援兵，红军如南北夹击不成，反会遭受敌人的左右夹击。第二，陕甘北地区人口稀少，仅40万人，9座县城，粮食困难，不便大部队集结。因此，他向朱德、张国焘建议，以一部兵力速围马步芳的家乡河洲，吸引马敌，主力乘虚从永靖以南的莲花渡过黄河，进据古浪、永登、红城子一带，与兰州的东北军配合，控制这一战略枢纽地区，休整补充，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打通苏联，创造有利条件。但是，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中共中央接到朱德、张国焘、陈昌浩9月13日建议电后复电称：彼此意见大体一致，“唯我们意见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静会定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敌占领该线，此是最重要着。”复电还指出，一方面军主力不宜离开陕甘宁边区南下作战，“对东敌作战宜以二、四方面军为主力，一方面军在必要时可以增至一个军协助之。”这样，在西兰通道与胡敌决战的任务，事实上就要由四方面军为主承担。徐向前意识到，这一仗很难打，但准备硬着头皮干。
张国焘见中央要四方面军迎击胡宗南部而不是一、四方面军南北夹击，心怀疑虑，迟迟不表态。经中央连电催促，张国焘被迫于9月中旬末在岷州召开西北局会议，讨论行动方针。会上，陈昌浩与张国焘发生了争论。陈昌浩主张立即按照9月13日的方案和中央要求，北上静、会地区，与胡宗南部决战，会合一方面军。张国焘则认为，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军独力与胡敌决战不利，应即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河西计划。会上，多数人赞成陈昌浩的意见，否决了张国焘的方案。接着，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的名义发布了静宁、会宁战役纲领。朱德当即电告党中央：“亲译密电悉，已释疑虑，现迅速取得会合在会宁道上，以便消灭胡敌。”
正当徐向前等紧张调动队伍准备北进之际，张国焘连夜骑马赶到漳县。进门就说：“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徐向前、周纯全、李先念等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件。他们请张国焘坐下来，有话慢慢地说。张国焘满腹怨气，讲了他和陈昌浩在岷州会议上的争论，显得很激动，还掉了泪。他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
徐向前等比较了两个军事行动方案，认为张国焘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四方面军的部队已是三过草地，消耗很大，疲惫不堪。装备也大不如前，每个战士的子弹多则20来发，少则几发。如果开进西兰通道那种便于敌人运动的地区，与优势装备的胡宗南决战，显然无取胜把握；弄得不好，部队会被压到黄河以东、西兰通道以北的地带，利于敌人全力北向，对付一、四方面军。根据张国焘提出的方案，徐向前等人对着地图，反复磋商，当场确定了如下的具体行动部署：四方面军以两个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立脚点；以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敌；以两个军继续布于漳县、岷州地带，吸引胡宗南部南下，而后这三个军再渡河北进。主力出靖远、中卫方向，配合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徐向前回忆说：“这个方案，一是避免了在不利地区同敌人决战；二是吸引胡敌南向，减轻了对一方面军的压力；三是并不违背中央关于两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的战略企图；四是便于解决四方面军的就粮问题。”（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498页。）21日晚，张国焘把这个方案电告朱德总司令。
朱德原先以为张国焘先去漳州，是组织部队北进执行静会战役计划的，没想到会出现新的分歧。他一面着陈昌浩先赴漳县，一面电告党中央：“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当天，他和西北局其他委员也分别赴漳县会商。会商的结果，一致同意按新的方案行动，并将这一方案报告中央。随后，徐向前即带先头部队向洮州进发，调查行进路线。各部队亦奉命迅速筹足8天干粮，待命行动。
9月26日，党中央复电，不同意这一行动方案。复电指出：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大道，不致于受重击，而一方面军可以主力南下策应，二方面军亦可向北移动钳制之。“背后，粮食不成问题。若西进到甘西只限制青海一面，尔后行动困难。“当天，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连续致电党中央，陈述四方面军采取新方案的理由，中央均未同意。9月27日，中央明令四方面军部队立即北上。徐向前在洮州以北向老乡调查的结果是：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他即返回洮州向朱德、张国焘汇报，这时才看到了中央的来电。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决定，按中央的命令北上。29日，方面军总部下达了北进静、会地区的命令。
会宁会师
红四方面军的4万多人，奉党中央和方面军总部的命令，于9月30日开拔，分五路纵队向北急进。10月7日，一、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会宁城下胜利会师了！捷报传来，徐向前笑逐颜开。他怀着异常激动而喜悦的心情，催马扬鞭，昼夜兼程，向会宁方向急驰。10月的陇东，秋高气爽，高原连绵，气势磅礴，蔚为壮观。蓝天下飘游着朵朵白云，山丘上偶而闪现出的黑白间杂的羊群，前锋部队在大路上扬起烟雾般的征尘。这一切，使徐向前忘记了征途的疲劳。
古城会宁，是陇东的军事重镇和交通枢纽。东跨隆（德）、泾（源），西障临（夏）、定（西），北控海（原）、靖（远），南蔽秦（安）、陇（西），素有“陇秦锁钥”之称。古名会州，系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因屡遭兵灾、震灾、旱灾，明代将其改称会宁，含有消灾除难，永保安宁的意思。全县不足3000人口，十年九旱，粮米匮乏，极端贫困。河沟里的水又苦又涩，吃了会浮肿、拉稀，老百姓全靠地窖储存雨水、雪水维持生存。家家都有一个地下水窖。水窖的大小和储水量的多寡，几乎是衡量贫富的标志。水就是生命。人们逢年过节或走亲戚、串门子，送馍不送水。馍是礼物，水是一点也不兴送的。这已是传统风俗习惯。
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党中央令聂荣臻率红一方面军一部南下，攻占了会宁。陈赓师长率红一师进驻县城后，即把国民党军队、政府和地主老财的大小水窖查封，派人看护起来。同时，发动部队和群众，打扫院子、房屋、街道，张贴标语、宣传品，把这座古城，装扮得面貌一新，充满盛大节日的气氛。
10月9日，徐向前一行抵会宁，受到陈赓和红一师指战员的热情欢迎。会师门外，人潮如涌，红旗招展。徐向前见到自己的老部下、老战友陈赓格外高兴。陈赓5年以前在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十二师任师长，1932年四次反“围剿”作战中负伤后，先送到上海治疗，而后又转向中央苏区。久别重逢的战友叙说不尽分别后的思念之情。两个方面军的干部和战士再次相会，也分外珍惜战友之情。许多人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热烈地拥抱、握手，互相问候，亲切致意。人群里爆发出一阵阵笑声和掌声。三个一伙，五个一堆，问寒问暖，叙长叙短，革命的情谊比海深。
朱德总司令一行来到会宁，使两军会师的炽热气氛达到了顶点。国际友人马海德医生是两军会师的目睹者，他这样记叙了当时的朱德：“瘦得象个精灵，可是身体强壮结实，长得满脸胡须，穿着一身破烂皮袄。”“朱德最令人惊异的是，看上去根本不象一个军事指挥员，倒很象红军的父亲。他两眼锐利，说话缓慢、从容，总是露出和蔼的笑容。他随身带着一支自动手枪，枪法精良。烟抽得很厉害。他50岁，可是显得老得多，满脸皱纹；但他动作有力，身体结实。他的司令部好象蜂窝一样，通讯员和各级指挥员川流不息地你进我出，电话铃声始终不停，电报也收发不断。”“政治委员张国焘是个又高又大的胖子，满脸红光。我真不了解，人人都瘦下来，他怎么还能那样胖。”“多么动人的会师啊！人们抛下了武器悲喜交集地相互拥抱起来，或是手挽着手走来走去，频频询问其他同志的下落。朱德完全被这种气氛感动了。”（转引自：《伟大的道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设在会宁县城的一所大院里。一批批的慰问信、慰劳品和书籍、文件、不断地送到这里，表达了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亲切关怀。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代表四方面军指战员致电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表示祝贺与感谢。中共中央在复电中高度评价这次会师的伟大意义，指出：“我们的这一在抗日前进阵地的会合，证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是快要受到我们全民族最坚强的抗日先锋队的打击了，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证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证明正在抗日前线的爱国工人、爱国农民、爱国学生、爱国军人、爱国记者、爱国商人、英勇的东北义勇军，以及一切爱国志士是有了援助者与领导者了。总之，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
10日，红军一、四方面军各派出一部分队伍，在西津门（现称会师门）内的文庙广场上举行联欢会。“三个方面军西北大会合，让我们手拉手，向敌人冲锋！……”嘹亮的歌声，在会宁上空回荡。大会紧紧围绕着一个中心——庆祝会合、团结对敌，开得声情并茂，全场欢跃，感人至深。大敌当前，寇深祸亟，再也没有比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更重要、更宝贵的东西了。会师前，一、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和领导机关，都曾发出指示，层层进行动员，教育部队消除一切偏见和隔阂，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加强团结。徐向前曾反复向各军的领导干部交代：团结是生命，团结就是力量。一定要加强对部队的深人教育和严格要求，绝不容许任何破坏两军团结的现象发生，凡是不利团结的话不说；一切防碍团结的事不得做。
欢聚一堂的两军指战员的心，象大西北的骄阳一样的炽热。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曾使两军蒙受分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