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传-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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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狐岭陡峻山地，沿一条上是峭壁、下是深谷的羊肠小道夺路北上。部队将笨重的东西通通扔掉，徐向前有个皮包，里面还有块怀表，也在险道行军中失落。部队翻过野狐岭，攻占了竹林关，一路攀岩涉水，于11月15日到达陕西商县西面的杨家斜。
跨秦岭越巴山
红四方面军本来准备从商县以西取道凤凰咀去镇安、柞水一带。当走到凤凰咀以东时，遇上胡宗南部阻击，只好避开敌人，折而向北。部队抵曹家坪后，总部开会决定兵分两路越秦岭，一路走汤峪，一路走库峪，向关中平原转进。
11月下旬，四方面军进入关中平原。这时，国民党北路军总指挥兼陕西省主席杨虎城急忙调孙蔚如十七师在王曲、子午镇一带阻击，而尾追的敌人第一、六十五、四十四、五十一、三十五等师，也扑向关中；敌第二、四十二两师，沿陇海路西进，企图合围徐向前率领的红军。红四方面军先后在王曲、子午镇等地同敌展开激战。在王曲镇歼敌4个营。子午镇一仗，又击溃陕军一部。十一师政委李先念在战斗中负伤。徐向前这时正在李先念身旁，他派人扶着李先念转移，自己接着指挥战斗。
12月初，红四方面军到达户县以南的彷徨镇，部队分两个梯队前进，张国焘带十一师、七十三师先行；徐向前、陈昌浩指挥十师、十二师殿后。第二梯队在彷徨镇尚未出发，敌人又围上来了。徐向前紧急指挥部队实施反击。激战数小时，歼敌胡宗南师一部及陕军警备旅数千人。第一梯队闻讯返回接应，战斗已临近结束。战斗中红十师代师长曹光南不幸牺牲。
在这里，四方面军总部收到中共中央11月7日来电。电文指出：
“（一）虽然在临城战役中，红军获得伟大的胜利，击溃敌人九师主力，坚强了自己。但是由于对于国民党崩溃过分估计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四次‘围剿’严重性的估计不足，使我们不得不离开原有的根据地，这是很大的损失。
（二）现在任务是要红四方面军在鄂、豫、陕边建立新的根据地，发动当地的群众的革命斗争，给红军主力以整理补充，并尽量扩大红军，以准备向敌人反攻。继续向西人陕与长期行动是不适当的。
（三）迅速与红第二军团取得联系与行动的呼应。特别是在向敌人反攻准备时期，这有极重要的意义。
（四）帮助领导鄂豫边区，恢复鄂豫边苏区，发动在这些区域中的游击战争，最高限度的发展土地革命的斗争，这是创造与巩固鄂豫边苏区的不可分离的步骤。
（五）红军主力整理休息补充之后，应取向回发展的方向，造成时时威胁襄樊及武汉形势，所以与鄂豫皖苏区取得密切的联系，是十分必要的。”
中央的这一指示，远远脱离了红四方面军当前的实际。此时客观的形势使这个计划无法实现。当12月2日红四方面军到达周至县以南马召镇附近的新口子时，又为敌骑兵所阻，不能通过，后面又有追兵，要回鄂豫边区已经不可能了，只有翻越秦岭，向南发展。
秦岭在地理上是中国南方与北方的重要分界线，又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主要分水岭，海拔在2000米以上，北坡到处是峭壁悬崖，极难攀登。古人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秦岭比之蜀道，其难处有过之而无不及。此时已是严冬，山上更是雨雪交飞，寒风刺骨。可是，部队还是撤离鄂豫皖苏区时的装束，着单衣，穿草鞋。在进入陕南商雒地区时，曾准备解决部队的冬装问题。但这一带不但不产布匹，手工纺织业也少得可怜，当地群众平素布料已经缺乏，哪来布匹供给军用。徐向前和广大指战员都身着单衣，他虽然身体不大好，仍然很少骑马，坚持步行。同战士们一起，白天行进在崇山峻岭之间，夜间宿营于悬崖老林之中。沿途人烟稀少，粮食缺乏，指战员们饥寒劳累，艰苦异常，每当从队列中看到徐总指挥一样吃苦，大家的情绪就高昂了。他们发扬刻苦耐劳、团结友爱的精神，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个又一个困难，经过7天的艰苦行军，翻越几座海拔2000米至40000米高的大山，途经老君岭、厚畛子、下佛坪、都督河、黄柏源等地，于12月9日抵达城固西北约40公里的小河口。
部队到达小河口后，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张琴秋、朱先等由于对张国焘在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后的无止境退却感到怀疑和不满，准备派人到中央去报告，后改为由曾中生以书面形式向张国焘陈述大家的意见，要求停止向西北无止境的退却，争取在陕鄂一带创建新的根据地；希望张国焘能采纳大家的意见，并将这一意见转报党中央。张国焘得知这一情况后，12月10日在小河口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大家对张国焘提了不少意见和批评，并要求把方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报告中央。张国焘一面表示欢迎大家提意见，并在会上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以示加强集体领导，随后还委任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张琴秋为总政治部主任；另一方面，对大家提出的意见不置可否，更不上报中央。徐向前带先头部队出发，未出席此次会议。
小河口会议后，红四方面军的部队继续南进，在秦岭出口处许家庙、沈贤村击溃敌十七师五十一旅两个团的堵截，于12月11日进入汉中平原的城固地区。因为那一带回旋余地小，决定去大巴山北麓的西乡、镇巴一带立脚。当晚，全军开抵城固以西汉水岸边的沙河营。在茫茫夜色中，汉水滚滚奔流，波涛怒吼，象猛兽似地，拦阻着红军的脚步。先头部队的战士穿着单薄的衣服，聚集在汉水岸边。怎么办啊？后边是敌人的追兵，前边又无桥过江。就在这个时刻，一个高大瘦削的身影出现在战士们面前。啊，徐向前总指挥来了。
“同志们！”徐总指挥大声说，“这条汉水挡不住我们，我派侦察员骑马探过，这儿水不深，完全可以趟过去！”
听说可以从此趟水过去，大家都松了口气。可是，数九寒天，浅滩处已结着亮晶晶的冰凌，又使人望而却步。
徐向前总指挥象是猜透了战士们的心，手在夜空中一挥，说：“同志们，水是冷啊，下去走几步就不觉得冷了。现在，我们只有从这儿趟过去，别的路是没有的。你们说怎么办？”
“趟过去！”大家齐声吼着：“趟，趟！”
战士们的回答声还没有消失，徐向前带头下了水，脚步咔嚓咔嚓踩碎了岸边的薄冰，瘦削的身影向江对岸移动。
警卫员一看，急了，拉着马追赶，呼叫。徐向前回头向警卫员命令说：“把马拉回去，驮伤号！驮伤号！……”
这时，在徐总指挥身后是红十一师的一群看护员和伤兵，大家听说总指挥不骑马涉水，一个个搀扶着，走向冰冷的汉水。
尾追的敌军梦想着汉水会助他们一臂之力，没想到，红军夜涉汉水，又把他们甩掉了。渡过汉水，徐向前要人清点了全军人数，共1．44万人。
12月中旬，红四方面军进驻西乡以南的钟家沟地区。方面军领导人了解到陕南一带连年干旱歉收，粮食极缺，大军久驻给养有很大困难。从陕南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提供的情报得知，四川军阀正在混战，川北敌人的防务极为空虚，红军回旋的余地也大，特别是川北一带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游击战争和农民运动。为此，红四方面军在钟家沟召开团以上干部会，决定挥师入川。
1932年12月17日，红四方面军以七十三师二一七团为先遣队向川北进军，大队人马于19日开拔。徐向前随十二师行动。途中翻越的大巴山，当地人称“二百一”，上山要走70里，山上要走70里，下山要走70里。而这210里的崎岖山道，由于兵匪袭扰，行人绝迹，路径多为荆棘所掩没，当时又值隆冬，冰雪封山，红军从离开鄂豫皖苏区后，历时已两个多月，转战3000余里，体力消耗很大，衣单鞋缺，如今再过这大巴山，真是比登天还难。
徐向前为解决翻越巴山的御寒、照明和引路问题，费尽苦心。他规定每人带一把稻草，准备黑夜当火把联络用，和在冰雪路上防滑铺垫。他还叫衣服单薄的人用稻草编成蓑衣披在身上，并说，路上散落的稻草，可以给走在后面的人做路标。
红军指战员按照总指挥选定的行军路线，每人夹着一捆稻草，开始了征服大巴山的进军。山高，挡不住战士的脚底板；路险，难不住红军的钢铁意志。大巴山终于被征服了。
第八章 “巴山来了徐向前”
分兵直下通南巴
1932年寒冬，徐向前率领红军攀鸟道，履冰雪，战风寒，翻越过人迹罕至的大巴山，直下通江县城。接着，兵分3路展开：徐向前率十一、十二师西进巴中；陈昌浩、王树声率七十三师北取南江；王宏坤率十师东向万源。张国焘率总部及后方机关坐镇通江及苦草坝。一月之内，红军连战皆捷，共歼敌3个团，溃敌8个团，占据通江、南江、巴中三座县城及周围大片地区。在共产党员张逸民影响下，南江北部的土著武装任玮璋部2000余人，起义参加了红军。“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大巴山下一派天翻地覆的景象。人们纷纷传说着：
“红军好厉害哟！
“龟孙子田冬瓜（当地人民称呼军阀田颂尧的绰号）快垮杆喽！
“红军不拿百姓一针一线，对穷人像兄弟一样哟！
“红军首领是哪一个？”
“说是有个徐向前！”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未平”。四川，历史上就是封建统治者最难控制的地方。孙中山高举义旗，号召推翻清政府，四川人民率先响应，发起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促进了辛亥革命的爆发。然而，这场革命，只把清朝皇帝赶跑了，人民的斗争果实，被大地主、大军阀侵吞，实际上以失败而告终。四川境内，“诸侯”蜂起，连年混战。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和中央军鞭长莫及，只得暂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容忍所谓“川人治川”和军阀割据的现状。红军入川前，全省分别为刘文辉、刘湘、田颂尧、邓锡侯、杨森、李家钰、罗泽州、刘存厚等军阀分割控制。1932年10月，一心想当“四川王”的刘湘，同刘文辉展开争夺成都的大混战，全省大小军阀多被卷入。12月间，“二刘之战”再次爆发。以川北为大本营的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站在刘湘一边，倾其主力30个团西出成都参战，后方仅有10几个团防守。红军一举进据通南巴，就是利用了这个有利时机。
通南巴地区，位于川陕边。背靠巴山天险，俯视川东盆地，层峦叠嶂，林木际天，河川纵横，土地肥沃，地势险峻，南低北高，进可攻，退可守。当红军翻越风雪大巴山的时候，徐向前知道四川军阀正在混战，进军川北，有可乘之隙。但是，红军能不能在这里站得住脚，搞块根据地，他还吃不准。入川一个多月，他跋山涉水，多方调查，初步掌握了川北的敌情、民情、出产及山形地貌，深感进军通南巴是着好棋，只要政策对头，把群众发动起来，红军就一定能够立脚生根，创造红彤彤的新天地。
川北人民在田颂尧的残酷统治下，长年挣扎在饥寒交迫、水深火热的境况中。军阀混战，更给群众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正如一首民谣倾诉的：“军阀梳子梳，豪绅蓖子蓖，甲长牌头刀子剃，收款委员来剥皮。”军阀加在人民头上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仅田赋税一项，就已收到五、六十年以后了。贩卖鸦片烟，是四川军阀的生财之道，巴中一带又适宜种鸦片。田颂尧命令农民将大片良田变为烟田，以供其盘剥和挥霍，川北成了兵匪为患，烟毒遍地，民不聊生的人间地狱。群众曾奋起抗捐税，闹公堂，吃“大户”，盼“共产”。对此，成都的一个报刊也直认不讳：“政治的腐败登峰造极，军官的蛮横亦是不可多见的。一方面要扩充军队以购买装备，一方面要堆集财富，在此两种欲望之下，便只有尽其剥削人民的能事，设立种种的苛捐杂税，田赋一年征收十年、二十年，都是极平常的，于是人民生产力经营力低落了，农村开始崩溃，军人还是安然地剥索，于是农民逃荒，土地荒芜。这样一个背景，便正是共产党蔓延滋生的佳地。”（《复兴月刊》第三卷第六、七期合刊：《川军剿匪之经过》）
红四方面军入川，田颂尧继续在成都参加混战。他在川北一角割地称雄，从未和红军较量过，认为乘虚而入的红军，不过是些东流西窜的“残匪”，就更不放在眼里了。追击红军的胡宗南、刘茂恩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要从陕南入川“进剿”，田颂尧怕请神容易送神难，拒绝他们进来。盘踞宣汉、达县的老牌军阀刘存厚，忧心忡忡，致信田颂尧示意他罢战成都，回兵“剿赤”。田颂尧满不在乎地回信说：“区区之灾，何以老师费心！”他的如意算盘是，待成都之战取胜后，再搬师“回剿”，通南巴仍是田家的天下。
徐向前后来回忆说：当时，蒋介石和四川军阀之间，四川军阀本身之间，都有矛盾。我们利用这种矛盾，一是四川军阀正在成都混战，盘踞川北的田颂尧出兵参战，后方空虚，首尾难顾。二是四川军阀历来割地自雄，不愿意叫蒋介石的势力进川。所以，追击我们的刘茂恩部已经从陕南进万源，又退回去了；胡宗南部已经从汉中进到川陕交界的地方，爬上了巴山，但四川军阀也没有让他们进川。假定那时没有四川军阀的混战的局面，我军入川，他们就会一致对付我们，红军处境就困难得多嘛！假定那时四川军阀和蒋介石之间没有矛盾，蒋介石就可以从汉中调部队过来，两边一压，我们不仅很难进川，就是进去了也不容易站稳脚跟。（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257页）
红军总部设在通江县城，徐向前和前线指挥部住巴中。部队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转战，有了落脚地，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