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传-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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竦撤炊膳梢桓鍪ο骰瓢蚕爻恰６醵�400多人突出重围后，只剩下72人和50多支长、短枪。县委书记王志仁，总指挥潘忠汝等壮烈牺牲。这支革命武装在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的领导下，转移到黄陂木兰山坚持游击战争，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1928年4月，工农革命军重返黄、麻地区，开始在鄂豫边界实行工农武装割据。7月，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十月组成由王秀松任书记的鄂东特委。1929年4月，鄂东特委召开黄安、麻城、黄陂、孝感四县县委和红三十一师党委联席会议，改组鄂东特委为鄂东北特委，徐朋人为书记。这时，鄂豫边界割据已发展到纵80里、横130里的区域，边界地区的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已结合起来，初步形成了鄂豫边武装割据的局面。
正当鄂豫边根据地日益巩固和扩大的时候，1929年5月 6日立夏节这一天，在豫东南爆发的商南起义也取得了成功。由于商城县委遭到破坏，1929年2月，豫东南特委同鄂东特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商南党组织由鄂东特委领导。鄂东特委曾先后派徐子清、徐其虚等到商城帮助工作，成立了中共鄂豫边特别区委，由徐子清任书记。这次起义就是在鄂豫特别区委领导下进行的。5月9日，起义武装于斑竹园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师，周维炯任师长，漆德伟任副师长，徐其虚任党代表，全师100余人，枪30余支，开始了创建豫东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这就是徐向前踏上鄂东北根据地之前，这一地区革命斗争曲折发展的大致情况。
在黄安以北的箭厂河，徐向前见到了鄂东北特委书记徐朋人。徐朋人说：“特委已决定你和桂步蟾都去三十一师工作”。徐向前说：“我人生地不熟，往后特委的同志要多帮助。”
徐朋人说：“吴光浩同志牺牲的消息，特委还没有向部队和群众宣布。你到三十一师，名义上是副师长、副司令，要担负起全师的军事领导工作。”吴光浩是湖北黄陂县人，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领导鄂南武装起义、著名的黄麻起义。曾担任麻城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鄂东军副总指挥，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和工农红军第十一军军长，是鄂豫边红军的创建人之一。他在鄂豫边军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为怕影响部队和群众的情绪，所以才对他的不幸牺牲暂时保密。
徐向前不知道该如何接替这个职务。他怀着一种不安的心情，来到了红三十一师。
红三十一师这时号称4个团，其实是4个大队，不足1个营的兵力，共300多人。师党代表戴克敏，参谋长曹学楷，政治部主任陈定候，都是当地干部。一队队长晏仲平，党代表王树声；二队队长廖荣坤，党代表江竹溪（后为桂步蟾）；三队队长倪志亮，党代表吴先筹（后为江竹溪）；四队队长林柱中，党代表郑行瑞。原来的队干部中，只有倪志亮是中央派来的。干部和队员都很年轻，每队五、六十人，四、五十条枪。部队陆续扩大，有些新兵只能拿着大刀、长矛。
徐向前面对这样一个师，身边既无参谋，又无助手，人地两生，如何带兵，如何指挥部队打胜仗，是一个极大的难题。他利用一切机会熟悉干部，掌握各方面的情况。他很尊重当地干部，绝不以党中央派来的干部自居，在工作上，特委分配做什么，就做什么，出了问题，主动承担责任，从不埋怨别人。他处处事事以身作则，很快就取得了当地干部和群众的信任。徐向前回顾初到大别山的那些日子，说：“我那时能够站得住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能带着部队打仗。我在黄埔军校，学了些军事知识，在海陆丰作战，积累了一些游击战的经验，有用处。带着大家打游击，不断取得胜利，没吃过大亏。另一条，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指手划脚，评头品足。”（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78页。）
“新官上任三把火”。徐向前到达鄂豫边不久，就碰上了敌人烧向红军的“三把火”。
第一次，是“罗李会剿”。
罗霖，本是广西桂系军阀的一个将领，1929年4月，蒋介石与桂系军阀混战，罗霖见桂系失败，就投靠了蒋介石，被任命为独立第四师师长。罗霖为讨蒋介石的欢心，主动请求“剿灭”鄂东北的红军游击队。蒋介石前段时间因忙于军阀混战，无暇顾此，现在罗霖主动求战，即令河南的土匪武装李克邦暂编第二旅，配合罗霖“会剿”鄂东北红军。
6月，敌人主力罗霖独立第四师的两个团，由黄陂、黄安出发，向北进犯；驻潢川、光山的李克邦暂编第二旅的一个营及光山反动民团红枪会五、六千人，向南进犯；驻麻城的夏斗寅十三师补充团和黄土岗一带地主武装也出动配合，全力压向红军根据地的腹心地带紫云山和乘马岗地区。这时红三十一师有3个大队分散在外打游击，在根据地内只有两个大队，100多人枪。徐向前决定“避强击弱”，先率领部队和敌人兜圈子。
7月初，北面较弱的一路李克邦部及红枪会数千人进占柴山堡、白沙关地区。徐向前指挥红三十一师两个大队，在当地手持刀矛棍棒的群众的配合下，发起反击，接连五战，毙敌营长以下百余人，活捉和处决了红枪会头目戴五爷，余众溃散，不敢再战。与此同时，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区群众和赤卫队也对敌罗霖部及夏斗寅师补充团展开了广泛袭扰活动，使敌军食不饱、睡不宁，疲困不堪，没过两日，就退回河口、七里坪、黄安、麻城等据点。所谓的“罗李会剿”，就这样破产了。
第二次是“鄂豫会剿”。
8月间，蒋介石又令刘峙组织鄂豫两省的一部分兵力，加上反动民团，对豫东南和鄂豫边两块根据地同时发起进攻。
徐向前根据第一次反“会剿”的经验，建议特委仍然采取“与敌周旋、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8月10日，敌首先向豫东南根据地进攻。红三十二师迅速转移到外线，使敌扑空。14日，敌向鄂豫边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为避敌锋芒，保存实力，待机破敌，徐向前率红三十一师，在赤卫队的配合下，予敌以打击后，迅速跳到外线，向麻城北部转移，调动敌人。到了八字门，同红三十二师会合。在这里，徐向前第一次见到三十二师的领导人周维炯，肖方等。过去有一段时间，商城地委同鄂东北特委发生矛盾，造成互不信任，一度关系搞得很紧张。这次两师会合，徐向前十分注意团结，做了很多工作，使地方和部队在那一带相互配合得很好。
敌人发现红军主力在麻城以北、光山以南，于是，部署新的合围，南北夹击，投入豫东南的部队，也向西进击。红三十二师趁机返回根据地，红三十一师也跳出包围圈甩开敌主力南下，先后消灭了一些民团武装。9月下旬，敌人被迫收兵，“会剿”又告破产。
第三次是“徐夏会剿”。
驻河南信阳的敌徐源泉四十八师从北向南，驻湖北境内的敌夏斗寅十三师由南而北，向鄂豫边根据地发起新的围攻，企图将徐向前率领的红三十一师歼灭于天台山地区。
徐向前不与敌硬拼，遂兵分两路，利用敌人的空隙，跳出包围圈，转移到敌后。敌人围歼红军三十一师的企图遂告落空。
正当对敌情不大明了的时候，徐向前接到地方党组织送来情报，说南路有一股敌人约四五百人，正在撤退。徐向前将信将疑，立即和党代表、参谋研究。由于接连取得胜利，几个人头脑都热起来。大家分析了敌我情况，认为此时敌我兵力对比差不多，天台山地区山高势险，地形对我有利。群众条件也比较好，可以在这里打它一个伏击。于是决定在敌人必经的天台山铁子岗一带设伏。
傍晚，战斗打响后，徐向前发现情况不对，敌人兵力不是四五百人，而是一两千人，黑压压的一大片，在机枪、炮火的掩护下，向红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此时，要撤退已来不及了。徐向前决定组织交叉掩护撤退，部队纷纷后撤。到天黑，只剩下他和附近的几个战士在坚持战斗了。敌人已攻到寨子下面。眼看不能再坚持了。这时徐向前由于扭伤了脚，行动已很困难，只好钻进一片树林，隐蔽下来。幸好廖荣坤带了几个人及时赶到，才把他接应出去。这一仗，情况不准，口张得太大，部队遭受了一些损失，和徐向前一起来皖豫边根据地的二队党代表桂步蟾也牺牲了。
部队收拢后，徐向前召集各队干部开会，总结经验教训。他和党代表戴克敏争着承担责任，使于部们内心都感到安慰。会上决定，部队相对集中，以大队为单位，分路游击，发动群众，相机袭击敌人。这时，冯玉祥发动了反蒋战争，蒋介石慌忙调兵应战。经过短暂休整的红三十一师，趁敌向平汉线撤退，兵分3路向外出击，先后在长岭岗、柿子树店、姚家集、河口镇等地，消灭和击溃敌4个民团，缴枪百余支。黄陂六指店驻有国民党正规军1个连，慑于红军声威，经过争取瓦解，全部投诚。红三十一师发展到700多人，600余枪支。
与此同时，皖西六安、霍山地区的农民群众在六安中心县委的领导下，连续发动了西镇起义，七邻弯与流波●起义，徐集民团起义以及桃源河起义。这些起义的游击队于1930年1月胜利会师，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开创了皖西的武装割据局面。
“徐夏会剿”终成泡影。
1929年9月，为统一鄂豫边、豫东南两根据地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将黄安、麻城、黄陂、罗田、黄冈、商城、光山、罗山八县划为鄂豫边特区，成立鄂豫边特委。11月间，中共鄂豫边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光山南部胡子石召开，大会选举徐朋人、王平章、徐宝珊、周纯全、詹才芳、徐向前等14人组成中共鄂豫边特别区委员会，徐朋人任书记，徐向前负责兵运。大会通过了政治任务、军事问题、群众运动、教育宣传问题、共青团和青年运动等9个决议案。根据代表大会的决定，12月27日在光山南部的吴家村召开了鄂豫边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共72人，徐向前以红军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大会。大会选举曹学楷、徐向前等22人组成边区最高的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曹学楷任主席兼外交委员会主席，徐向前当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
这次大会，通过了《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政纲》、《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政纲实施细则》，发表了《告边区民众书》、《告红军书》和《慰问红军家属书》。
这两次大会作出的决议，是对中共“六大”决议的进一步贯彻，是鄂豫边革命根据地两年多的武装斗争经验总结，也是鄂豫边革命斗争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在鄂豫边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徐向前、戴克敏、曹学楷共同起草了《军事问题决议案》，系统地总结了鄂豫边红军的组织领导、任务，红军与赤卫队及群众团体的关系，红军的整理、扩大与士兵教育，红军的游击战术等项内容。《决议案》明确规定红军的主要任务是：（1）发动和帮助白色区域内的民众的各种斗争；（2）坚决实行土地革命；（3）夺取反动武装；（4）保障和扩大苏维埃区域。
《决议案》进一步强调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政治工作的地位，规定士兵委员会的作用和职权是：“造成红军内部的民主精神，帮助政治部训练士兵，督促士兵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等工作”，并提出改良士兵生活的建议。对于政治工作，要求加强士兵的阶级意识和土地革命的教育。提高士兵进行宣传、组织群众的能力，“组织士兵俱乐部和消费合作社”，“加强士兵的识字运动”，提高士兵的政治文化水平。在军事训练方面，要“养成严格的军纪，加强游击战争的战术训练，加强连、排、班长的指挥能力和士兵的军事技术”。
《决议案》规定，赤卫队编为总队、大队、中队和分队，并区分为脱产的常备队和不脱产的预备队两种。明确赤卫队的任务，提出提高赤卫队的作战能力和军事素质，强调加强赤卫队的政治与军事训练。并且要求，苏维埃区域人民在40岁以下16岁以上者，须尽量武装，以扩大预备队，并为常备队不断输送新的血液。
对于红军的游击战术，《决议案》规定了七条原则：
（一）集中作战，分散游击；
（二）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
（三）敌情不明不与作战；
（四）敌进我退，敌退我进；
（五）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
（六）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次采取突击的方式；
（七）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
这七条游击战术原则，是鄂豫边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的宝贵经验的总结，也包含有徐向前在东江坚持游击战争的经验。按徐向前的话说，“这些战术是形势逼出来的”。1958年11月21日，徐向前与豫鄂皖三省党史调查人员谈话时曾说：那时部队基本上是采取游击战术。我和戴克敏、曹学楷也总结了一些经验，如“决议案”上写的。戴克敏还写了“八会”（会跑、打、集、散、进、退、知、疑）。这些都是实在的道理。敌进我退，既然打不赢，当然只好退；敌退我进，既然要发展，当然要进攻；硬打不行，就要诱敌打埋伏。这些都是在实际斗争中产生。当时游击队就是采取这些办法来对付敌人。这些战术是形势逼出来的。否则就不能生存，不能发展，不能打胜仗。
三战三捷三扩编
1930年初，中央巡视员郭述申在鄂东北、豫东南巡视工作后，回到上海向党中央负责人周恩来汇报了三省边界地区的情况。不久，周恩来召集郭述申、许继慎和熊受暄开会。周恩来讲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地区的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