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传-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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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初，在一次和民团的遭遇战中，徐向前腿部受了伤，最后，转移到普宁的三坑。这里山峦起伏，虽然距离普宁县城不远，倒是一块比较便于隐蔽的地方。敌人来了，山上山下和它周旋，敌人退了，找个地方休息几天。不久，彭湃和特委的领导人也来到了三坑。当时敌强我弱，处境极端困难，为了保存力量，徐向前他们不得已才从平原转移到山区来的。但特委不同意，还提出了“反对上山主义”的口号，非要把部队拉下山去同敌人硬拼不可。徐向前说这样干要吃亏的，不能去。彭湃气得不得了，自己带头往山下走。徐向前说不服他，只好带上些人跟着去，保护他，并把他接进山。

　　这一带村庄不多，几个大一点的村庄，都座落在上中下3个坑凹里。群山中，有座高入云端的望天峰，峰上有块望天石。传说，登上望天石，南可以望到大海，西可以望到广州，向上可望到“天宫娘娘”。徐向前暸望着望天峰常常思索着：今后再这样东奔西走，四处攻城夺镇，会有什么结果呢？部队只有伤亡，没有补充，伤一个少一个，前景又是什么呢？……

　　4月，东江特委在大南山的一个村庄，召开了有二、四师领导干部出席的联席会议。彭湃、董朗、叶镛、徐向前、袁国平、颜昌颐等参加了会。会议讨论当前的局势与行动方向。形势危急，处境艰难，已是很明显了，可是有的领导人还高谈什么“迎接革命高潮”和“反攻”。徐向前觉得，这完全是闭着眼说大话。从广州起义失败到东江以来，他逐渐感觉到，东江特委领导人对形势估计不足，总把东江这一块当成“世外桃源”。他曾和师长交换过看法，认为这样死打硬拼、攻城夺镇，不是好办法。因此，在联席会议上，他提出：眼下最好把尚存的1000多人，收拢起来，打到粤赣边去，那边回旋的余地大，便于机动游击。然而，这个正确的意见，被会议否定了。东江特委的有的领导人说：向北民团很多，过不去，打不开，还是靠近海丰，那里群众条件好，要打回海丰去。彭湃最后同意了这种说法。会后，彭湃、袁国平、颜昌颐等到上海共产党中央去了。（1929年8月13日，彭湃和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在上海被国民党杀害。）

　　年轻的红军指挥员都信任彭湃，尊重东江特委的领导。于是，红军又再次西进，返回到海丰县境。

　　这时，海丰城内有1个团的敌人。红军一到海丰附近，地方党的领导人，又极力劝说攻打海丰，并说敌军中有自己的同志作内应。5月3日凌晨，红军攻打海丰。城里内应确实有，但总共8个士兵。战斗的结果，只接应出那8个人逃出城，其它一无所获。红军攻城失败，又退到了山区。

　　斗争环境更险恶了。国民党军第五军第十六师3个团追剿进山，见人就杀，见村庄就放火，采取惨无人道的手段，血洗山区。红四师被围困在深山里，缺吃少药，许多人病倒了。师长叶镛患了严重疟疾，不能行走，隐藏在白木杨山后草棚内。6月17日，被搜山的敌人捕去，英勇就义。

　　徐向前和叶镛，自黄埔军校相识，又在武汉军校重逢。广州起义失败，退到花县成立红四师之后，两个人一路战斗到东江。叶镛不幸牺牲，使他十分悲痛。在这极端困难的关头，徐向前继任四师师长，带领部队坚持斗争在深山。

　　失败与死亡，考验着每个人。有些不坚定的分子逃跑了。敌人常常搜山，并出动飞机撒传单，劝红军投降。徐向前领着400多人，在山林中与敌人周旋。敌人到东山，他们上西山；敌人搜到西山，他们又转向东山。草棚被敌人烧了，他们重新搭起来。断了粮，挖野菜、摘野果充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的名句，成了徐向前激励奋战、坚持斗争的鼓动口号。为保存自己，他改变了斗争方式，决不和敌人硬拼，决不去攻城夺镇，依靠山区坚持游击战。

　　局面虽然继续恶化，但是敌人面对红军的游击战，只好望山兴叹，施展“扫平千里赤地”的手段，把靠近山区的村庄，一个个化为灰烬。仅海（丰）陆（丰）惠（来）紫（金）4县，被屠杀的百姓就达1．8万多人。饿死、困死在深山的群众，无法统计。大批乡民流落外乡，远走南洋。“千里赤地”几乎变成了无人区。

　　中共广东省委十分关怀海陆丰红军的斗争。1928年7月7日和18日，省委先后两次给东江特委来信，指示红军进行休整，并指令分散在惠来、普宁地区的红军小部队，向海陆丰的大部队靠拢。彭湃调往上海党中央工作后，广东省委特派了省委常委陈郁以巡视员的身份，到东江地区视察。在莲花山一个草棚里，陈郁找到了徐向前的指挥部。陈郁看徐向前和战士们身体瘦弱，难过地说：“同志们，你们受苦了！”

　　徐向前见到省委派来的人，千难万苦全不提，只说：“没有什么，苦惯了就不觉得苦了。”

　　陈郁问了部队的情况，感叹地说：“省委的同志只知道你们处境艰难，想不到难到这个地步！往后怎么办好呢？”

　　徐向前沉思了一会，微笑着说：“有山有水，有野菜，还有热水洞的温水能洗澡，只要下决心坚持下去，敌人是不可怕的。”对革命的前途他仍充满着乐观精神。

　　陈郁从徐向前坚定的信念、乐观的精神，得到了欣慰。他们坐在草棚里，交谈着，筹划着。谈话间，徐向前第一次听到陈郁说“现今革命处于低潮”。在此以前，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和信件，不是大谈“迎接革命高潮”，就是要红军“反攻”。如果省委领导上早些认识到这个形势，采取相应的措施，东江的局面就不会落到这个地步。

　　教训是深刻的，埋怨、泄气不是革命者的风格。徐向前怀着革命家的胆略，准备长期斗争下去。他相信，黑暗是暂时的，黎明终归会到来，革命一定会胜利。

　　徐向前和红军战士，继续坚持东江的游击战争。

　　1929年1月，东江特委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决定，通知红四师所剩人员，分散分批撤出海陆丰。当前几批人撤走后，最后一批20多人才由徐向前和党代表刘校阁各带一部分分头撤出。

　　徐向前带领十余人，秘密地沿着省委布置的转移路线，从海丰附近莲花山的热水洞出发，经惠州乘汽车到樟木头，再转火车安全抵达九龙。

　　九龙和香港、新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860年被英国强占。此时，九龙有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徐向前到九龙后，住在广东省东省委租的一座小楼里，单门独院，比较安全，还有位工人负责照顾他们。刘校阁带的那一路，自惠州与徐向前他们分手后，原约定在九龙会合，徐向前和同志们一等再等不明下落，估计是遇难了。在九龙，徐向前看到了中共中央印发的“六大”文件，并且有机会静下心来，对东江游击战争进行认真的思考。

　　“我们在九龙住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主要是学习“六大”文件。文件用《牡丹亭》之类的小说封面伪装着，是铅印的。这是我第一次有时间坐下来，安安静静地阅读党的决议。‘六大’的决议，写得很好，读起来很解渴。例如，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关于当时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的论断，关于既要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又要反对‘左’倾盲动主义的问题，关于建立工农红军和发展根据地任务，等等，都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特别是联系到大革命失败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军事斗争，离不开正确政治路线和策略的指导。否则，将一事无成。”

　　关于东江游击战争，徐向前总结的教训是：“第一，在对形势估计上，只看到海陆丰地区的局部‘高潮’，而忽略了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总特点。那个时候动不动就讲‘高潮’、‘进攻’，说什么敌人‘溃不成军’、‘临死还要踢破三床草席’，盲目性很大。因而，对于军阀势力的联合进攻及斗争的艰巨性、长期性缺乏应有的准备。敌人的‘进剿’来临，步步被动，束手无策。第二，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仍是夺取城市为中心的思想作祟，未树立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所谓‘反对上山主义’，反对去粤赣边界坚持游击战争，便是证明。第三，在军队建设上，没有正确解决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的关系。搞根据地，搞游击战，一定要有核心力量。核心就是主力部队，只有不断加强主力部队的建设，使之与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有机结合，才能战胜敌人，发展根据地。而特委的方针却与此相反，失败的命运当然是不可避免的。第四，在游击战的战术上，不懂得避强击弱，有进有退，有游有击，而是硬碰硬，搞拼命主义。‘以卵击石’，焉有成功之理！总之，那个时候我们党还缺乏武装斗争经验，出现这些问题并不奇怪”（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66－67页。）
　
第五章　初到大别山

　
　　粉碎三次“会剿”

　　徐向前穿过敌人层层关卡，机智地摆脱掉一次次盘查，于1929年春，从九龙乘船到达上海。

　　上海，对于徐向前来说，已是旧游之地。1924年春，他抱着投身国民革命的理想，从山西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报考广州黄埔军校。那时，他的心情是多么激动而愉快！然而5年后的今天，当他再次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心情却是那样沉重。这5年间，中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徐向前饱经了大革命的风风雨雨。他亲尝了广州起义失败的痛苦，经历了东江地区一年多艰苦的游击战争的磨炼。虽然是痛苦多于欢乐，失败多于成功，然而，从斗争中，他一天天成熟起来。

　　到上海后，徐向前住进了地下党的“交通”为他安排的住处，很少上街。暮春三月的龙华桃花，四月初八的静安寺庙会，还有那城隍庙、先施公司、永安公司等，他都无心思去游逛。他急切地等候着党的指示。

　　5月的一大，地下党的“交通”告诉徐向前，中央军委的一位负责人要和他谈话。徐向前听到这个消息，既高兴又紧张。他不知道，要见他的是谁，又会分配给他什么任务？要让他谈谈东江斗争的情况吗？从何谈起呢？经过这一年多的武装斗争，他感到教训很多，对许多问题，特别是对东江地区的斗争，是有一些想法，他想，同中央负责同志见了面，好好陈述一番自己的意见。他想要求党中央再派他去搞军事工作。他认为现在不抓武装不行，和敌死拼硬战也不行，要有一套新的办法。

　　一天，徐向前正在住处看书。一个穿长袍、着布鞋的商人模样的人来找他，这个人是谁，没见过，不认识，也不敢问，因为在白区十分强调遵守保密纪律。按照规定的联络暗号，他们两人接上了头，来人机警地看了一下四周，进门后把门关好，便开门见山地对徐向前说：

　　“听说你急于要求工作，想做什么？”

　　徐向前说：“什么工作都行，最好还是叫我去搞军事工作。”

　　“那好，我们想到一块去了。”那人笑笑说，“最近，中央接到鄂东北特委的报告，那里的红三十一师师长吴光浩在最近一次战斗中牺牲了，他们正缺军事干部，中央军委研究了他们的要求，准备让你去大别山搞军事工作。你有什么意见吗？”

　　徐向前毫不犹豫地说：“没有意见，服从组织的决定。”

　　来人听了点了点头说：“好，你准备一下走吧，这次同你一起去的，还有两个同志，一个叫何玉琳，是鄂东北特委派来汇报工作的，他对鄂东北的情况比较熟，在路上你们可以再深谈，另一个叫桂步蟾，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你可能会认识，他也是去那里工作的。出发时间再通知你。”

　　谈话简短，却给徐向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徐向前后来得知，来人就是中央军委书记杨殷。

　　杨殷是广州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广东中山县人，1892年出生，1922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领导过省港大罢工。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次，徐向前同他是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徐向前离开上海不久，由于叛徒白鑫出卖，杨殷8月24日在上海被捕，30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龙华，时年37岁。

　　6月初，徐向前同桂步蟾、何玉琳一起，装扮成商人模样，从上海乘船到武汉，然后改乘汽车，经黄陂，在靠山店附近下车，沿着山间小道，进入鄂东北根据地。

　　在这一带，何玉琳人熟路熟，一路上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他给徐向前详细介绍了鄂东北根据地和红三十一师的情况，讲了黄麻起义的经过和红军在木兰山地区活动的情况。在经过高桥区的时候，何玉琳还指着西南的一座高山说：那是木兰山。大气好的时候，站在山上可以看到武汉。

　　鄂东北根据地位于鄂、豫两省边界，邻近皖西，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早在1927年春，这一地区的黄安、麻城就分别成立了中共县委，领导了农民运动，建立了县农民自卫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两县县委与省委失去了联系。九月初，黄安县委派郑位三等到武汉找到了中共长江局机关，长江局书记罗亦农向他们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要他们立即回黄安组织武装起义。10月间，中共湖北省委先后派王志仁、吴光浩等一批政治、军事干部到黄安，成立了以王志仁为书记的中共鄂东特委，统一领导黄、麻两县的武装起义。11月14日，黄、麻两县起义部队和数万农民，举攻克黄安县城，迅速消灭了反动武装，建立了黄安农民政府，曹学楷当选为政府主席。这是鄂、豫、皖边界地区的第一个工农政权。起义后建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潘忠汝、吴光浩任正、副总指挥，戴克敏任党代表。12月5日夜，国民党反动派派一个师袭击黄安县城。鄂东军400多人突出重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