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最后15年-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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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联共（布）党内的这场旷日持久的大辩论，不仅影响了联共（布）党内外，而且还波及到第三国际和其他各国的共产党，自然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陈独秀恰恰成为了中共这场内部争辩和分裂的主角。

　　吴季严走后，陈独秀开始拿起托洛茨基的文章来阅读。他越读，就越发现自己与托洛茨基在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观点上，竟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终于在国外找到了知己，尽管在党内并不太多。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有时甚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看到精彩处，他又情不自禁地多次提起笔在原书上圈圈画画，做下记录。尤其是对大革命的论述，陈独秀被托洛茨基的观点深深打动了。自从大革命失败以后，陈独秀一直在反省自己在大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他始终坚持认为是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情况、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和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过于弱小，才最终导致了革命的失败，他自己并没有大的过错。他对共产国际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诿过于已十分不满，认为目的是推卸责任，找他做替罪羊而已。因此，他对托洛茨基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和《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等文章中宣称，在过去的５年中，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共产党遭受到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的危害像中国共产党那样惨烈。联共（布）党和共产国际的权威们，开始时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政策，继而又去支持汪精卫为土地革命的领袖。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是斯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妥协路线所造成的，等等。

　　陈独秀读后，大为感慨。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共产国际原来也不是铁板一块，竟然还有托洛茨基这样的领袖人物支持他陈独秀的观点。后来，他在给共产国际信中指出：“当你们（指共产国际——引者注）将革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时，而托洛茨基同志却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以至于后来陈独秀回忆说，他只是在由于得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文件之后，才彻底地、系统地了解了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的真实根源所在，那就是共产国际。他由此进一步认为，以阶级联盟政策代替无产阶级独立的领导革命政策，是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根本政策的错误。他甚至旧话重提，指出大革命初期要中共加入国民党，已根本毁坏了共产党的独立性，使它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最后步步向资产阶级投降，毁灭中共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就成为必然的结果。他以此攻击中共六大对机会主义的纠正，并没有把这些错误的根源系统地、彻底地指责出来，以致留下现在的祸害。

　　从陈独秀上述反思来看，当初使他勉强接受的六大对于大革命失败责任问题上作出的结论，已经远远不能使他满意了，他要从托洛茨基那里，吸收对其有利的理论依据来为自己辩护，以期证明他陈独秀是正确的。

　　陈独秀是一个个性坚定、固执己见的人，尤其是一旦他自认为正确时，往往会十头牛都拉不回来，不顾一切地坚持到底而不管结果怎样。如果说在大革命失败根源问题上，陈独秀在看了托洛茨基的著作之后，大有未曾谋面却相见恨晚的感觉，而在思想观点上全面倒向托洛茨基，成为他转向托洛茨基派第一步的话，那么，在大革命失败后对中国革命理论路线上的全面转向，却使他与原来为之苦苦追求和奋斗的事业背道而驰，相距愈来愈远，终至一去不复返。

　　１９２９年４月——５月间，此时的上海，正是春暖花开、阳光明媚的季节。陈独秀的心情，也随着入夏的气温慢慢升高逐渐好转起来。虽然，他现在仍是国民党以３万大洋通缉的“共党要犯”，并且自１９２７年９月避居上海以来，行动受到限制，只能整日埋头研究文字学，又遭受了家破人亡、物是人非的人间悲剧，但他渐渐从悲痛和孤独中走出来。于是，他也偶尔出去走一走，主要是到彭述之、郑超麟、汪泽楷、尹宽等几个亲密一点的老部下那里坐坐。

　　一天，陈独秀又照例来到住在上海昆明路提篮桥监狱对面的彭述之、汪泽楷家中，这里已成为“陈独秀派”分子阅读和讨论托洛茨基文件的活动场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早就从留苏归国学生王平一那里，见到了一系列托洛茨基的文章和几期《我们的话》，主要是翻译过来的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章和文件。王平一回国后，分配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工作，把托洛茨基的著作和文章传入党内。彭述之等人最先接触到的，是１９２８年共产国际六大前，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大革命期间推行国共合作是俄国的孟什维克在中国的翻版，大革命失败后又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这样一些材料。后来，他们又从王平一等一批留苏归国的托洛茨基派那里，看到了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两篇纲领性文件。他们很快就完全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据郑超麟回忆，他第一次看到托洛茨基的文章时，仿佛是有什么电光闪过了他的头脑。接着，他们又将托洛茨基的书籍和文章，介绍给陈独秀。

　　起初，对于大革命失败的原因，陈独秀是把托洛茨基引为异域知己而倾心仰慕的，但对于托洛茨基的其他观点则持不同看法。毕竟陈独秀不是一个人云亦云之辈，而是一个对诸多问题有自己独特看法的人。因此，陈独秀在与彭述之、尹宽、郑超麟、汪泽楷等人一起学习托洛茨基的著作及文章时，每次都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然后就同他们辩论。尽管经过彭述之、尹宽等人的一再解说，每次辩论完后，他还是不能接受。但是，经过一段时期的争辩后，陈独秀的态度逐渐有所变化。到后来，他每次再来时就不再提上次的不同意见，而是以尹宽等人的意见也就是托洛茨基的意见为基础，提出新的不同意见。如此反反复复一次一次地讨论下去，到其余人都百分之百地赞同托洛茨基的观点时，他还有不同意见。最后，在革命政权性质及下一次革命性质问题上，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同意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和下一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提法。

　　与此同时，彭述之、尹宽等人还推荐陈独秀到距郑超麟家很近的北四川路横滨桥一家名叫“新宇宙书店”，借有关托洛茨基的书籍。这家书店是由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的中国托派学生开的。陈独秀在尹宽家看的托洛茨基写的《中国革命的阶级关系》和《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两本书，就是尹宽从该书店的梁干乔那里借的。

　　在与彭述之、尹宽等人一起学习和辩论托洛茨基的文章及观点时，陈独秀不仅口头上说，而且有时还写书面意见和文章给他们看，一共写了七八篇，或是寥寥数语，或是长篇大论，充分发挥了他文笔好的特长。最后一篇对革命政权和革命性质问题有保留意见的文章是《论中国革命性质，这也是他在１９２８年８月５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１９２９年秋天，陈独秀已经基本上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只是在革命的性质上，他一直有自己的看法。从这一年的８月至１０月，他又重新恢复了搁置已久的给中共中央写信的习惯，短短三个月时间，他就洋洋洒洒写了几封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信。这些信的内容大致如下：

　　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的问题。陈独秀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优势或占了统治地位，封建主义和残余势力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失去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去了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变成了残余势力的残余。他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已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反封建的任务已经完成，农民在革命中只能是一个从属的地位。针对以毛泽东、朱德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做法，他明确提出反对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认为这是逃避、退缩。在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向忠发和周恩来辩论关于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比重的问题时，他甚至认为当时的中国经济早已经不是农村支配城市了，而是城市支配农村。

　　关于国民党政权性质的问题。陈独秀认为，中国１９２５年——１９２７年的革命，就确已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转变时期。这一转变时期的特征，便是社会阶级关系的转变，主要是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背叛革命后的国民党（从汪精卫到张学良）政权，就是以资产阶级为中心的政权。据此，他认为，资产阶级是现在革命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对象，因此他反对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这是他从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的事实中得出的教训。

　　关于革命形势与策略的问题。陈独秀认为，现在全国仍处于革命低潮，指责中央提出的变军阀战争为推翻军阀的革命斗争的口号，是无政府主义的空想，“在实际行动上，等于一根鸡毛抛在空中，落在地下，一声也不响！”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召开国民会议，动员社会各界贤达之士广泛参加，从内部来夺取政权。

　　关于革命性质和任务的问题。陈独秀认为，将来的中国革命，不是俄国的十月革命，也不是二月革命，而是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的总和。因此，他提出要以“无产阶级贫农专政”来代替中共六大确定的“工农民主专政”。因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及中农，在革命斗争激进时都必然会动摇，只有贫农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但贫农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在将来的革命中，只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能够始终坚决地站在领导地位，坚决地领导一般的工农劳动者、中小农民以及城市乡村中成百上千的劳苦饥寒群众，以不断的革命斗争，彻底扫荡一切剥削下层民众的反革命势力，建设无产阶级贫农专政的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统一全国的政权，才能够一面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一面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样一来，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有殊途同归之效，即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谈，以期达到两个不同性质的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目的。①

　　①唐宝林，《陈独秀传》（下），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３４——４３页。

　　由此可见，陈独秀在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后，把自己一些原先不失为正确的思想抛弃了，反而把托洛茨基的只言片语当作宝贝，视作真理，并且经过自己的加工整理，逐渐上升为系统的理论，从而完成了他个人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变。

　　从陈独秀的转变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贫乏和过于固执己见的性格弱点。陈独秀由一个民主革命者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其步伐之大，速度之快，即便在现在看来都有些匪夷所思，难怪在当时更是石破天惊，震撼寰宇。但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由于急速发展的革命斗争的需要，他没有更多的闲余时间，来进一步充实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更没有将其上升到系统化的地步，往往是现炒现卖，将他所能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尽快应用到革命斗争第一线，激发起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使它们投身于推翻反动政权的革命斗争中去。因此，陈独秀是一个革命宣传家，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陈独秀个性倔强，不随意屈服于他人，但有时又显得固执己见。随着年龄增大，更加盲目地固执己见了。他对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一些领导人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归咎于自己，一直是心有不甘，耿耿于怀。因此，他一旦看了托洛茨基对于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上的文章后，立刻感到气味相投，心心相印，于是在没有真正了解中国革命实际的情况下，毫不迟疑地拜倒在托洛茨基的麾下。这样一来，他左手刚扔掉一根指挥棒（共产国际），右手马上又拿起了另一根指挥棒（托洛茨基主义）。

　　对于陈独秀的这次转变，彭述之在陈去世后写的《悼陈独秀》一文中，颇有点盖棺定论地将其吹嘘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不在创立中共之下，……是他的政治生活还在向上的象征。”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自从陈独秀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他就再也没有像以往那样，总是站在时代前列指点江山，叱咤风云，反而是他参加革命以来，由“选学妖孽”转变为康（有为）梁（启超）分子，由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与时俱进历史进程后的一次巨大倒退。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两年前，陈独秀藏身外国轮船上回上海时，经常挂在嘴边的是“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这句发自肺腑之言，至今言犹在耳，历历在目，然而最终看到的却是南辕北辙。这是历史的选择，还是个人的悲情，只有苍天在上，无语应答。

　　３

　　就在陈独秀渐渐接受托洛茨基主义观点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引起中苏外交纠纷的“中东路事件”，又引发了政治敏感度颇高的陈独秀与当时的中共中央的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

　　中东铁路原是沙俄侵略中国的历史产物。它是根据清朝政府与沙俄政府签订的《中俄攻守同盟密约》、《中俄合办东清铁路公司合同章程》、《旅大租借条约》和《中俄续订东三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由清政府出资５００万两白银，沙俄政府修建，双方共同经营的。１８９７年７月，中东铁路动工兴建，１９０１年竣工，南起大连，北过哈尔滨，后越过中国边境与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相连。

　　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下的苏联政府，在第一次对华宣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