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最后15年-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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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下旬，中共中央机关由武汉迁移到上海。瞿秋白及夫人杨之华、郑超麟等人，乘坐日本军舰也抵达了上海。瞿秋白、李维汉代表中央前去看望陈独秀。在谈到今后的工作安排问题时，瞿秋白对陈独秀说，中央打算重新办一个机关刊物，取名叫《布尔什维克》，要陈独秀经常写些文章予以支持。陈独秀正在上海闷得慌，于是立即答应下来。搞文字写作是他的拿手好戏，也是他的兴趣所在。当年办《安徽俗话报》、《新青年》等杂志时，陈独秀都是激情飞扬，创作了一大批宣传革命、倡导民主与科学、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反革命卖国政府的文章，影响了数以万计的进步青年和革命群众，使他们投身到革命的队伍中来，壮大了革命的力量。看到自己的拿手好戏将要派上用场，陈独秀甭提有多高兴。于是，他又爆发出惊人的写作能量，充满激情地写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章。由于隐蔽在家，收集信息不易，他便经常翻看上海及各地的各种报刊杂志，找些写作的题目。
１０月１０日双十节时，《申报》刊登了汪精卫的一个讲话稿，竟表白自己要“从共产党与腐化分子的夹攻中，悉力奋斗，为国民革命求一出路。”陈独秀看后，十分气愤，他鄙薄汪精卫的为人，对他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导致大革命的失败更是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于是，他以“撒翁”为笔名，一口气写了《汪精卫的出路在哪里？》、《斯文扫地民众爬上来》和《蒋介石的进步真快呀！》篇杂谈，揭露了蒋汪合流的丑恶嘴脸，有力地批驳了汪精卫的虚伪言论。
此时，陈独秀的创作欲望十分惊人。从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布尔什维克》创刊到１９２８年２月２７日第１９期停刊，他一共发表了１４０篇“寸铁”类的短文和杂文。以至于有时正担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来看他时，也劝阻他别再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和给中央写信了，因为中央有些人把他的意见“当作笑话到处宣传”。但陈独秀不为所动。
与此同时，陈独秀也在继续给中共中央写信，阐述他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央执行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看法。他不同意中央对当时革命形势仍处于高潮的判断，反对“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主张在敌人的疯狂屠杀面前，实行退却和防御为主的策略。他认为，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国民党政权绝不会像我们所估计的那样会迅速地崩溃，群众的革命情绪也不会那样快地高涨起来，要适当地保存革命力量，待革命高潮到来时再举行武装起义。他强调，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即便要动也应偏重经济的斗争，如不交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切不可存在“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新看这段历史时，或许会看得更清楚些，作出的评价也许会更加公允一些。当时，陈独秀囿于条件的限制，避居上海，只能根据其视野所及的一些现象和国民党报纸的报道来判断革命形势，看到的主要是革命力量和各地武装暴动在城市的失败。因此，他的许多看法和观点不免流于肤浅和片面。但是，在某些问题上，陈独秀还是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例如，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１日，他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对此时“所有政治的经济的政纲，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十月革命的政纲”，表示怀疑。认为与共产国际屡次决议案所说的民族革命不同，现在的革命性质及我们党的政治纲领急需确定下来，应该迅速由中央起草送共产国际批准。１２月１３日正当广州起义时，他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对广州起义采用“工农政府”、“独裁政府”和“苏维埃政府”这些口号，表示不以为然，认为苏维埃政权的精髓是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这一点，则苏维埃并无什么特殊的意义。这些观点表明，陈独秀当时仍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应该说是正确的。他赞成举行广州起义，认为广州起义无论是成败，都应该举行。并积极地建议：“在广州的非战斗员悉数遣到有农民暴动之可能的地方迅速促其暴动，此事一刻也不能延搁……不如此，则不独广州不能持久，并且广州一旦失败，我们什么都得不到。”“可以在赞成土地革命的条件下，与任何国民党一派或个人党外合作。……我们不可持‘党外无党’的谬见。”这些意见应当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内正处于左倾盲动主义的支配下，陈独秀的错误意见自然不会被接受，正确的部分也未被采纳。然而，在这段艰苦的日子里，陈独秀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思考始终没有停止过。
３
１９２７年底的一天，天空灰蒙蒙，呼啸的北风透着刺骨的寒冷，街上的行人稀少。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偕夫人史静仪，急急忙忙地从街上走过，赶到陈独秀的寓所来看望父亲。在哥哥陈延年牺牲后，乔年觉得有必要经常来看看日渐衰老的父亲。虽然在他和哥哥的眼里，父亲更多的是一位整日四处奔波的职业革命家，而不是从小就呵护他们成长的慈父。但毕竟是自己的骨肉至亲，尤其是父亲刚被解除了党的总书记职务后，肯定心里感到很寂寞，作为儿子的他，时常来看望一下父亲也是人之常情。
见儿子和儿媳来了，陈独秀很高兴。但是一谈到革命的问题时，父子俩就话不投机，争辩了起来。史静仪见两人吵起来了，连忙向陈乔年使眼色，并说道，“你们俩很少见面，还是不要谈这些吧！”再聊了一会儿家常，陈乔年与史静仪便匆匆跟父亲告别，回家去了。史静仪是湖北武汉人，曾是最早到苏俄留学的女共产党员。回国后，在北京工作期间，与陈乔年认识并结合。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陈独秀的家庭情况。１８９７年，陈独秀与安庆副将高登科之女高晓岚（小名高大众）结婚。婚后两人育有３子１女，即延年、乔年、松年和玉莹（筱秀）。１９１０年，陈独秀与高晓岚的同父异母妹妹高君曼双双出走后，又生下１子１女，子美、鹤年。由于陈独秀长期在外从事革命及宣传活动，因此与子女的感情并不是很深，以至于有人说他是“父子情薄”，这并不属实。但是，陈独秀对子女尤其是延年、乔年兄弟的要求十分严格，却是千真万确，说他是“严父”则当之无愧。１９１５年，陈独秀要延年、乔年两兄弟到上海来读书。兄弟俩刚到上海时，与父亲、姨妈高君曼住在一起，后来延年到法国巡捕房附设的法语学校学习法语，半工半读，兄弟俩便搬出去独居，自闯人生。当时，高君曼见兄弟俩孤苦伶仃，想叫他们搬来一起住，陈独秀大发雷霆，骂高君曼是姑息养奸、妇人之仁，高君曼只得作罢。１９２０年２月，延年、乔年赴法勤工俭学，起初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逐渐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和党的早期领导人。
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６日上午，在中共上海区委所在地北四路恒丰里１０４号，陈延年等人正在召开江苏省委成立大会。王若飞传达中央任命，陈延年担任江苏省委书记。由于叛徒告密，下午，大批军警包围了恒丰里１０４号，陈延年等人被捕，被押往龙华监狱。陈延年立即给汪孟邹写信，请其设法营救。汪孟邹找到此时正在上海的胡适，胡适将信转交给曾与陈延年相识的吴稚晖。吴稚晖立刻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写信称已捕获到陈延年。杨虎接信后大喜，马上带人赶到龙华监狱，提审了陈延年。７月４日深夜，陈延年被国民党用乱刀砍死，五马分尸，年仅１９岁。陈延年就义后，国民党当局竟下令不准收尸。
就在哥哥陈延年牺牲不到一年，弟弟陈乔年也在上海英勇就义。
１９２８年２月１６日，在陈乔年主持下，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因叛徒告密，反动军警包围了会址，陈乔年及江苏省委的其他负责同志一起被捕。起初，陈乔年等人被关押在英租界新闸捕房拘留所。翌日，被引渡到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刚被捕时，敌人并不知道陈乔年的真实身份，因为陈乔年化名王某。虽然敌人想方设法，用尽各种手段想弄清他的真实身份，但都未能得逞。
得悉儿子被捕后，陈独秀十分焦虑，担心乔年再步延年之路，遭遇不测，但以现在自己的处境，又不能出面营救，空有救子之心而无救子之力，心里自然很是难受。此时陈独秀心绪已乱，再也无心写“寸铁”类的短文，手头上的《中国拼音文字草案》的书稿也不得不停下来了。有时，好友汪孟邹及原放叔侄过来坐一坐，陪他说说话，解解闷，但也无济于事，无法排解他内心的忧虑。想到自己过去没有对儿子们尽到一个做父亲应有的责任，陈独秀感到十分内疚。
陈乔年被捕后，狱外的党组织曾设法营救，但都无功而返。在狱内，陈乔年也同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为了得到更多的机密，敌人多次对乔年严刑拷打，遍体鳞伤，但他咬紧牙关，始终没有吐露半点党的秘密。
６月６日，陈乔年在枫林桥英勇就义，死时年仅２６岁。
陈乔年牺牲后，陈独秀的女儿玉莹（筱秀）急忙从老家安庆赶到上海，来料理后事。看到胞弟牺牲的惨状，筱秀悲恸欲绝，终因伤心过度而死，年仅２８岁。后事皆由汪孟邹料理了事。不久，高晓岚也终因受不了３个子女接连去世的沉重打击，而在安庆病逝，度过了其并不幸福的一生，终年５２岁。
幼年丧父，陈独秀无法感受锥心之痛，而一年之内失去３个子女，却让他感受到了中年丧子的人生悲剧。人生三大不幸，已得其二，夫何言哉？况且自己既遭国民党通缉，东躲西藏，不得安生，又在党内受到批判，难以得到同情和理解，家仇国难集于一身，让陈独秀真是欲哭无泪。但是，个性倔强的陈独秀从来不在外人面前表现出痛不欲生的样子，只有暗自垂泪，默默地独自品尝这份苦痛。
有一天，同乡好友潘赞化来看陈独秀，正逢高君曼在家大哭，为延年、乔年兄弟设位烧纸钱。陈独秀望着高君曼的背影，摇摇头地对潘赞化说：“迂腐。”以至于潘赞化都认为陈独秀有点不近人情。其实，陈独秀又何尝不怀念自己的亲生骨肉呢，怜子如何不丈夫，但他不想也不愿把强烈的悲愤之情表露无遗，以求得旁人的怜悯，内心的痛楚只能由他自己独自来承担。家破人亡，人间悲欢，让年届知天命的陈独秀一下子苍老了不少。
４
１９２８年３月，上海，冬天的寒冷尚未完全退去，春天的阳光还只是偶尔关照冒出尖尖细芽的小草，街上的行人仍然裹紧了衣服在春寒料峭中急忙走着。
这一天，中共中央派人来通知陈独秀，请他参加将于６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当即予以拒绝。鉴于陈独秀是大革命时期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大革命失败后又对中央的路线提出过重要意见，因此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其列为特邀代表参加会议。但是，与“八七”会议恰恰相反的是，那时陈独秀本人就在武汉，本可以参加会议但遭共产国际代表的阻挠未被邀请。这一次，他人在上海隐居，却特邀他远赴苏联参加六大。历史有时就是这样无奈而又显得有些滑稽。
当时，为了争取陈独秀赴苏参加六大，中共中央派人做了大量的劝说工作，但都未能取得成效。除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和瞿秋白等人亲自登门拜访，诚恳邀请外，此外还通过与他关系密切的人如王若飞、郑超麟、黄文容等来劝说他，也都是无功而返。陈独秀为何再三拒绝邀请呢？是否像王若飞所想的那样，是怕苏联共产党当时“正在反对托洛茨基，他去时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国际的意见，那时人家一定为了打击托洛茨基的缘故来打击他”？陈独秀的这种担心也并非是多余的，但是也还有其他不为人知的更深层的原因。
其一，自大革命失败以后，陈独秀日益滋长了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不满情绪。陈独秀认为，自“八七”会议以来，中央的一些做法是在排挤他和谭平山两位上了５０岁的老人。尤其是在对待大革命失败的错误和责任的问题上，他十分反感共产国际代表在大革命期间居高临下、越俎代庖。大革命失败后，这些国际代表们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文过饰非，推卸责任，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一股脑地全部推脱给他陈独秀来承担，并且把他当作替罪羊，发动党内同志来批判他。对于有些善意的批评，陈独秀或许还能够接受，但对于他所谓的“某些超过事实的指摘”，他坦承没有这种“万方有罪在予一人”的“雅量”。他始终坚持认为，大革命的失败，不是他陈独秀一个人的错，而是共产国际的瞎指挥以及革命力量太弱小所导致的。
其二，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观点，就是“中国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他指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并认为大革命之所以失败，主要责任在共产国际身上，在于外国人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因此，他对当时劝其赴苏的人说，“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
其三，陈独秀担心共产国际一再要他到苏联去研究中国革命是一个幌子，目的是让他脱离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他甚至还担心自己离开中国后，孤身一人在外恐怕遭遇什么不测。
正因为如此，所以不管共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