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最后15年-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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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３５页。
② 《陈独秀先生晚年致郑学稼教授函墨迹》，台湾 《传记文学》，第３０卷第 ５期
特别要指出的是，陈独秀这些“最后见解”，起先，他在把托洛茨基理论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托派分子面前还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反对斯大林，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并不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但是，在要他“跳出马克思主义圈子”的反共政客孙洪伊、胡秋原、郑学稼面前，他就一点也不用遮掩了。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２３日，他在给郑学稼的一封信中说：“列 （宁）托 （洛茨基）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 （老托也在内），在我自己则已估定他们的价值，我认为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弟评论他们乃用科学的态度，并非依任何教派的观点，更不屑以布尔什维克正统自居也。……弟久拟写一册 《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 由此可见，他不仅明确表示反对托洛茨基理论，而且把马克思主义也彻底抛弃了，“十月革命”也被否定了。于是他就高兴地接受了胡适赠送给他的“终生反对派”的桂冠。当时他曾对邓仲纯说：
“冯玉祥倒过袁世凯，杀过吴佩孚的回马枪，囚禁过曹锟，驱逐过傅作义，反过蒋介石，人称倒戈将军。我和这位将军有些类似，一生就会做反对派，从反满清一直到反蒋介石。” 陈独秀以“反对派”为荣，但他却不会总结哪些反对了，哪些反错了。
陈独秀逐渐形成的“最后见解”，首先遭到了上海托派临委的强烈反对。１９４０年６月和次年１月，托派临委对陈独秀问题先后做出了两个决议：《 临委对Ｄ．Ｓ来信的决议》和 《关于Ｄ．Ｓ对民主和独裁等问题的意见的决议》。在第一个决议中，在批判了陈独秀致西流 （濮德治）三封信中的思想观点之后，还表示“我们最后希望独秀同志对此加以慎重考虑，我们准备继续与独秀同志讨论。但在考虑和讨论时，我们希望独秀同志不要将自己的意见公开向外发表，以免引起我们中间的严重纠纷” ② 。而在第二个决议中，则猛烈抨击陈独秀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否认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歌颂资产阶级民主、否认在这次大战中有发生任何革命运动可能的观点。并宣布“独秀对于战争与革命的意见，对于民主与专政及苏联等问题的意见，现在已经发展到了顶点，发展到了完全离开第四国际的立场，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离开了无产阶级立场而站到最庸俗的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的立场上去了，现在的问题是：不是独秀完全放弃他的荒谬的意见，就是他离开第四国际，离开革命，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③
①黄永盛、王亚非，《陈独秀在江津的最后岁月》，《革命史资料》第６期。
② 《保卫马克思主义》卷１。
③《第四国际》（美），１９４２年 ７，８月合刊，第２４１页。
对于托派临委的批判，陈独秀是自然不会接受的，而且他不怕孤立，绝不沉默。他或者直接给临委去信，或者请人代转，讥讽他们把列宁在第一次大战中的原则搬到今天，在战争中引发革命是“做梦”，是“抄袭陈文的八股家”，是“对实际的历史事实发展闭起眼睛，一味玩弄抽象公式”，“只能有助于日本”，“只能有助于希特勒”云云。就这样，双方又进行了一场大混战。不过，在这场论战中，陈独秀始终处于一个人的少数。正如李福仁后来在 《第四国际》杂志上所提供的“证言”，“一方面在四 乡村中的陈独秀，另一方面在上海的中央委员会，用书面进行争论，结果陈独秀居于单独一人的少数”。“陈独秀的政治思想在中国组织内找不到一个拥护者”。陈独秀早年曾写过一首 《感遇诗》，赞颂“夸父追日”和“精卫填海”的精神，他的一生也有这种显著的“孤军奋战”的精神，为了他认定的“真理”，即使剩下他一个人，也要奋斗到底。这种精神，确曾使他取得过辉煌的业绩，而显赫一时；但另一方面，当他认定的“真理”其实并非真理时，这种精神就使他在错误的泥沼中越陷越深，而难以自拔了。
中国托派一开始就以中共反对派的身份出现，一开始就内部矛盾重重，派系纷争，经常闹无原则的纠纷，且互不买账，都以托洛茨基在中国的正统自居，而喜欢上纲上线地批判他人。这一次，也不例外。只不过，原来陈独秀还有一些坚定的支持者，而现在只能是单枪匹马地同其他托派分子去斗争了。陈独秀以往是很不屑与别人打笔墨官司的，但自从与托派分子绞合在一起后，他就自己也深陷持续不断的争论中去了。
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当时主要表现在他与几个托派头目及郑学稼等人的通信中，没有多少人知晓。只有 《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登载在１９４２年３月２１日的重庆 《大公报》上，他首先分析了战争的形势，提出“此次大战不外三种结果：一是英、美和德、日不分胜负而议和；二是胜利属于英、美；三是胜利属于德、日”。最后，他说：“美国胜利了，我们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贪污，有可能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倘若胜利属于德、意、日，我们必然沦为殖民地，连南京的傀儡政府不久都会滚蛋！”由于该文散布了悲观论调，并攻击苏联的内外政策。因此，该文一发表，立即引起各方强烈反响。国民党政府认为其有碍“对苏外交”，在得知成都 《新新新闻》也想刊登此文时，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主任潘某署名拟文，指责陈文“内容乖谬，违反抗建国策”，指令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查处检扣”。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答应照办，并“通令各省市图书杂志审查处一体注意检扣”。② 《大公报》本来还要刊登陈文的续篇 《再论世界大势》也被禁止了。
①国民党军委新检局档案，新指字第８４５２号公函。
②李心清，《斥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理论》，《解放日报》，１９４２ 年５月８日
陈独秀文章被禁的消息流传开来后，江津县国民党县党部立即对陈独秀组织围攻。同年３月１９日，江津县特地举行了一个市民大会，由县长罗宗文主持，从外省请来了一个辛亥革命的元老、双目失明的凌铁庵老人。凌是安徽定远人，辛亥革命后，任第５师师长。１９１３年任讨袁护国军淮南司令。凌铁庵老人在女儿的搀扶下，走到前台，指责陈文散布悲观情绪，破坏抗战，大骂陈独秀是“反革命”。对此，陈独秀十分气恼。
对于陈独秀提出的思想观点，中共方面也做出了强烈反应。为了消除陈独秀在《大公报》上那篇文章的不良影响，中共中央机关报 《解放日报》于 ５月８日发表了一篇署名李心清的文章。指出陈文的“主旨是在否认苏联社会主义，否认中国三民主义，否认全世界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否认反法西斯阵线的存在和力量，否认战后世界的任何光明前途。”这的确点出了陈文的要害。但此文刊出后不到２０天，陈独秀自己还没有见到，就因病情恶化而溘然长逝了。
第九章 久病山中眼塞明
１
陈独秀一生四处漂泊，奔走呼号，居无定所。虽然继父陈昔凡曾置下庞大的家产，但他丝毫不眷恋继承遗产，过行尸走肉般的优裕生活，而是投身
自己钟爱的事业，即便艰难困苦，也在所不辞。自１９１０年与高君曼双双出走后，陈独秀便与原来的家庭基本脱离了联系，主动放弃了家庭财产的继承权。其间，除在北京大学任教等少数时间外，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固定的职业，靠写作拿稿费和版税来维持生活。自担任中共总书记后，起初是不领取津贴的，后来中央虽然每月补贴数额不等的几十元钱，但也往往是解决生活问题而已。大革命失败后，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在上海隐姓埋名，更不可能抛头露面去谋职业。因此，陈独秀一 生都没有什么积蓄，生活比较艰难，晚年更是主要依靠亲朋旧友的接济才能勉强度日。晚景虽然凄凉、穷困，但丝毫不改陈独秀的平生鸿鹄之志，他更不愿意低三下四地投身卖友来换取高官厚禄，这尤足以显现其贫穷不能移的高风亮节。
陈独秀入川后，为躲避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颠沛流离于重庆和江津之间。几年的监狱生活使得早就患有肠胃病的陈独秀身体更加虚弱，还新添了高血压顽症，更使他饱受疾病的折磨。１９４０年２月，国画家阎松圃来看望陈独秀。看到他一副穷困潦倒、贫病交加的样子，阎松圃颇有感慨地说：“你是政治上软禁，经济上很穷，生活上靠朋友。”陈只得苦笑道：“幸亏有朋友帮忙。”阎松圃的话确实概括地反映了陈独秀当时寄人篱下的落魄窘境。
入川后，本来就没有正常经济来源的陈独秀，生活上更加依赖亲朋旧友的资助。当时，他的收入来源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一是偶尔为报社写稿，得一点稿费，但很不固定。陈的老友汪孟邹曾写信告诉胡适，说陈刚到江津时“日撰文二三篇，归 时事新报 发表，每篇送三四十元”，但以后写得越来越少；二是担任 《时事新报》名誉主笔，每月能象征性领一点津贴，这是由原“无产者”社成员薛农山介绍的；三是“北大同学会”见当年的文科学长陈独秀生活窘迫，经常捐助他一些生活 费；四是新老朋友如蔡元培、邓蟾秋叔侄、 康绥靖公署参议员杨鹏升等人的私人资助，就连印有“独秀用笺”和“仲甫手缄”的信纸信封，也都由杨个人全部赠送；五是大姐家也偶尔给一点帮助，因为其姐夫父子经商，生活较宽裕。
陈独秀始终抱有“无功不受禄”的思想，仍然保持知识分子固有的清高本色，对待各种馈赠绝不是照单全收，而是有选择地予以接受。他收受别人的赠款遵守几条原则：第一，素昧平生者，概不接受。他曾致信杨鹏升，表示：“素无知交者，更不愿无缘受赐。”他曾多次接到一不留姓名者寄来的钱，都一再表示一旦知悉，将全部奉还。第二，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官僚 （除非以“北大同学会”名义）或共产党的叛徒，即使并非政治拉拢而是出于同情赠送的，也一概坚决拒绝。当年北大学生，此时已有不少出任国民党政府的高官，一些人不忍心看到昔日老师如今生活困苦，想资助陈改善生活，陈独秀认为是嗟来之食，会玷污他的名声，拒不接受。当时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任职的罗家伦、傅斯年等亲自送钱给陈，他坚持不接受，让罗、傅两人十分难堪。临走时，陈独秀对他们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救济。”①朱家骅也曾汇一张２００元的支票给陈，他毫不犹豫地原封不动寄还，朱又托张国焘转送，陈仍不受，再找郑学稼寄送，陈独秀还是拒绝了。早年曾为共产党员、后叛逃国民党的任卓宣汇寄５０００元给陈，不久就被退回。②第三，绝不曲阿奉迎，丧失做人原则。陈独秀晚年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小学识字教本》，经同在江津的国立编译馆馆长陈可忠报国民党教育部后，教育部长陈立夫答应出版以作为国文教师的参考书。
①郑学稼，《陈独秀晚年的一些事》，《传记文学》第３０卷第５期。
②任卓宣， 《我与陈独秀先生》，《传记文学》第３０卷第５ 期。
陈立夫在审查书稿后，说：“内容无大碍，‘小学’两字不妥，容易和小学校混开来”，要求陈独秀改书名。陈独秀听说后，十分生气地说道：“陈立夫懂得什么？ ‘小学’指声音训诂、说文考据，古来有之，两字一字也不能改。”陈可忠见陈独秀坚持不改，怕得罪陈立夫，因而不敢印《小学识字教本》，只好对陈独秀说一直在筹集刻书费用，但前后分两次寄来１００００元预付款，后来也再没有来索要。但陈独秀到临终时，也未动用一分钱，还叮嘱潘兰珍：钱不能用，更不能拿 《小学识字教本》去卖钱。
这里，我们应该提一提接济和帮助晚年陈独秀最多的“北大同学会”和杨鹏升。
“北大同学会”是由当年任教或毕业于北京大学的社会名流和国民党政府官员组织成立的联谊会，旨在加强与分布于海内外的北大校友的联络。曾为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此时桃李遍天下，有的甚至成为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如前面提到的罗家伦、傅斯年、朱家骅等人，想接济晚景凄凉的陈独秀，但又担心陈的犟脾气，弄不好还会挨一顿臭骂，于是纷纷通过“北大同学会”来资助陈独秀，这样一来陈也不好拒绝了。当时，“北大同学会”不仅定期资助陈独秀的生活费３００元，而且还具体委托罗汉照顾陈入川后的生活。罗汉在１９３９年５月的重庆大轰炸中遇难后，该会又委托何之瑜（何资深）照顾陈独秀。罗、何两人尊师如父，悉心照料，假如没有“北大同学会”和他们两人不辞辛劳的照顾，晚年的陈独秀可能会更加凄惨。
陈独秀未曾就读过北京大学，但１９１７年初受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担任文科学长，在北大呆了两年，因而对北大很有感情。尤其是在他晚景堪怜时，“北大同学会”并未嫌弃他，反而一再资助和接济他，陈独秀对此心里很是感激不尽，但念及自己乃一介书生，无以为报，因而只能尽其所长，决定将书稿 《古音阴阳人互用例表》和 《连语类编》赠给北京大学保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