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最后15年-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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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到聚奎中学时，正赶上邓蟾秋７０大寿，邓请陈独秀题字留念。
当时，陈独秀住在大礼堂前左侧一间平房里。于是，他在餐厅的桌子上用大笔写了“大德必寿”四字，又写了隶书体“寿考作仁”四字。邓蟾秋笑容满面地说：“谢谢。”陈独秀说：“按年龄，你比我大，论财富，你比我多，怎样写都不过分。”邓蟾秋高兴极了，如获珍宝，收藏了起来。周光午说：“陈先生写的话，不仅是可以适用邓先生一个人，大德必寿，寿考作仁，其实是条公理，不如将来找个人，刻在校内，如何？”邓蟾秋笑了笑说：“好好，这是陈先生给我们学校增添了景致呀！”
后来，在聚奎中学盖了座碑亭，将陈独秀的八个大字刻在碑亭的石碑上，万古流芳，昭示后人。
陈独秀夫妇在白沙镇时，有一天，高语罕领着戴笠、胡宗南拎着一大包礼物来到陈独秀家。戴笠是国民党军统局局长、特务头子，胡宗南是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他们两人为什么会突然造访陈独秀呢？陈对此感到十分纳闷。
原来，张国焘叛逃国民党后，曾向蒋介石建议，派国民党知名人士公开访问陈独秀，利用陈独秀的抗战言论，来对付延安的宣传，比叶青等人的反共文章作用更大。于是，蒋介石便派胡宗南、戴笠带上礼物，到江津白沙镇微服私访陈独秀。本来想要张国焘陪同，可是张不敢来，最后找到陈独秀的老朋友高语罕，请他引见。他们还特意带了去年３月由傅汝霖、段锡朋等人在《大公报》上为陈的所谓“汉奸”事件辩护启事的剪报。
戴笠一进门就说：“蒋先生一直挂记陈老，他没有时间来看你，特地叫学生和胡司令来看你。”陈独秀原以为他们是来审查他的行动的，当即表示，自己是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并不与闻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己只是尽一个国民应有的义务而已。戴笠一边将带来的苹果和茅台酒放到桌上，一边拿出剪报资料递给陈独秀，并故意挑拨说：“受到人身攻击一事，大家不平则鸣。傅汝霖、段锡朋诸先生是陈老的学生，忘年之交的朋友，诸先生为陈先生恢复名誉的辩护启事，乃国人之公论，民心之所向。今天特来求教，请陈老说说对国事的看法，值兹二次大战爆发，德军席卷欧洲，波罗的海四国及苏俄前卫边沿被德军闪电一击，不一周而尽失，眼看苏俄处于极不利之局。国内国共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大战当前，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戴笠此话意思很清楚，国际形势对苏联不利，国内形势由于国共由合而斗，你陈独秀个人又受到中共的诬陷，还不起来大骂一通共产党吗？
殊不知，陈独秀对戴、胡这两位不速之客，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他听了他们的话，看透了他们的来意，虽然他对共产党有一肚子怨气，但他坚守国共之间“中立”的立场，绝不为国民党提供反共的弹药，当然在这种场合，他也得说些应酬的话，但更重要的是，他仍坚持自己独特的见解。于是，他沉默良久之后，慢吞吞地说出了这样一番话：“蒋先生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国人愿望的。弱国强敌，速胜困难，只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以渡过。延安坐井观天，谬论横生，我本人多遭污蔑，幸公道自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报启事一则，足可证明。列名为我辩者，乃国内知名人士，有国民党的，有非国民党的，有以教育家闻名的。我原打算向法院起诉，因见代鸣不平的公启，乃作罢。先生等对我关注，深致谢意。本人孤陋寡闻，更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惟一的要求。言及世界局势，不利于苏，殊出意料。斯大林之强权政治，初败于希、墨的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绝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
事后，戴笠与陈的谈话记录呈报蒋介石，蒋阅后说：“陈独秀的见解深湛，眼光远大。”
①沈醉、文强，《戴笠其人》，文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０７…２１０页。
陈独秀滔滔不绝的一番大论，着实让戴笠、胡宗南两人感到惊讶。他们原来还只是听说过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风采，想不到流落到此的老头子还有此等高见，真不愧为政坛老手，难怪蒋介石非得要我们两人来走一趟。这一趟也还算没有白跑，他们回去也可以向蒋介石交差了。于是，再聊了几句闲话之后，他们便与陈告辞，急忙赶回重庆向蒋汇报去了。
戴、胡走后，潘兰珍看到他们在陈独秀面前毕恭毕敬，一个劲地说陈老长、陈老短的，觉得她跟着陈独秀也沾了不少的光。她兴奋地对高
语罕说：“县长到哪里去，都要打扫街道，来看老头子的人，比县长大几倍，怎么也没见人打扫街道。”高语罕笑着对她说：“戴笠、胡宗南是微服私访，如果县长知道了，他一定会来的。”
３
１９３８年冬，天气渐渐地转冷了，寒风瑟瑟，吹到脸上让人感到刺骨的寒冷。陈独秀和潘兰珍见天气越来越冷了，于是又搬回江津县城。这次邓仲纯做通了夫人的工作，同意将黄荆街８３号延年医院后院房子腾出四五间，让陈独秀一家住。陈独秀见房子多了，就将一直与儿子陈松年住在一起的嗣母谢氏接了过来，以尽一个做儿子的孝道。一家人住在一起，增添了不少的家庭欢乐。过春节时，陈独秀还特地叫儿子陈松年一家来，全家老小热热闹闹地过了一个团圆年。
寒来暑往，转眼间又到了春暖花开、风和日丽的季节，漫山遍野长满了各种鲜艳的山花。度过了漫长的冬季，陈独秀感觉一身轻松。今年，陈独秀就满６０岁了。
一天，罗汉来看望陈独秀，入春以后，他还是第一次来看陈独秀。罗汉问道：“住在这里行吗？”陈颇感为难地说：“恐怕不是久留之地。邓太太和潘兰珍相处不好。”罗汉点点头说：“近日我准备去一趟重庆，回来后我再想想办法。”陈独秀万万想不到，这次与罗汉分手，竟成为永诀，再也没有见到对他忠心耿耿的罗汉了。后来，罗汉夫人方志强说，５月３日，日机狂轰滥炸重庆，数千人丧生于大隧洞倒塌，罗汉再也没有回来。罗汉出事后，北大同学会继续委托何之瑜 （何资深）照顾陈独秀的生活。何之瑜当时在江津九中任教，与陈松年一起共事。
１９３９年４月，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并没有忘记陈独秀这位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在辛亥革命元老安徽人朱蕴山陪同下，带着侍卫长龙飞虎，亲自到江津“延年医院”看望了陈独秀。在寒舍中，周恩来认识陈妻潘兰珍后，先寒暄了几句，便直截了当地问陈独秀：
“独秀先生，恕我冒昧，以后的路，你究竟打算怎么走？”
陈独秀与周恩来共事多年，深知此人精明干练，对他素有好感，但对他提出的问题却一时颇难回答。
周恩来见陈独秀沉吟不语，继续说：“现在大敌当前，前方将土浴血奋战，后方民众竭力支前，我想先生绝非闲云野鹤，隐士逸民，如独处江津，心里也并不痛快吧！”接着，周恩来就直接说明了来意，“独秀先生，这次我们专程到江津来，一是知你贵体欠安，特来看看你；二是请你到延安去，中央与过去的老同志都欢迎你。”
“什么，请我去延安？”
陈独秀大感震惊，愣愣地瞪着周恩来：“恩来，不是开玩笑吧？当初我从南京监狱出来后，主动要求去延安，奈何诸公容不得我，反倒把我骂得狗血淋头，污我是拿日本津贴的汉奸，如今怎么……”
周恩来不便与他谈及以往的是非，只是望着他诚恳地说：“历史旧账，我们都不必纠缠了。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请你去延安，这也是润之的意见。”
“哈哈！”
陈独秀怪异地笑了起来，眼睛里泛上一层晶莹潮湿的东西，他连连摇着头说：“我不去，我绝不会去延安，大钊死了，延年死了，我也落伍了。你们开会，我怎么办？我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弄得无果而散。与其去延安做个摆设，我不如待在江津，实实在在做点学问。”
“独秀先生，我真诚地希望你，不要拒绝我们对你的帮助。”
“恩来，你的好意，润之的好意，我心领了。独秀惟求某些别有用心之人，别再落井下石，倘如此，老朽便深以为谢了。到延安，非我所愿，请君毋复再言此事。” 陈独秀如此固执，谈话显然难以再进行下去。周恩来吩咐侍卫长龙飞虎从皮包里取出１００块银元放在桌上。陈独秀一见，赶忙站起身来，大惊道：
“恩来，你这是为何？”
周恩来边笑边招呼陈独秀坐下说：“我们知道你现在生活并不富裕，这是我们从 ‘互济会’里拿出点钱，请你一定收下。”
陈独秀的眼中滚出了几滴热泪，他双手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激动地说：
“‘互济会’是当年我提议创办的，它的钱只能用来营救狱中的同志，照顾烈士家属……这钱我怎能收？请你们带回去，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收
的。”他坚持把银元放回到龙飞虎的皮包里。
见陈独秀态度很坚决，周恩来只好要龙飞虎把钱收起来，随后与陈道别，赶回了重庆。
事隔一年后，１９４０ 年５月３０ 日，周恩来在成都会见了地方实力派和一些民主人士。住在成都的杨鹏升写信告诉了陈独秀。一石激起千层浪， 陈独秀的情绪波动很大。他在给杨鹏升的回信中“周恩来和其他人比稍通情理，然受一班小人挟持，也难以自拔。”接着仍余怒未消地说。“彼等对弟造谣诬蔑，无所不至，真无理取闹。”
①致杨鹏升的信 （１９４０年 ６月１２ 日）。
陈独秀不知道，１９３８年苏联处决米夫后，王明已经失势。
建国后，担任第一届民革中央主席的朱蕴山，在他写的《关于陈独秀的几点回忆》一文中说：“那时王明问题已解决，毛泽东、周恩来对陈独秀是宽容的，但陈的思想还停留在抗战初期受王明排斥打击的状态中，总认为中央打击排挤他……当时中央想把陈独秀弄到延安去养起来。”因为他毕竟当过几届共产党的总书记，对党还是有贡献的。早在１９４２年３月３０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作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时，就明确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如果当时陈独秀不感情用事，并且有点自知之明，接受周恩来的劝告，到延安去看看，面对抗日根据地人民生机勃勃的革命景象，看到他所梦寐以求的中国革命复兴希望之所在，那么他那对政治形势一直有敏锐观察力的头脑，就会得出相应的结论，他晚年的思想，也许不会那样糟糕。但是，历史不是可能假设的。事后再来做千言万语的解释时，一切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这是后话。
１９３９年５月份，地处西南内陆的江津，天气不冷不热，是一年当中难得的好季节。陈独秀开始慢慢地适应了这里的气候和生活，精神也日渐变得好起来了。
一天，潘兰珍陪着陈独秀到城东“支那内学院”散步。刚从南京迁来的“支那内学院”有不少陈独秀的新朋故交，如高语罕、欧阳竞无、苏鸿仪等人。“支那内学院”是江津公园所在地，种满了树木花草，风景秀丽。这天，高语罕、欧阳竞无、苏鸿仪、邓燮康等人都在“支那内学院”聊天，他们邀请陈独秀打牌。陈因嗣母谢氏刚去世不久，就摇摇头“弟遭丧在身，玩牌应酬必在百日之后，谢谢。”众人听了，也就不再勉强。在回家的路上，潘兰珍问陈独秀：“他们每次邀你吃饭、玩牌，你为什么没有话？”陈独秀说：“酒食应酬之事我不太习惯，况且他们拉我来，多是出于尊重，我的话多了，就超出我的身份，那是给脸不要脸了。”潘兰珍笑了一下说：“你这老头子，想的可真多。”
还在 １９３８年底，陈其昌从上海绕道香港到江津来看望陈独秀时，就带来了去年６ 月２５日托洛茨基给李福仁的信及邀请陈独秀赴美的建议。陈其昌在到江津之前，上海托派临委就请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致书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请他为他的老朋友陈独秀在美国大学谋得一个客座教授的职位，让他赴美讲学。因为抗战初期，胡适曾为陈独秀去美国而奔走，当时联系了美国一家图书公司。这家公司看中了陈独秀在狱中写的《实庵自传》前两章，想请陈去美国写自传。陈因为身体不好，再加上他一直对去国外搞研究没有好感，因而没有答应。他对包惠僧说：“我生活简单，不用去美国。”
《胡适往来书信选》 （中），第３８４页。
当时，汪孟邹也转而一想，陈独秀刚出狱，身体不好，抗战爆发后，陈免不了又要东奔西跑了。因此，汪孟邹就在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１日给胡适写了一封信，介绍了陈独秀入川后的情况，并请其帮助陈去美国。他在信中说道：“仲甫于７月２日由汉到渝，每月至少两次与我通信，现在离渝百二十里江津东门内郭家公馆，小轮船四五小时可达，日撰文二三篇，归 《时事新报》发表，每篇送三四十元，以维生活之需。乃近得他来信，说胃病复发，血压高之老病亦发，甚至不能低头写字。他今年已六十高龄，使弟十分悬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