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最后15年-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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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北大的老朋友沈尹默来看望陈独秀。沈尹默是浙江吴兴人，早年留学日本，从 １９０７年起，先后在杭州高等学校任教，结识了在杭州张军小学的陈独秀、苏曼殊等人，辛亥革命后分手。１９１２年，沈尹默任北大教授，１９１６年，陈独秀为汪孟邹亚东图书馆招商扩股之事上北京，偶遇沈尹默。沈立即向北大校长蔡元培极力推荐陈独秀，随后在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与 《新青年》北上中，沈均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沈尹默是 《新青年》的编辑之一，他提倡写白话诗与胡适、刘半农合称 《新青年》上尝试新诗创作的“三巨头”，是中国新诗最早的开创者之一。沈尹默不仅新、旧体诗词的功力很深，而且酷爱书法艺术。有一次朋友聚会时，陈独秀当众对沈尹默说：“你的诗很好，字则俗在骨。”沈尹默当时一听，有如芒刺在背，坐立不安，恨不能钻入地缝。但转念一想，他觉得陈的当面批评虽然十分刺耳，却也是在理在行，于是更认真努力研习书法，终成为我国著名的书法大家。五四运动期间，他曾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人联名发表 《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抗战爆发后，他辞职回上海，旋即去重庆，受国民党监察院长于右任之聘，任监察委员。
这次闻听老朋友陈独秀来重庆后，沈尹默特地前来拜访。他见陈独秀一副病容，身心交瘁，当即写了首诗赠陈：“声名晦已久，不挂齿颊间。时乖逐入市，曲尽宜归山。”他劝陈独秀到山中歇息，不要再计较声名。陈独秀也作了一首诗与之唱和，其末句为：“但使意无违，王乔匆久持；俯仰无愧作，何用无吝悔。”沈尹默见到“俯仰无愧作”一句时，心里“咯噔”了一下，他不禁想起了“八年之事”（指民国八年 ——引者注）。 １９１９年３月，当时北京一些报纸上纷纷流传陈独秀有嫖娼之事的谣言，他与汤尔和联合，以北大“进德会”中有“私德不修，祸及社会”的条款攻击陈独秀，极力怂恿蔡元培校长撤了陈独秀文科学长之职。时过境迁，今天再回想此事，沈尹默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于是没坐多久，便告辞走了。
陈独秀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后，虽拼命组织了托洛茨基中国反对派，无奈托派始终不成气候，因此许多事情他都要靠朋友帮忙。
入川之意决定后，陈独秀曾在一次宴会上征询民主人士章伯钧的意见，章当即问在场的重庆 《新蜀报》主编周钦岳：“仲甫入川怎么样？”不过在背后，周又根据中共方面的意见，劝陈独秀入川后，“千万不要乱动，更不要发表什么政治性的东西，那么住和生活方面的问题，我都可以负责。”
① 《周钦岳谈陈独秀》。
陈独秀毕竟不是一个安安静静地坐在书斋里研究学问的人，他耐不住急躁的性子，总是要用笔和嘴向外界传达自己的声音。他非常害怕这个社会忘记曾经呼风唤雨、叱咤风云、大名鼎鼎的人物 ——陈独秀。近 ５ 年的牢狱之灾，让他陈独秀销声匿迹，从社会公众的视野中隐藏起来了。现在，他出来了，他要所有的人不要忘记他的存在。
刚到重庆后的第五天，即７月７日，恰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一周年纪念日，陈独秀挥笔写下了《抗战一年》的文章。他认为，“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荣最有价值的一年，一年战争中所给予我们的经验与教训，胜过一百年”。他还从四个方面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必定会走向失败，中国人民一定会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仅过了一周，即７月 １４ 日，陈独秀又应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邀请，做 《抗战中川军之责任》的讲演。在演讲中，他充分展示了他的讲演天赋，滔滔不绝，在分析了敌我形势后，认为“敌人利在速战速决，我们利在延长战争”。他的这种思想与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后，他还不忘吹嘘一下川军，甚至说出了“川军是我们国家民族最后的长城”的话，不知他是逢场作戏、言不由衷的吹捧，还是确实这么认为。
紧接着，陈独秀又马不停蹄地于 ７月１６ 日在重庆民生公司发表 《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讲演。他批驳中国社会“还是封建或半封建”的提法，认为“中国此时还是一个 ‘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这就是资本主义在中国还大有发展之余地”。强调社会主义在中国，无论在经济上（工业不发达）和政治上 （没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都未“成熟”。最后，他得出结论说，“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什么 ‘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 ‘本国的资本主义或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①
① 《陈独秀先生抗战论文集》第 集，亚东图书馆１９３８年版
陈独秀似乎早已习惯了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越是紧张忙碌，越能激发出他的能量。自到达重庆之后，他不顾舟旅疲劳和天气炎热，不是外出讲演，就是拼命写作。他也要为生计而着想。
当时，《时事新报》约请陈独秀为主笔，一篇稿子可付三四十元，陈独秀便隔几日写一篇文章。除７月７日发表 《抗战一年》的文章外，他又相继于 １６日、２１日、２７日及８月１日和２日在《 时事新报》 、《 华侨日报》和《政论》等报刊杂志发表了《民族野心》、《论游击队》、《说老实话》、《敬告侨胞》、《你们当真反对资本主义吗？》和 《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等多篇文章。
在 《论游击队》一文中，陈独秀影射攻击中共农村包围城市及游击战争理论。他说：“妄想拿农村来支配城市，妄想拿农村来作抗日根据地，这正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事。”接着又说：“在此次抗日战争中，如果我们执迷不悟，过分地估计游击队和游击战术，无意识地帮助敌人更容易地占据我们全国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的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国！没有大城市便没有国家。”①
① 《陈独秀先生抗战论文集》第 集，亚东图书馆 １９３８年版。
由于陈独秀在重庆的演讲或文章中，常常口无遮拦，影射攻击中共，使周钦岳等朋友都感到十分为难。加上陈独秀的高血压病日益严重，重庆天气又太闷热，对病不利，又寻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居住，所以他在重庆住了一个月之后，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就应皖籍名医邓仲纯的邀请，准备去距离重庆上游水程 ９０公里的江津县城居住。
邓仲纯，即邓初，是陈独秀早年留学日本时的朋友，清华大学教授邓以蛰的二哥。抗日战争爆发后，邓离开青岛山东大学回皖，随后又避难入川，在江津县城开了一个“延年”医院。他告诉陈独秀，江津是小县城，比重庆凉快，目标小，敌机袭击也少，江津白沙镇驻进了不少国民党的大机关，经常有人还提到陈独秀。陈听了介绍后，才放下心来。高语罕说他本不愿离开重庆，因他关心政局，江津太闭塞。但“政治的和物质的条件不容许，他只好退居人事比较闲适生活比较便宜的江津做寓公” 。有一次，陈独秀题李白的诗赠友自嘲道：
问君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①淮南病叟 （高语罕），《陈独秀入川后》，南京 《新民报》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９日。
２
１９３８ 年８月３日一大早，陈独秀和潘兰珍就大包小包地带着行李，登上了去江津的小轮船。轮船由北向南在江水中“突突”了四五个小时，便到了江津县城。原来说好是住黄荆街８３号邓仲纯家，因邓妻的工作没有做好，结果人来了，她竟“闭门谢客”。这使陈独秀感到十分尴尬，后来他在给儿子陈松年的信中说：“倘非携带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重庆矣。”幸得同乡旧交方孝远先生与妻子的接待，才留了下来。方妻挪出楼房一间，给陈独秀一家居住。中午楼上很热，潘兰珍说：“这回跟你享福了，比牢房还差些。”陈独秀笑了笑，安慰她说：“总比住客栈好些罢。”过了几天，又得到东门郭家公馆房东的同情，由方孝远帮助租了两间住房，请陈独秀搬到了郭家公馆，才“聊以安身”。陈独秀深有感慨地叹口气说：“出门之难如此。”②真是在家千般好，出门万事难，他也只好将就着。
②陈独秀致陈松年的信（１９３８年８ 月９日）。
陈独秀住在郭家公馆的楼下，条件较好，室内敞亮，堂厅放有一张方桌子，偶尔陈独秀兴致来了，就在方桌上挥毫作书赠人。陈独秀曾在此为邓仲纯写了一副篆书对联：“我书意造本无法，此老胸中常有诗。”因为邓仲纯不仅医术精湛，而且酷爱中国古诗文。堂屋厅前有一棵槐树，天热时，陈独秀和家人喜欢坐在树下纳凉，老远就能看见从江北重庆来的轮船，乘客上了江堤，从郭家公馆门前就能望见。陈松年到重庆后，为了生计，和安徽同乡邓季宜、潘赞化等人筹办“江津九中”。因为原安徽国立二中经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批准立案后，改名“江津九中”而迁到此县，收容前方疏散到重庆的安徽教职员及学生。不久，陈松年一家也随该校搬到江津城外德威坝，松年也在九中总务处谋得了一份工作。但薪资微薄，加上当时物价飞涨，故全家生活并不宽裕，勉强糊口而已。当时像他这样的人员及其家属不下数千人，先后从各方迁来江津。
１０月１９日，是鲁迅逝世２周年纪念日，重庆抗战文艺协会举办纪念会，住在江津白沙镇的台静农受老舍之约，到会作鲁迅生平的报告。次日下午，台静农到江津“延年医院”看望同乡好友邓仲纯。台静农是安徽霍邱人，热爱文学，１９２２年中学毕业后即去北京大学中文系旁听，１９２３年转入北大国学研究所为研究生，半工半读。１９２７ 年即出版小说集 《地之子》，是鲁迅指导下出名的四骁将之一，深得鲁迅赏识。鲁迅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里就选了他写的《红灯》、《新坟》等四篇小说。１９３０年秋，加入“北方左翼作家联盟”，并当选为常委。１９２８ 年——１９３４年，曾因“共党嫌疑”三次被捕入狱。１９２７年——１９３７年，先后在北京辅仁大学、福建厦门大学、青岛山东大学任国文教授。抗战爆发后，转移到大后方四川江津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中文系主任。邓仲纯是他在山东大学结识的好友。
陈独秀和台静农的父亲是同乡熟人，当时正好都在邓仲纯家。陈独秀是第一次见到台静农，非常高兴，当即邀他一同去看柏文蔚先生。柏当时也到了江津，住在一家客店里。他们看到柏文蔚时，只见柏留着长长的胡子，用红头绳扎起，戴着僧帽，看上去像个江湖道士，完全没有了当年的威武形象。辛亥革命后，柏文蔚任安徽督军，陈独秀任军政府秘书长，两人曾共过事。多年未见面，免不了彼此叙叙旧。从柏文蔚那里回到邓仲纯家后，台静农与父亲将要回白沙镇。临别时，台静农父子希望陈独秀能去白沙镇玩玩，说那里迁来了国民党的不少机关。正巧白沙镇的聚奎中学举行成立６０周年校庆和创办人邓蟾秋７０大寿庆典，不妨到那里去看一看。邓蟾秋也来对陈独秀“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午几次要我请先生去一趟白沙镇，住一段时间。”于是，陈独秀就决定和潘兰珍一起去白沙镇小住一段日子。
几天后，陈独秀和潘兰珍乘船去白沙镇，从江津到白沙镇水路要走三个多小时。船到时，台静农父子早已在岸边等候。台静农住在江边柳马冈的一栋小别墅里，陈独秀夫妇入住台家后，因台静农酷爱书法，故早已准备好了文房四宝，请陈独秀赐墨宝。陈独秀在四尺宣纸上写了几行草书，说：“多年没有玩此道了。”台静农见陈独秀的行草雄健浑成，十分惊异。陈独秀高兴，又写了一幅对联：“尘起忽惊诗在眼，醉归每见月沉楼。”前句是明人诗句，后句是陈独秀自己的。他说：“这是我早年写的。”台静农非常惊讶，这么久了，他还没有忘记，因而十分佩服陈独秀超凡的记忆力。题款时，陈独秀称台静农父亲为“父”，其实陈独秀比台静农父亲还大３岁。台静农心想这也许是老一辈人自谦的风范吧。从此以后，他很敬重陈独秀，自称为陈的“私塾弟子”。
次日，到了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午热情地请陈独秀到校礼堂给中学师生讲话。陈独秀穿了往常的蓝布长衫，外面套了一件马褂，足穿青布白底鞋，和周光午并行到礼堂。这是校董邓蟾秋１９２９年修建的，形式模仿罗马歌剧院，结构模仿重庆的大剧院。邓蟾秋捐献了１００００多银元，所以门匾上有“鹤年堂”三字（邓蟾秋名“鹤年”）。陈独秀仔细看了看，连声说“写得好”。礼堂占地１００平方米，可容纳１４００人，号称川东第一大礼堂。师生们见到当年的北大文科学长、五四时期如雷贯耳的陈独秀这样的大名人，竟然到偏僻山村学校来了，十分好奇，纷纷起立，鼓掌欢迎。周校长说：“陈先生是教育前辈，今天来到聚中是大家的荣幸。”
陈独秀颧骨突出，面容清瘦，下巴留有几根山羊胡子，两眼炯炯有神。周校长的开场白完了之后，他就倒剪双手，慢条斯理地讲了起来。他讲
的题目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教育”。他首先从匡衡凿壁借光讲起，引经据典，劝学生惜时如宝，又讲到抗日战争时期要团结一致对外，反对卖国投降……学生听得寂静无声，有时因为他的安庆方言很重，引起学生一阵笑声，增加了会场的一点活跃气氛。４０分钟后，陈独秀讲话结束，全体师生起立，掌声雷动。陈独秀在周校长陪同下，微笑着点头走出了鹤年堂。周校长边走边说：“听先生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