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最后15年-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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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说：“他们不是诚心要你回去的。”
陈独秀仍很气愤地说：“写检查是扯不上的，但不要搞无中生有（指诬陈为 ‘汉奸’一事 ——引者注）。”
张国焘又兴致勃勃地捡起１０年前的话题说：“我还是以前那个意见，成立一个第三党。陈先生对自己出山再发起一个党怎么看？ １９２７年中央“八七”会议后，张国焘受到批判，并撤销了他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资格。张国焘不甘心自己的失意与冷落，为改变目前政治上的颓势，在政治上东山再起，他曾设想组织一个“第三党”（工农党），作为共产国际的友党，而不是它的支部。他很想听听陈独秀的意见，借助“老先生”的余光，使酝酿中的新党更有号召力，结果被陈独秀所否定。今天，张国焘重提１０年前旧事，陈独秀对此却兴趣全无，于是摇了摇头说：“我以前就说过，你我都是亲身经历过来的人，成立一个党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当时费了那么大的劲，现在看来，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党。我们再搞，能搞得比毛泽东现在搞的要好吗？”
张国焘见陈独秀提到毛泽东，心里不好受。他发现，和以前相比，陈独秀已经很消极了。五四建党时期的那股干劲不见了。于是他说：“你好像没有信心？”陈独秀淡淡地说：“没有信心，也没有耐心。”
结果，两人话不投机，无果而终。
但是，张国焘并不死心。在蔡孟坚的凑合下，张国焘还多次拉陈独秀一起吃饭，当时陈已无明显的政治身份，出于礼节上的考虑，也曾与之相聚过几次。但每每谈到实质政治问题上，陈则含糊其辞，不置可否。后来包惠僧回忆此事时说：“有一天，张国焘对我说，他想再组织一个共产党，想拉陈独秀来顶这块招牌，陈没有理他。后来陈独秀也对我说：
‘张国焘想拉我，我对他说，我没有这个能耐。’” ①
①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张国焘叛变后，俯首接受国民党豢养，被授予“中将”军衔，担任过“国民参议员”，军统局特种问题研究室主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反共设计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抗战结束后，他即受冷遇。１９４８ 年６月，他在上海办 《创进》报，宣传反共。 １１月逃往台湾，１９４９年冬，移居香港，曾与顾孟余等组织活动，成为“民主战斗同盟”的头目之一和“中国之声”杂志的社长。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因倒卖黄金赔本，只好靠儿子任教来维持全家生计。１９５６年张国焘曾想回国，但又不接受公开承认错误这个先决条件。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初，他应美国堪萨斯大学之约，撰写《我的回忆》，成书后获得一笔稿费，以维持生计。１９６８年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市投奔儿子。后因中风，生活不能自理，入多伦多市老人院，并受洗礼入基督教。 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３日夜，张国焘在病床上因毯子落地，自己无法拾起，冻死在异国他乡。
１９３８年夏季的一天，刘仁静来访，陈独秀也很不愿意见到他。
原来，１９３５年３月，刘仁静在北京被捕后，就押往南京，被判刑两年半，进入了苏州反省院，并担任这个反省院犯人“自治会”的主席。他在反省院办的感化犯人的半月刊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继续宣传被陈独秀批判过的“先经济复兴，后搞革命”的理论，宣称：“现在民族复兴的途径只有靠阶级调和，一致对外”；“就中国现状看来，在中国想实现社会主义或非资本主义，乃是一种人道主义者的幻想”；主张中国应该“节制私人资本，即是创造国家资本，……实现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① 陈独秀在狱中见到这些文章后“很恼火”，建议托派临委开除刘仁静，并亲自替托派临委起草了《开除刘仁静党籍启事》。《启事》说：“刘仁静于
１９３５年春在北平被捕之后，未能保持革命者坚决的态度，后人苏州反省院，更显出动摇的倾向。最近我们在苏州反省院半月刊上，读到了他所投登的几篇论文，如 《节制资本刍议》等（可能为 《读＜资本论＞刍议》之误——引者注）。无疑已投降于反动的孙中山主义之前。为此，我们郑 重声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 （布尔什维克 列宁派）决不容许抱有这样思想的分子，继续容留在他的队伍中。”
这个 《启事》写于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７ 日，经过“临委”核实修改补充后，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为开除刘仁静党籍的通告》，发表在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５日出版的托派机关报 《斗争》第１４期上。《通告》一开头与上述 《启事》开头一样，说他被捕后动摇。接着说：“惟当时凭同志口 传，本同盟不能率尔置信。”《通告》然后说：“近闻江苏反省院出版之半 月刊，现有刘仁静投登的长文《读＜资本论＞刍议》、《读＜西洋史论＞》 等篇，完全证实其思想的反动与叛变。……为此，本同盟正式宣布刘仁静为共产主义的叛徒，开除其党籍。”
后来，刘仁静向李福仁问起过这件事，李对他说：“当时开除你，是狱中的陈独秀支持的。”②所以，他出狱后，先到上海，要求恢复与托派的组织关系，未成。接着，他又在１９３７年１０ 月２９日写信给当时在美国的李福仁和伊罗生，要他们转信给托洛茨基，请求帮助解决其恢复组织关系，同时报告陈独秀在武汉的言论，故意挑拨说：“全体同志对他表示失望了。”③
① 《读 （资本论）刍议》，《半月刊》第３卷第１１ 期；《读＜西洋史论＞》，《半月刊》 第 ３卷第２１期。
② 《访问刘仁静谈话记录》（１９８０年７ 月１２日，唐宝林整理）。
③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的信》，第７４页。
但是，托洛茨基在１９３８年２月２３日致李福仁的回信中，对 陈独秀却仍然表示关怀与尊敬，而对刘仁静却明确表示：“至于刘仁静，我不愿给他回信。他太不可靠，局势太紧张，我无法确定他是否在玩两面手法。”①托洛茨基对两人的态度，真是泾渭分明，大大出乎刘仁静的意料。刘在上海碰了一鼻子灰，就到武汉求救于“老冤家”陈独秀，但又遭陈的冷遇。
①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的信》，第７３页。
对于刘仁静的来意，陈独秀一会儿就听出来了，还是想拉陈独秀一起参加上海托派工作。刘仁静说：“你公开发表给陈其昌的信后，老彭（彭述之——引者注）他们很生气。他们认为你采取了 ‘超党’、‘超阶级’的立场，等于叛变了组织，叛变了自己。１９３８年３月，陈独秀写了《给＜新华日报＞的公开信》后，又把他在信中表明的立场亲自写信给上海临委陈其昌等人，声明他“已不再属于任何党派”，“未参加任何党派”，“自作主张自负责任”。不料，陈独秀听了刘仁静的陈述后，不冷不热地说：“我知老彭不是还骂我是托派的败类吗？我不怕，现在有人骂我是汉奸，有人骂我是叛徒，随他骂去，我和老彭他们到此为止。”两人头一次见面就不欢而散。
刘仁静走后，陈独秀对潘兰珍说：“他明天还要来的，我明天到外面看看朋友。”潘兰珍说：“他要是坐等不走，我怎么办呢？”陈独秀想了一会儿，写了个条子递给潘兰珍说：“你把条子递给他，他就不等了。”
第二天，陈独秀早早出了门，果然刘仁静又来了，见陈独秀不在家，又看了条子，知道陈独秀不想见他。条子上说：“我不是托派，也不愿和有托派关系的人来往。”他请刘仁静好自为之。刘仁静怅然无语，没有落座便走了。刘仁静想回到托派中去的努力失败以后，就公开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１９３９年，刘仁静去西安，投到原托派分子，后投靠军统头目戴笠，时任国民党第１０战区政治部主任梁干乔的麾下，任战区政治部宣传科长，专门对延安进行反共宣传。
５
１９３７年７月，全面抗战爆发，继陈独秀出狱后，狱中的托派分子纷纷被释，彭述之、罗世凡等人去了上海，濮德治回了安庆老家。彭述之、罗世凡等人到上海后，重新加入了托派临委，当时的临委书记仍是陈其昌，不久后由彭述之接任，其他委员还有李福仁、寒君等。他们根据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的指示精神，在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上海沦陷后，召开了一次“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上海党员代表大会”，通过了《目前抗战中我们的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提出了他们的“抗战”纲领。主张“全体民众立刻自动组织和武装起来参加抗战”，“立刻召集紧急的普选全权国民会议以领导彻底的抗日战争”；对于国民党要“号召群众监视他们的行动，并准备力量推翻他们”。对中共执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则攻击为“彻底投降”，“今天的 ‘国共合作，不仅是 １９２５年——１９２７ 年国共合作的重演，而且是自觉的叛变。’”①很显然，托派的“抗战”路线，依然是极“左”加反动。口头上参加抗战，实际上是坐而论道。
① 《“托派”对于抗战的主张》，第１３页。
陈独秀斥责上述托派临委的主张是“极左派”，不屑一顾，并将从上海方面寄过来的意见，“一怒之下，扔进字纸篓了”。陈独秀认为“宗派的做法没有出路”，讥讽他们“只会背老托的文章，于实际斗争一无所知”；“坐在租界的亭子间里喊抗战，没有在实际行动上跨前一步，没有郑重地投身于政治的乃至军事的斗争。不论任何时候，任何条件，总是将革命之所有能事归结于办一张可怜的报纸”。①陈独秀坚持自己的抗战主张，不为任何人所动摇。
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９日，陈独秀的“忠实学生和同志”郑超麟出狱，见到陈独秀后，两人都很伤感。郑超麟问陈独秀去不去上海，陈摇摇头说：
“反对派的活动，不会有结果。”陈还将自己写的“抗战纲领”给郑看，郑表示有不同意见，特别是反对暂时对国民党政府“休战”，并从所谓理论到实践各方面，攻击共产党会解散组织加入国民党。陈不同意郑的观点，明确表示不反对共产党联合国民党的共同抗日的主张。郑超麟见话不投机，只在陈独秀处 （陈当时住在南京陈钟凡家里）住了一宿，第二天清早就走了，陈独秀送了很长一段路程，从此二人再没有见过面。 ②
①王文元，《双山回忆录》， 香港周记行，１９７７年版，第２３３页。
② 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未刊稿。
陈独秀到武汉后，给住在家乡安庆的濮德治写了几封信，说：“我无时不念兄，而兄无念我耶？……故乡非久留之地，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也……”濮德治将家里安顿好了以后，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中旬来到武汉，在武昌双柏巷找到了陈独秀，一对狱中难友重逢，两人都十分高兴。交谈中不免又提到上海那一班人，陈独秀将托派临委于１０月初就罗汉在南京、西安与中共接洽合作抗日时发来的信给濮德治看。濮看完信说：“他们对罗汉意见很大，担心你与斯大林派合作。”陈独秀说：“与斯派合作，原则上是可以的。可是现在谈不上，合作必须双方都有点东西，而且同一工作的对象，不得不互相接触时，此时并没有这样的条件。”他批评陈其昌等人与彭述之一样，乱骂中共和国民党，尤其是骂中共，“虽然不是原则上的错误，策略则是非常错误的。”郑超麟则“走得更远，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理论，完全应用到今天，真是牛唇不对马嘴”。对于彭述之和尹宽，陈独秀认为：“即使意见和我相同，我也誓不与之共事。”并说：“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已不属于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我绝对不怕孤立。”①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中旬，刚出狱 （１１ 月２８日出狱）不久的王文元到了武汉，也住到双柏巷陈独秀家中。王文元来了后，常和陈独秀、濮德治三人谈论形势。王也不同意陈的抗战主张，“觉得除了一般的拥护抗日之外，我们特殊的立场完全不曾谈到”。王试图要陈考虑在武汉创办一刊物，但当即遭到陈的反对。他认为，办刊物“不但无可能，而且无必要”。他表示“旧的一套工作方法得抛弃，今后如果还想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起若干作用，必须采取新方法，走新的途径”②。
王文元、濮德治问陈独秀，什么是新方法、新途径？陈独秀认为，在国民党由于军事上失败和政治上腐败失去其在群众的影响以后，只有那些主张民主自由，同时又拥有武装实力的党派，才能领导抗战取得胜利。 因此，托派旧的一套靠文字在工人中宣传，借此组织起来，实行革命的老办法、必须抛弃。惟一可行的办法是，一方面以自由及民主的宽广政纲去团结反国民党而又不阿共产党政治流另一方面则积极跑进抗日的武装队伍中去，为未来任何变化预先取得有利于革命的可靠保证。③即以争取民主与自由为旗帜，联络那些中间党派与拥有武装的势力，组成一个不拥国、不阿共的联合阵线。他企图在抗日阵营中独立开创一个政治局面，为国家和民族再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① 《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 （何之瑜整理汇刊）、第２３页。
②王文元，《双山回忆录》，香港周记行，１９７７年版，第２３３，２３１页。
③王文元，《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３，２３１页。
王文元和濮德治都觉得陈关于工作方面的意见“值得注意”，佩服确像托洛茨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敏锐的观察家”，具体地懂得政治斗争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赞同陈的“实干态度”：在热烈沸腾的抗日怒潮中，我们绝不该再以背诵“教条”为能事，必须设法实实在在地投身进去，积极地起作用。因此，王文元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