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最后15年-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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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１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接到司法院院长居正 《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其内容如下：“查陈独秀前因危害民国案件，经最高法院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卅日终审判决，已愈三载，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似宜宥其既往，藉策将来。拟请钧府依法宣告将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②这里，“爱国情殷，深自悔悟”，就是他们自我解嘲自找台阶下台的托词。他们以为这样一捧——“爱国情殷”，压“深自悔悟”，陈独秀就可默认了，他们的面子也保全了，并给人印象，陈独秀似乎真的写了“悔过书”。
所以，林森当日就把呈文批下，向司法院发出了“国民政府指令”。 “指令”只把“呈文”中的“近以时局严重”语句圈掉，显然是为了更加突出“爱国情殷，深自悔悟”，其末尾称：“呈悉。应予照准。业经明令宣告减刑矣。仰即转饬知照。此令。”③司法院接到“指令”后，旋即又在当日给司法行政部长王用宾发出“训令”说：“国民政府将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现值时局紧迫，仰即转饬先行开释可也。”④从“呈文”到“指令”、“训令”，以及见报的“明令”，一向以腐败和低效率著称的国民党政府，竟在一天之中就完成了。可见当时时局之“紧迫”，也暴露了他们急于要甩掉这个“包袱”的狼狈心情。
① 《汪精卫致胡适》，《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３０页。
②司法院呈文，呈字第 ２６０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③国民政府指令，指字第 １８４４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④司法院训令，训字第 ５９４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第二天，即８月２２日，“宣告陈独秀减刑”的“国府明令”就在 《中央日报》等各大报上刊登出来，主要内容与上述“指令”相同，只在末尾宣称：“并依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３８条，宣告将陈独秀原执行有期徒刑８年减为执行有期徒刑 ３年，以示宽大，此令。”与此同时，监狱当局也向陈独秀宣布了这个“明令”，在狱中呆了 ２０８４天（５年差５３天）后的陈独秀一时茫然无措，潘兰珍高兴得流下了眼泪。据濮德治后来回忆：“国民党 《中央日报》以 ‘陈独秀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为标题，登载他的出狱。我和罗世凡向陈提议，‘爱国情殷’四字，可以默认，‘深自悔悟’四字必须声明更正。但陈独秀这个人是非常乖僻的，新闻记者来见他，本可乘此机会，讲讲自己的主张，但他避而不见，把我和罗世凡都气坏了。”①其实，对 “深自悔悟”之类不实之词，陈独秀当然不能接受，他之所以不愿利用新闻记者采访的机会声明辟谣，主要是因为他考虑到出狱前就批驳“国府明令”，显然是不明智的，很可能节外生枝而耽误了出狱大计。
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３日中午，陈独秀由潘兰珍和三儿子陈松年迎接出狱，首先在其学生 ——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央大学教授傅斯年家中住了几天，因附近房屋被日机炸坍，傅斯年见这里不安全，避难其他地方去了。当时包惠僧住在莫愁路一家独院，想接陈独秀夫妇去他家住，陈独秀没有答应。后来陈钟凡坚持要陈独秀住到他家去，陈独秀见陈钟凡家房子宽敞，便于月底移住陈钟凡家。陈独秀出狱后，８月２５日，他就给 《申报》馆写了一封声明信。此信不长，但写得文采飞扬，荡气回肠，极具感染力。在此，不妨照录全文，以飨读者。
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五载。并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前此法院科我之罪，诬以叛国。夫叛国之罪，律有明文，外患罪与内乱罪是也。通敌之嫌，至今未闻有人加诸鄙人身者，是外患之当然不能构成。迩年以来，国内称兵据地或企图称兵据地之行为，每役均于鄙人无与，是内乱罪亦无由，国内无罪而科以刑，是谓冤狱。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鄙人今日固不暇要求冤狱之赔偿，亦希望社会人士，尤其是新闻界勿加以难堪之诬蔑也。以诬蔑手段，摧毁他人人格，与自身为顾人格，在客观上均足以培养汉奸。此非吾人今日正所痛心之事乎！远近人士或有以鄙人出狱感想见询者，益以日来都中有数报所载鄙人言行，皆毫无风影。特发表此书面谈话，以免与新闻界诸君面谈时口耳之闻有所讹误。①
陈独秀对国民党政府以“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之名，将其释放出狱，指责为“罗织冤狱”的“污蔑手段”，是不值得一驳的欺世谎言。
陈独秀之所以将此信寄给 《申报》馆，大概是 《申报》在报道陈案审判时比较客观，且富有同情之心。据说当年陈独秀的自撰 《辩诉状》写出后，上海各报“慑于国民党的高压，只字不敢刊载，独有 《申报》别出心裁，在 《地方通讯》栏内用 ‘苏州通讯’的形式，发表了辩诉状的要点”。②陈独秀这次自然也希望它能发表这个声明，但是，这次却未能如愿以偿。
① 《陈独秀给＜申报＞馆编辑部的信》，《党史资料丛刊》， １９８０年，第２ 辑。
② 马荫良、储玉坤，《关于陈独秀出狱后写给＜申报＞的一封信》，《党史资料丛刊》， １９８１年，第１辑
《申报》馆接信后，编辑部主持言论的胡仲持即与总经理马荫良商量，二人一致认为，国民党以“危害民国”判陈的罪，可以说是一种“冤狱”，应予“赔偿”，而今将陈释放，仍要对他造谣污蔑，说什么“深自悔悟”，怎能自圆其说，陈在来信中表明两点，无不言之成理，在《申报》发表，自无问题。但采取什么形式发表，用“书面谈话”，还是用“读者来信”，一时不能做出决定。怕处理不当，或是国民党新闻检察官通不过，或为读者所忽略，都不能达到陈独秀的目的，所以迟疑不决。
同时，马、胡二人对于托派情况毫无了解，为了慎重起见，他们托胡仲持的哥哥胡愈之听共产党方面对这封信的意见，了解到共产党方面的态度淡漠，认为 《申报》是否发表此文，可由《申报》自己决定。因此，编辑部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决定“暂不发表”。另外，此信 ９月９日南京邮戳发出，到上海正是抗战最激烈之时，受战争影响，上海各报都缩小篇幅，《申报》由五六大张改为一张，又多为军事报道所占，陈独秀出狱的新闻，并不引起重视。这样耽误到１２月１５日，《申报》因拒不接受日方检查自动停刊。陈独秀的这封信，在那时也就不再有发表的机会了。所以，今天披露陈 ５０多年前写的这个声明，是很有意义的。否则，人们以为陈独秀当时果真默认“深自悔悟”了。
从 ８月底至 ９月中，陈独秀在陈钟凡家住半月期间，各方人士前来探望慰问，有送赆仪的，陈独秀一概不受，惟北大同学和旧友的赠送，略受少许。当时日军占领张家口，正紧攻大同，每天派飞机轰炸南京，南京的战争气氛越来越浓，逃难的人群拥挤不堪，码头早已水泄不通，包惠僧劝陈独秀赶快离开南京，于是陈决定先去武汉再说
①马荫良、储玉坤，《关于陈独秀出狱后写给＜申报＞的一封信》。
第七章 在武汉的岁月
１
１９３７年 ９月１２日，陈独秀、潘兰珍拎着大包小箱，挤在逃难的人群中登上开往汉口的轮船１０年前，陈独秀与黄文容等４人一起，挤在一艘外国轮船的一间客舱里，从武汉顺长江东下，隐居上海达５年之久。１０年后，陈独秀与潘兰珍又从南京溯江而上，避难武汉。相同的都是避难，不同的是前者是为了躲避国民党政府的追捕，而后者是为了免遭日军的炮火袭击，且东西方向恰好相反。
包惠僧是武汉人，在陈独秀动身前就给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去信，请他关照陈独秀。又给同学程仲伯写信，请他去码头接陈独秀。何成浚请警察局长蔡孟坚照顾陈独秀。这蔡孟坚不是别人，１９３１ 年，正是他打开顾顺章缺口，追捕钱壮飞，逮捕向忠发，导致恽代英、蔡和森、柔石、冯铿、殷夫等２０余名共产党人被杀。蔡孟坚一见到陈独秀就上下仔细打量一番，而且还不厌其烦地盘问起来，弄得陈独秀很不高兴。蔡孟坚走后，陈独秀大怪包惠僧办事不牢。
陈独秀到汉口后，住了两晚旅舍。这时，武昌有位姓兰的人慕陈独秀名气，接陈独秀、潘兰珍去武昌他家去住。陈独秀找到暂栖之地后，立即给汪孟邹写了一封信，叫他来信寄武昌城内双柏庙后街２６号陈仲甫收。陈独秀给汪孟邹写信，是因为亚东是陈独秀的主要经济来源，上海《东方杂志》、《字宙风》杂志给陈独秀的稿费，也是由亚东转给陈。武昌双柏庙后街 ２６号这处住所，是原来一个桂系军官的旧式平房，颇有庭园风味，也还安静。避难中的陈独秀夫妇，能住上这等房子，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想像，因而一时安顿了下来。
陈独秀出狱前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而复杂的变化。国际方面，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仅促使远东的日本军国主义走上了侵华的道路，而且使欧洲的德国和意大利日益法西斯化，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相勾结，扩军备战，发动侵略战争。１９３６ 年，意大利侵占阿比西尼亚 （今埃塞俄比亚），并与德国联合进攻西班牙，１９３７年，日德意终于结成法西斯侵略集团，发出要“征服世界”的狂叫，在世界人民头上笼罩了一片乌云。社会主义的苏联，一方面，取得了国民经济建设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胜利，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一方面，为了保卫世界和平和民族自卫，积极开展外交斗争，先后与波兰、法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作为国际共运司令部的共产国际，仍然在国际斗争中发挥着积极作用，１９３５年７月，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制定了打击法西斯主义的国际纲领，向各国共产党人提出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任务，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各国反法西斯的斗争。国内方面，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侵华战争，深刻地改变着中国国内各阶层的政治态度。 １９３５年８月１日，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发出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呼吁团结抗日，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１９３６年５月３１日，全国各界救国会在上海成立，呼吁各党派之代表进行谈判，制定共同救国纲领。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共推动和平解决，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和国民党内英美派的推动下，被迫答应联共抗日，１９３７年９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在全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问题。一向对政治形势有敏锐观察力的陈独秀，思想也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由“打倒国民党”转变为“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
陈独秀出狱前夕，就拟了几条“抗战提纲”，其中一条是“暂时对国 民政府休战”，①陈独秀这种转变，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被迫抗战后开始的。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看到中国面临亡国亡种的危险，国民党政府表现出相当的抗日积极性，于是，他就转而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
①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１９８０年１０月），未刊稿。
陈独秀出狱后，在南京、武汉多次发表讲话，撰写文章，宣传抗战。他在武昌华中大学讲演《抗日战争之意义》，不断引起阵阵热烈的掌声。他到汉口青年会讲演《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取得胜利》，大礼堂的门后窗前都挤满了人。他为《武汉日报》、《扫荡报》、《政论》、《抗战》等报刊写稿，还打算请亚东图书馆出版《我的抗战意见》的小册子。他在这些讲演和文章中，表示竭诚拥护抗战。他提出“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呼吁全国民众，尤其是“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以在野党的资格绝对拥护抗日战 ，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帅权”，①号召全国人民“必须赶快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使政府能够抗底。”②陈独秀这个政治立场的转变，是由于他对抗日战争有了更高的认识，面对国民党政府，则有了新的观察和期望。
对于这次抗日战争的性质，陈独秀认为是“被压迫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压迫束缚的革命战争”；③它不仅是“进步的”，而且是“革命的”；不仅是“反侵略战争”，而且是中国“六七十年来改革与革命的大运动的继续”。④这次战争的意义，不仅仅是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是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宰割，完成国家独立与统一”，“由半殖民地的工业进到民族工业，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获得不断的自由发展之机会。”⑤并且，他在自己的抗战纲领中写“以推翻帝国主义者所加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障碍为此次抗日战争之最终目的。”（６）
抗战之初，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战空气空前热烈，国民党也较积极，国共合作较为融洽，打了一些如平型关、台儿庄那样的胜仗，败退时也给敌人以重创，挫败了日本侵略军企图“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陈独秀大受鼓舞，十分兴奋地说，“这一次的抗战，军人确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力量，勇敢牺牲的精神，是可钦佩的”。（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