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最后15年-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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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燕云战马嚎，胡儿醉梦倚天骄。
此身犹未成衰骨，梦里寒霜夜渡辽。
（“燕云”指河北、山西大同一带。五代时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成为历史上卖国求荣当儿皇帝的典型。）
最末一首是：
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过眼明。
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
这样，这组诗首尾相顾，前后呼应，把平时陆续写成的 首诗，组成一个整体，一气呵成，在“胡儿”（日本帝国主义）深入国土，民族危亡，国民党“妖孽”横行，“一世兴衰”的背景下，突出了一个“骨”字——自己特殊的风骨。虽然在整组诗中，这样的自我表白只有两句两“骨”，却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其他 首诗，都是为这两首两句两字做铺垫的。
《金粉泪》不仅在内容上表现了陈独秀的特殊风骨，在形式上，也表现了他的特殊风格。从 《新青年》、《每周评论》的“随感录”，到 《向导》、《布尔塞维克》的“寸铁”，都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短文。《金粉泪》则嬉笑怒骂皆成诗，绝无无病呻吟的颓废，而充满激情与活力，针砭时弊。这种风格的诗文，是陈独秀所开创，后来由鲁迅继承发展，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瑰宝。
４
写自传是陈独秀被捕后首先考虑的写作计划。当时，许多老朋友都建议他写自传。狱外的托派朋友希望他能仿效托洛茨基写 《我的生平》、《俄国革命史》和他自己写的《我的政治意见书》、《告全党同志书》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那样，通过自传，总结中国近现代革命的经验，抒发自己的政见。托派组织还答应帮助他找资料，后来伊罗生也表示愿意把他收集的资料提供给他。胡适则在１９３３年６月２７日写的《四十自述》序言中，大声呼吁蔡元培、陈独秀等都来写自传。他说：“我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我盼望他们不要叫我失望”。汪原放叔侄也非常关心陈独秀写自传，他们认为此时出版陈独秀自传一定好卖，探监时曾多次问陈独秀何时动手写自传。
陈独秀何尝不想写自传，人在无聊时极易想起平生往事，但写什么呢？写少年幼年的事记得的已极少，而且也无意义；记得的事，都是党事、政治事，不是与国际纷争的事，就是与蒋介石之间的过节，此时也不能写。由于政治原因使他的拼音文字草案未能出版，现在动手写自传，能不能出版，这是他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另一个因素则是经济问题。除了他自己的各项开支外，高君曼及其两个孩子 （鹤年和子美）的生活费，一直由他负担。他的经济来源除了亲朋偶有接济之外，主要靠亚东图书馆的稿费和版税。高君曼患病居上海，每月从亚东领取３０元，１９３１ 年她去世后，儿子陈鹤年在上海的学费和零用钱，也在亚东图书馆支取。所以陈独秀入狱后发现自己欠亚东的钱“实在不少”；汪原放来探监时，陈表示“心里很难过”。①除了建议把 《独秀文存》重印出来，拿版税还债外，他打算先着手写自传，卖稿给亚东图书馆。但是，当时因《独秀文存》不能登报出售，对陈独秀是个不小的打击，因此他的写作积极性顿时受挫。１９３２年１２ 月２２日，他在给高语罕的信中说：“自传一时尚未能动手写，写时拟分三四册出版，有稿当然交老友处 （指汪孟邹一一引者注）印行。如老友不能即时印行，则只好给别家。自传和 《文存》是一样的东西，倘 《文存》不能登报出售，自传当然也没有印行的可能。若写好不出版，置之以待将来，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①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１６８页。
后来，群益出版公司得讯，表示愿意接受，陈独秀又积极起来。１９３３年２月７日，他写信给高语罕说：“自传稍迟即可动手”，汪孟邹处不能出版，“曹聚仁代表群益公司来索此稿 （大约稿费每千字２０元，每月可付２００ 元）。曹为人尚诚实，惟不知该公司可靠否？望托人打听一下。”他还向高要书，表示急欲得到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不断革命论》、《西方革命史》、《法兰西革命》等书，说明他真动手写自传了。不过他还是希望亚东出，３月１４日，在给高语罕的信中，他又说：“自传尚未动手，此时是否急于向人交涉出版，倘与长沙老友 （汪孟邹当时在长沙 ——引者注）一谈，只要他肯即时付印，别的条件都不重要。”
但是，接着他因应付审判，不服上诉，又被驳回，情绪极坏，暂时取消了写自传的念头，尤其是胡适约他写自传，强调传记的“文学性”，更使他望而却步。不是他不会写文学传记，而是当时的生活环境和心情，使他提不起写文学作品的兴趣来。 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１３日，他致函汪原放时说：“自传尚未动手写……我很懒于写东西，因为现在的生活，令我只能读书，不能写文章，特别不能写带文学性的文章，生活中没有文学趣味了！……你可以告诉适之，他在他的《自述》中望我写自传，一时恐怕不能如他的希望。”谈到读书，他又说：“我以前最喜欢看小说，现在见了小说头便要痛，只有自然科学、外国文、中国文学音韵学等类干燥无味的东西，反而可以消遣。”①
①汪原放， 《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１６３ 、１６５页。
就这样，一搁就是三年多，直到１９３７年７月上旬，汪原放经南京去北平，到监狱看望陈独秀，说 《宇宙风》杂志主编陶亢德写了几封信，约陈独秀写自传时，陈才真正动起笔来。但他仍不愿全部写出来，只写到五四运动，内容亦以能出版为止。他在这年 ７月８日给陶亢德的复信中说：“许多朋友督促我写自传已久矣，只未能以全部出版，至今延未动手。前次遵函命写自传之一章，拟择其一节以应命；今遵函希望我写一点，到五四运动止，则范围扩大矣。今拟正正经经写一本自传，从起首至五四前后，内容能够出版为止，先生以为然否？以材料是否缺乏或内容有无窒碍，究竟能写至何时，能有若干字，此时尚难确定。”②
②陶亢德，《关于＜实庵自传＞》，《古今》，第８期。
汪原放走后，陈独秀静下心来写自传。几天里，平生往事奔腾而来，竟致食不甘味，夜不能寐，花了２０天的时间，陈独秀流着汗水写了《实庵自传》前二章，约１００００多字。第一章题为“没有文章的孩子”；第二章题为“由选学妖孽到康梁派”（发表时改名为“江南乡试”）。内容叙述了作者少年时期痛恶孔孟八股文，喜读 《昭明文选》，参加县考府考和院试中秀才及南京乡试的情形，控诉抨击了残害读书人的科举制度，生动地展现了作者少年时代的生活环境与其特有的奋斗精神。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作者自小就不畏强暴，同情劳动人民疾苦的品性，和他思想启蒙时期“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的过程。
自传在取材和写法上，十分严谨，堪称典范。一开头就借用休谟的话说：“一个人写自己的生平时，如果说得太多了，总是免不了虚荣的，所以我的自传要力求简短，人们或者认为我自己之擅写自己的生平，那正是一种虚荣；不过这篇叙述文字所包含的东西，除了关于我自己著作的记载而外，很少有别的，我的一生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至于我大部分著作之初次成功，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
接着，陈独秀写道：“几年以来，许多朋友极力劝我写自传，我迟疑不写者，并不是因为避免什么虚荣，现在开始写一点，也不是因为什么虚 休谟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 治生涯中，至于我大部分政治生涯之失败，也并不足为虚荣的对象。我现在写这本自传，关于我个人的事，打算照休谟的话 ‘力求简短’，主要的是把我一生所见所闻的政治及社会思想之变动，尽我所记忆的描写出来……也不滥抄不大有生气的政治经济材料，以夸张篇幅。”陈独秀又提到富兰克林写自传时，喜欢搜集先人一切琐碎的遗事，为此而长途跋涉，遍访亲戚故旧。陈说：“我现在不能够这样做，也不愿意这样做，只略略写出在幼年时代印象较深的几件事而已。”在这里，无论与休谟或富兰克林比，都可以看到陈独秀既善于吸收前人之长，又善于自我创造的特长。
《宇宙风》得此两章 《实庵自传》欣喜无比，大登广告，称之为“传记文学之瑰宝”，并在编辑后记中宣传说：“陈独秀先生除为本刊写自传（第五十期起登）外，还俯允经常撰文，可望每期都有。陈先生是文化导师，文坛名宿，搁笔久矣，现蒙为本刊撰文，实不特本刊之幸也。”①
遗憾的是，这两章自传自８月中旬寄上海 《宇宙风》杂志后，陈独秀随即出狱，旋又冲进政治斗争的旋涡，无暇再顾及自传的写作；同时他又不愿为“卖文糊口”粗制滥造赶写自传，于是他不得不把自传搁下，专写政论文章。因为面对期望已久、方兴未艾的全国抗战的爆发，他绝不能袖手旁观。他那颗强烈的爱国心，总把民族兴亡、国家利益和人民苦难放在第一位。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３日，他在回答陶亢德催促他续写自传的信中 “日来忙于演讲及各新杂志之征文，各处演词又不能不自行写定，自传万不能即时续写，乞谅之。杂志登载长文，例多隔期一次，非必须每期连载，自传偶有间断，不但现在势必、如 即将来亦不能免。富兰克林自传，即分三个时期，隔多年始完成者，况弟之自传，即完成，最近的将来，亦未能全部发表，至多只能写至北伐以前也。弟对于自传，在取材、结构及行文，都十分慎重为之，不愿草率从事，万望先生勿以速成期之，使弟得从容为之，能在史学上文学上成为稍稍有价值之著作。世人粗制滥造，往往日得数千言，弟不能亦不愿也。普通卖文糊口者，无论兴之所至与否，必须按期得若干字，其文自然不足观。望先生万万勿以此办法责弟写自传，倘必如此，弟只有搁笔不写，只前二章了事而已。出版家往往不顾著作者之兴趣，此市上坏书之所以充斥，可为长叹者也。”①
①陶亢德，《关于＜实庵自传＞》。
从这封信看，陈独秀这时并未完全放弃续写自传的打算。翌年３月，亚东图书馆将其两章自传出单行本时，他曾向汪孟邹表示打算完成其自传的全部，并允许各章继续出单行本。
可是，接着陈独秀入川，又被文字学著作《小学识字教本》所吸引，虽然汪孟邹几次催促，但他认为：“学者以文立身，《小学识字教本》是学理研究，对中国文字学意义重大，可以流传下去。”他答应写完 《小学识字教本》后，再考虑 《自传》的续写问题。但 《教本》未写完，他就去世了。这样，陈独秀自传只以那两章“魂宝”传之于世，凡读过此两章者，无不为其奇特的情节、绚烂的文采、幽默的笔调所倾倒，同时又为作者早逝未完成全部自传而感到惋惜。
５
１９３７ 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为了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８月１３日日军又向上海发动进攻，并派飞机轰炸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轰轰烈烈的爆炸声使监狱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８月１５日起，日军飞机每天都要来轰炸南京，老虎桥监狱也被炸，一颗炸弹将监狱里一间屋顶炸塌，玻璃碎片哗哗往地上掉。陈独秀慌忙躲到桌子下面，才幸免于难，事后见人还“读笑自若”。次日，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教授，原陈独秀在北大时的学生陈钟凡来狱中探监，发现监狱被炸，遂决定去找胡适帮忙，先把陈独秀从狱中保释出来。陈独秀半信半疑地说：“这样行吗？”陈钟凡告诉他说：“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正在庐山与蒋介石谈判，要蒋履行西安事变时的承诺，释放全国政治犯，加上日本连日轰炸南京，这是个机会，有可能答应保释你出狱。”时任国防参议员的胡适也参加了庐山会谈，陈钟凡找到胡适后，即兴冲冲地跑来狱中告诉陈独秀说：“我和胡适、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找了政府，他们同意保释，但要你写悔过书。”陈独秀一听就气坏了，说：“我要是写悔过书早就出来了。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并且拒绝人保。陈钟凡劝陈独秀“现在写悔过书，只是个形式，给政府一个台阶，和过去写不一样。”陈独秀摇摇头说：“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可见他要的是“无条件出狱”。
①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未刊稿。
当时，局势已对国民党政府十万火急，非常紧迫，面临着进退两难 的内外危机。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军事进攻，严重威胁着南京；另一方面，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以利共同抗日。所以释放像陈独秀这样有名望的政治犯，已是公众的一致要求。因为陈独秀拒绝写“悔过书”，于是，汪精卫与蒋介石协商后，不得不令国民党政府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即找一个自己能体面下台的台阶。８月１９日，胡适等笑逐颜开地跑来对陈独秀说：“仲甫，我找了兆铭（汪精卫），他已同意保释你出来。”说着，拿出汪精卫给他的回信。信上说：“适之先生惠鉴，手书奉急已为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敬复，并顿著安，弟汪兆铭顿首，八月十九日。”①
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１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接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