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最后15年-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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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立即回国，企图取代蒋介石建立亲日政权。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英美派，则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积极开展营救蒋介石的活动。两派经过激烈较量之后，英美派终于占了上风。１２月２２日，宋氏兄妹一行作为南京政府的代表到达西安，准备与张、杨谈判。 ２３日，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参加了张、杨与宋氏兄妹的谈判。经过两天开诚布公的会谈，终于达成了六项和平协议。即：（一）改组织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肃清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四）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蒋介石被迫表示同意已达成的六项和平协议，２５ 日蒋介石由张学良陪同飞离西安，返回南京，“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
１２月２６日夜晚，南京城内一阵阵的爆竹声把陈独秀从睡梦中惊醒，监狱外面锣鼓喧天，灯火通明。一打听，才知道是蒋介石被放回南京了。陈独秀感到很怅然，再也不能入睡。第二天，他对濮德治说：
“看起来，蒋介石的统治是相当稳固的，不像我们分析的那样脆弱。”
“根据何在？”濮问道。
“从昨晚的爆竹声中，可以听出，他是有群众基础的。”
“爆竹是警察下命令放的嘛！”濮德治不以为然地说。
“下命令放的，最多只能放个把小时，昨晚放了一整夜，能说是命令的作用吗？”陈反驳道。
“不要凭感觉分析了。”
“只要不是瞎子聋子，也会认识到这一点。”
“只要不是儿童，谁也是不会作这样幼稚的分析。”濮德治顶撞道。
陈独秀没想到一向听话的濮德治竟然来反驳自己，气愤地指着濮的鼻子“你才幼稚呢，你以为蒋介石一吹就倒了吗？你们会走到无知盲动的地步。”
“你是老而幼稚，你以为蒋介石能一辈子称王称帝吗？你会走上机会主义的老路。”濮也很不服气地说。
陈一听“机会主义”这个名词，就条件反射地更加火冒三丈，拍桌大骂濮“无知”、“幼稚”、“没有进步”。濮德治害怕这样争吵下去又要招来典狱长的训斥，就只好忍着气轻声地说：“以后再看吧，历史会做出判断的。”陈独秀还在气头上，在那里喘着气，似乎没有听见濮德治在嘀咕着什么。这样，一场近似儿童般的争吵就暂时平息了。①
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７１辑，中华书局，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
第六章 狱中短歌骂尽“满朝文武”
１
五四运动时期，北洋军阀政府大规模逮捕爱国学生，仅６月３日和４日两天，北大被逮捕的学生就近千人，军阀政府“化校园为囹圄，待学生如俘虏”，全部关押在北大的法、理科校舍，全国最高学府一时变成了最大的监狱。为了安慰与鼓励大批被捕的爱国学生， ６月８ 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２５号上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 一文，大声疾呼，号召青年人要把监狱变成研究室，立志达到人生最高尚优美的境界。他说道：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总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陈独秀是这么说的，也这么去做，努力争取实现自己当年的诺言。这次入狱后，他就决心把研究室与监狱合而为一，充分利用与国民党斗争而争取得来的优待条件，把监狱当研究室，阅读大量书报，刻苦钻研学问，勤奋撰写论著，以另一种方式，争取“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为人类创造“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为了治学著述的方便，陈独秀还在狱中自号“明宜”，并以此作为与友人通讯联系的化名。
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３０日，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的老战友，时为四川大学教授的吴虞，获悉陈独秀在狱中勤奋读书，潜心著述的消息后，非常高兴，夜半四点即兴赋诗：
早年谈易记儒生，意气翻惊四海横。
党锢固应关固计，罪言犹足见神明。
尽知大胆如王雅，何必高文似马卿。
万古江河真不废，新书还望狱中成。①
入狱之初，陈独秀对被捕、审讯、判决坚决不服，进行抗争，心烦意乱，只读点书，无心写作。大约经过一年多的思索和准备，他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和朋友们的建议，拟定了一个庞大的著述计划，扬言“拟谋中国学术长足之进展”，自诩欲“制造中国 年新政治学术之结晶，以谢国人”。②
① 《吴虞日记》，《党史研究资料》， １９８０年第１０期。
②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２３页。
为此，他准备在两三年内，首先集中精力完成以下文字学著作：
《甲戌随笔》
卷一 甲戌随笔。
卷二 音韵文字杂志。
卷三 古史资料。
《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
《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
《连语类编》
《荀子韵表及考释》
《屈宋韵表及考释》
《晋吕静韵集目》
《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
《中国古史表》
（以上八篇合编为《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他》）
《实庵字说》
《识字初阶》
《干支为字母说》
（以上三篇后与陈独秀１９１３年在上海所著 《字义类例》合编为《实庵字说及其他》）
《老子考略》
与此同时，拟着手写下列各书：
《古代的中国》
《现代中国
《道家概论》
《孔子与儒学》
稣与基督教》
《我的回忆录》
陈独秀博学多艺，对历史、哲学、文学、文字音韵学等都有精深造诣，独到见解，还通晓日语、英语、法语，懂得德语、拉丁语等多种外国语。根据濮德治回忆，陈独秀对当时许多翻译的书颇有意见。有一次，他对濮德治说：“现在许多翻译的书，实在不敢领教，读它如读天书，浪费我的时间，简直不知道讲些什么，如胡秋原这小子，从日文中译出这样一句话， ‘马克思主义在三层楼上展开’，这是什么话，我当然不懂，我想也没有人懂，我要问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一定要在三层楼上展开呢？难道二层楼上不能展开吗？我找到原本查对一下，原来是说 ‘马克思主义发展分三个阶段’。日文中的三阶段，就写三阶段，而三层楼则写三阶。若说胡秋原眼误，未看到这个 ‘段’字，那是不能原谅的。译出书来，起码要自己看看，懂不懂，通不通，连自己也不懂的东西，居然印出书来，真是狂妄无知，害死人呀！”①
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７１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 １０月。
接着，他对翻译大发了一通议论。他说：“我认为翻译这种工作，不是闹着玩的，首先要精通外文，本国文字也要通达。现在有些懂点的人，就大胆地搞起翻译来，真叫作荒谬绝伦。我认为严复对译书的要求 ‘信、达、雅’三字，还应该遵守：信，就是忠实于原著；达，就是译文要通顺；雅，就是文字要力求优美。严复译的八部书，在这三个字上下过功夫。现在有人说这三个字不足为训，我说，非也。严译丛书，用古文体写的，青年人读不懂，但他是先读通原著，然后才从事重新创作，使之成为中文书，态度是严肃的，功夫是下得深的。当时在知识分子中，起了启蒙作用。现在人们侈谈什么 ‘直译’，而反对 ‘意译’，以掩饰他们的死译瞎译，叫读者如看天书，不知所云，这是一大 ‘虐政’，一大灾难。殊不知直译绝非一字一扣，一句一摹，而是保住原著风格。意译亦非随心所欲，胡乱行文。外文与中文差别很大，风俗习惯亦不相同，能直译的，当以自译，为准则，不能直译的，就应补以意译，我主张直译、意译应相辅而成，绝不应偏向一方，而违 ‘信、达、雅’三字原则。我反对林琴南式的 ‘意译’，更反对胡秋原式的 ‘直译’，若要从二者之中选择一种，那我宁愿读前者而斥后者狗屁不通。”①
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陈独秀尽管博学多艺，但也不恃才傲物，固步自封，他深深懂得天才在于勤奋，学无止境的道理。他紧紧围绕着自己所研究的课题，有目的、有计划地博览群书。在狱中，他每月要花费１００元，除药费２６元外，就是买书。《独秀文存》印了３２０００册，版税很快花光。全靠友人接济，章士钊接济最多，仍很穷困。有一次，狱卒为他买了三个铜板的辣酱，他竟瞪着眼睛埋怨：“买一个铜子就够了，怎么买这么多！”他是个爱书胜过性命的人，宁肯中止服药也要买书，许多老朋友也不断给他送书。根据当时他给胡适、汪原放的信，他在狱中所读的书，大致有以下几类：
政治理论：《列宁的组织论》、《伦理与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以上三书皆日文版）；英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英文李嘉图的《经济与赋税之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如 《反杜林论》、《经济学批判》、《价值、价格及利润》；还有 《卢森堡致考茨基书信》、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问题》及何礼著的几本主张共和政治的小册子。
历史：摩根著的《古代社会》、《中亚细亚游记》、《廿四史》、《廿五史》及日本出版的《史学杂志》、《满洲历史地理》、《史林》、《第一国际史》及 《中国革命史》等。
传记：《马克思传》、《达尔文传》、《我的生平》（托洛茨基著）等。
文字学：《殷墟书契》、《汉晋木简汇编》、许慎 《说文解字》等中国历代重要的文字音韵学著作、《英德字典》、《德语文法教程》、日本出版 的蒙古语、西藏语、缅甸语、暹罗语、朝鲜语、安南语、马来语、土耳其语小丛书以及几本甲骨文研究的著作等。
其他：日本近代文学名著 《不如归》、《玉函山房辑佚书》、《世界地理新字典》、马可 波罗的《东方游记》等。
陈独秀勤奋读书，潜心著述，这一时期成为他一生中学术成果最丰硕的时期。但由于１９３７年提前出狱，他的写作计划没有全部完成，如 《我的回忆录》，就是 《实庵自传》，因动手晚，狱中只写了少年时代的两章。《孔子与儒学》，后来仅发表了《孔子与中国》一文，内容与五四时期绝对否定“孔家店”相比是有所进步。
与当年的年轻气盛相比，眼下的陈独秀少了过去的急躁和冲动，而多了一分理性与宽容。他对孔子采取了实事求是、客观分析的态度，批评人们“绝对的或相当的崇拜孔子”，主张对孔子重新评价。
在文章中，陈独秀指出：“在现代知识的评定之下，孔子有没有用，我敢肯定的说有。”他认为：“孔子的第一价值是非宗教迷信态度”；“第二价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对于“第二价值”，他认为“在二千年后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并且在历史上造过无穷的罪恶，然而在孔子立教的当时，也有它相当的价值”，在维护封建社会的统一上，起过进步的作用。他尖锐地指出：“数千年的历史，每逢民主运动失败一次，反动潮流便高涨一次，同时孔子便被人高抬一次。”但是，“人类社会之进步，虽不幸而有一时的曲折，甚至于一时的倒退，然而只要不是过于近视的人，便不能否认历史的大流，终于是沿着人权民主运动的总方向前进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孔子的孔教不废，人权民主自然不能不是犯上作乱的邪说，人权民主运动不高涨，束手束足，意气消沉，安分守己的奴才，哪会有万众一心反抗强邻的朝气。”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只能够产生冯道、曾国藩、郑孝胥，而不能够产生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幸运的是万世师表的孔子，倒霉的是全中国人民。”为此，他呼吁：“人们如果定要尊孔，也应该在孔子不言神怪的方面加以发挥，不可再提但阻害人权民主运动、助长官僚气焰的礼教了！”①
当年举起 “打倒孔家店”大旗的主将，如今却能分清历史上真实的孔子与人们心目中崇拜的孔子之间的区别，不能不说是一种勇于挑战自我、完善自我的人生追求。
２
入狱之初，主要是因为政治原因，出版问题不落实，陈独秀就把精神集中到非政治的纯学术领域中去，潜心进行文字学的研究和著述。他对文字学最有兴趣，在狱中，陈独秀曾对濮德治说：“文字学的用处可大呀！”“从文字的形成和发展，可以看到社会和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国过去的小说家 （研究《说文》的人），都拘泥于许慎、段玉裁的《说文解字》和注，不能形成一个文字科学，我现在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想探索一条文字的道路。……我不是老学究，只知背前人的书，我要言前人之未言，也不标新立异，要做科学的探讨。”② 据濮德治回忆，在陈独秀的牢房中有两大架书，这段时间，他“成天埋头钻研 《说文》，这是他一生中从事文字学研究和著述时间最长、收获最多的时期。
① 《东方杂志》，第３４卷，第１８－１９ 页。
②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１０月
陈独秀的一生，政治与学术就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