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最后15年-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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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昌、尹宽等人放弃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上层集团成立“反战”、“倒蒋”等联合战线的主张；（二）准备一个新的基本纲领；（三）发表战立新党“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宣言；（四）改组“临委”。
陈独秀从双方的来信中，了解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试图调解双方的矛盾。于是在 １９３５年１月５日，他复函陈其昌、史朝生等，认为他们争论“太琐碎”，提议“停止争论”，立即召集代表大会来解决。他认为“草案和提纲都同样不高明”，尹宽起草的《政治决议案》也太长，是“陈词滥调”、“毫无生气”。他主张，草案与提纲都不用，而由代表大会另行起草。“我并且现在写了一个草案，贡献于代大（《现局势与我们的政治任务议决草案》）。”他认为，无产阶级的“实力精神都日益削弱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还停留在被迫的零碎的防御之阶段。西方帝国主义与日本妥协的结果是，“南京政府必然逐步受日本帝国主义支配”。在这种国际国内形势下，“我们应当看清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不是目前的现实问题，我们目前的任务是在靠紧一切民主斗争”，“国民会议的口号，正是一切民主运动之反映”。“必须有不断的民主的国民会议斗争，才能够推翻国民党政权。”①在信中，他还反驳刘仁静、史朝生在联合战线上的观点，声明不应反对一切联合，“联合战线乃是两个政治立场根本不同的政治集团在某种政治上一切利害相同的共同行动，并不是谁投降谁，即谁接受谁的领导”。“至于整纪和清党，应该 ‘行之以渐’和 ‘去之太甚’，并且必须于代表大会后举行之，日前不可操切！”②
但是，年轻气盛的史朝生等人，根本就不把陈独秀放在眼里，他们于１月１３日，按原计划匆匆忙忙地召集了托派支部代表７人，举行“上海代表会议”（陈其昌等人弃权）。史朝生、胡文华分别作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全体一致同意，并认为陈独秀、陈其昌、尹宽等人关于“联合阵线”的意见，“乃史大林派机会主义思想之复活”，“是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说客”，必须与其“作无情斗争”，会议决定将中国托派名称正式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并改变全国领导机关名称为“中央委员会”不再用“临委”名称。中央由１０人组成，李福仁、史朝生、胡文华、刘家良、王欲华、扈焕之等人组成常委，史朝生任书记。③
① 《肃清机会主义》 （小册子）。
② 《校内生活》，第１３期 。
③ 《中央常委通告第一号·关于最近上海代表大会及其决议》，《校内生活》，第 １３期。
陈其昌为此特意赶到南京，向陈独秀汇报了这一严重的事态发展。陈独秀听后大为震惊，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帮毛头小伙子竟然趁他入狱之机，在内部大搞分裂。于是，立即写信给史朝生等人，指出“一切不乐观的现象令我不安，……大家不同的意见，应公开地辩论，切勿希图利用组织权威来钳制异己，像这样破坏组织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他呼吁一切都须代表大会及第四国际来解决，而“不宜草率决定尤不可采用开除个人这种滑稽手段。”他特别对李福仁不满，指出“外国同志倘在中国鼓动分裂运动 （望你们将我这句话明白告诉他！）……必须负责。分裂运动不是任何人可以任意儿戏的，特此提出警告！”①陈其昌看了后高兴地说：“好，要给他警告。”
殊不料，新的托派中央对陈独秀来自监狱里的干预更是火冒三丈。
１月２５日，新的托派中央给陈独秀发了一封最后通牒式的信，系统地列数批判陈独秀四大机会主义错误，与中间派搞“共同行动”、放弃“保卫苏联”及“联合苏联”的口号；现在仍把“红军”看作“流寇土匪”；组织问题上“拉拢调和的中派主义立场”。接着，又于２月４日他们以“中央常委”的名义发表第二号通告——中央委员会已与陈其昌、尹宽做“最后谈话”，陈、尹表示“原来的政治主张是完全正确的，一点不能更改”。因此中央决定将他两人“开除”，并要求陈独秀、赵济、蒋振东等人表态。陈独秀对此当然表示反对，所以随后也被“开除”了。②
１９３５年３月，因为一个国民党特务冒充水电工人，混入了托派组织，致使史朝生、胡文华、刘家良及李福仁等４个新的托派中央领导人在上海被捕。同时，其后台刘仁静和尹罗生也在北京站被捕。押送到南京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判刑后关在苏州监狱。由于新中央的“消亡”，陈独秀等人被开除的决定自然无效。
① 《雪衣最近来信》，《校内生活》，第１３期。
② 王文元，《双山回忆录》，香港周记行， １９７７年，第１９０…１９１页
同年夏天，王文元出狱来到上海。当时托派组织处于瘫痪状态，陈独秀在狱中对此十分关心。他写信出来，要陈其昌、赵济、王文元暂时成立一个３人委员会，着手整顿工作，共收罗起２０多个托派分子。这时，李福仁和伊罗生被捕后，因为是外国人而很快获释。为了能够尽早恢复托派组织，李福仁多次找陈其昌及尹宽和解，并表示愿与陈独秀合作，因此李福仁与陈独秀等人的关系有所好转。年底，召集上海现有的人开了一次代表会议，推选了一个临时中央委员会，由陈其昌、尹宽、蒋振东、王文元和李福仁５人组成，陈独秀也表示同意。
中国托派再次与李福仁合作，是与托洛茨基的推动分不开的。１９３５年８月，伊罗生在回国途中，专程去挪威的奥斯陆向托洛茨基汇报了中国托派组织及“开除陈独秀”文件。托洛茨基明确表示，开除陈独秀是“不允许的”，并认为刘仁静批判陈独秀的意见是大大地夸大其词的，是“荒谬”的。①伊罗生把这次谈话的记录寄给了中国托派。就在这次谈话以后，１９３５年８月１０日，托洛茨基给李福仁写了一封信。他表示，对于中国托派与陈独秀的“那些思想分歧问题，我暂时不表示意见”。但他毫不掩饰地推崇陈独秀“是知名的，而且已证明为绝对可靠的”。“他是国际的人物，他现在被监禁在牢内，他不仅仍旧忠实于革命，而且仍旧忠实于我们的倾向”。他还明确表示：“我们现在正创立第四国际，以总理事会为领导国际的理论机关和咨询机关……我认为，无疑陈独秀同志是应当加入总理事会的，不管他和中国支部有什么重要分歧。”他甚至这样强调——“我们如果抛弃了陈独秀的合作，那对于第四国际的权威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②托洛茨基在陈独秀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极大的支持和“荣誉”。他们两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一直继续到１９４０年托洛茨基被刺身亡为止。
１９３５年下半年，王文元、陈其昌、尹宽等人在筹建新的托派中央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两件事情，造成了陈独秀与托派“新中央”的矛盾。一件是陈其昌以正统自居，挟陈独秀“以自重”、“算旧账”，要史朝生等以往“中央”的成员“承认错误”，因此，“新中央”迟迟建立不起来。为此，尹宽等人曾致函陈独秀，表示不满。③
①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谈话》（１９３５年 ８月），《中国革命问题》，第 ３３１＿３３４页。
② 《建立》，第３期，１９４７年 ９月出版。
③ 《给雪衣同志的信》 （托派油印小册子），第 ３页。
另一件是，尹宽等人不同意陈独秀起草的《现局势与我们的政治任务议决草案》。尹宽说，陈独秀的草案是“极端的右倾机会主义”、“中心思想是在以民主斗争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他认为托派活动不应“靠紧”民主斗争，而应“靠紧”在“抵抗日帝”、“农民战争”，“加深国民党政权的危机”等条件上。并说“实际的民主任务……是由无产阶级领导革命及实现它的专政来解决。……我们的战略总路线是夺取政权”。①他们同时发表宣言、文章和小册子，声称要肃清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陈独秀对此嗤之以鼻，并因此造成了抗战爆发以后，他与托派领导集团新的“决裂”。那些托派分子好走极端，动辄批判这个机会主义，那个投降主义，大搞戴帽子，打棍子，实在让陈独秀感到很失望。后来，当陈独秀出狱时，有人曾劝他回上海重整托派事业，他毫不犹豫地坚决拒绝。
①商吉士 （尹宽），《评雪衣同志的“现局势与我们的政治任务议决草案”》，《肃清机会主义》，第４ 页。
５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在陕西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总方针，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蒋介石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立即调集了２６０个团的兵力和 １００架飞机，集结于陕甘根据地周围，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也奉命陆续前往西安，紧张部署“剿共”事宜。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驻陕西的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第十七路军 （又称西北军）都奉蒋介石之命，进攻红军，但屡遭失败。这使张、杨对 “剿共”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消极情绪。在日益高涨的全国抗日运动和中共统战工作的影响下，张、杨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开始同意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从１９３６年上半年起，红军与东北军、西北
军实际停止了敌对状态，西北地区各武装力量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实现了大联合。
西北抗日联合形势的出现，使蒋介石感到大为不满和震怒。１２月４日，蒋介石亲自乘飞机赶往西安，迫张学良、杨虎城执行“剿共”命令，否则将东北军、西北军分别调往福建和安徽。由蒋调集３０个师的嫡系部队进驻西北“剿共”。张、杨知道蒋介石提出的这两条路他们都走不得，他们决心既不参加内战，又不离开西北，张学良多次劝说蒋介石放弃内战政策，杨虎城也据理力争，拒不服从“剿共”命令。１２月７日，张学良与蒋介石发生激烈争论，张学良痛哭陈词，蒋则拍桌子大叫其“剿共”政策至死不变。１２月９日，西安地区１００００ 多学生举行纪念“一二 九”运动一周年爱国请愿游行，国民党军警开枪镇压，愤怒的学生冲出城门，前往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蒋闻讯后即电令张学良派兵武力制止，张学良驱车赶到灞桥，为学生爱国的激情所感动，１０，１１日两天又接连向蒋介石进谏，竟被蒋介石斥之为“犯上作乱”。张学良为情势所迫，与杨虎城商议，决心实行“兵谏”。 １９３６ 年 １２月１２日凌晨，张学良派出自己最亲信的卫队包围了华清池，扣留蒋介石，杨虎城的部队控制了西安城，扣押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国民党军政要员１０余人。随即通电全国，陈述其事变动因乃完全出于抗日救国，对蒋介石本人必定“保其安全，促其反省”，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救国会领袖，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抗日救国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老虎桥监狱，狱中囚犯听到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在西安，无不高兴万分，欢声雷动。监狱当局立即奉命戒严，中央岗亭上架了两挺机枪，枪口对着各监房的出口，以防不测。典狱长大声喊道：“有再叫嚷者，拖出去枪毙！”但监房里还是人声鼎沸，不断地谈论着此事。有的说，“这一下蒋介石可完了”，有的又说，“蒋介石有钱有办法，也可能不会完蛋”，那些判长期徒刑的人则说，“我们有出狱的希望了”。各种各样的议论，不绝于耳。
濮德治立即将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好消息告诉陈独秀，陈听说后简直像儿童过年那样的高兴。他赶快掏钱，托人去打酒买菜，他对濮德治、罗世凡两人说：“今天我们好好喝一杯，我生平滴酒不沾，今天定要喝个一醉方休！”
说话功夫间，陈独秀将书桌收拾干净，找来两个茶杯作酒杯，他先斟满一杯酒，高举齐眉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此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今天有人给报了。”说完，他把酒酹在地上。接着，他又斟满了第二杯酒，呜咽起来说：“延年、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说完，他不禁老泪纵横，失声痛哭起来。濮德治与罗世凡都从未见过陈独秀痛哭流泪，急忙劝慰他一阵子。陈独秀激愤地说：“人非木石，孰能无情。我看蒋介石这个独夫，此次难逃活命。东方国家的军事政变，很少不杀人的。”于是，他转悲为喜劝大家喝酒，濮德治、罗世凡和他一起痛饮了几杯。后来濮德治回忆此事时说：“这样儿童式的天真，事情一来，沉不住气，竟发生在陈独秀身上，不能说不有点稀奇。”①
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 ７１ 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１０月。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立即电告中共中央，邀请派代表团来西安共商大计和处理捉蒋介石事宜。中共中央经过多次慎重研究，正确分析了事变的性质和可能出现的两种前途，一种是由引发的规模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一种是由于事变的和平解决而结束“剿共”内战，早日实现民族抗战。中共中央从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出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为代表前往西安，说服张、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派何应钦立即下令“讨伐”张、杨，并电召赴欧美看病的亲日派头目汪精卫立即回国，企图取代蒋介石建立亲日政权。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英美派，则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