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最后15年-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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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她必不愿受我们帮助也。”不料，潘兰珍不避嫌，不怕险，要来南京狱中探望陈独秀。陈立即托高语罕加以劝阻，说自己“案情无大危险，免她惧虑”，婉言劝她不必来监狱探望。

　　后来，由于潘兰珍坚持要来南京，与陈独秀共度患难，所以才有这次见面，陈独秀惊喜之余，忙问：“你怎么来了？”

　　潘兰珍见了陈独秀，两眼都红了，忍住泪说：“编排得真像，一会儿是南京人，一会儿姓李，这回真成南京人了。”

　　陈独秀连忙赔不是，说：“没办法。”

　　潘兰珍擦着泪说：“我这一辈子，尽受人骗。”陈独秀想到她以前受流氓哄骗生了孩子的事，忙解释说：“蒋介石悬赏那么多钱抓我，不化名怎么行？”

　　“化名又怎么样？化来化去，不还是抓来了。”潘兰珍说，她的声音已缓和多了。

　　陈独秀又问：“你怎知道我出事了？”

　　“我听人家说，抓到了阿西　（当时上海人对共产党的称呼——引者注）的头子，我当是谁呢？一看报纸上的照片，我差点叫了出来，这不是我家老头子吗？”潘兰珍说到这里，笑了起来。

　　“我要高语罕告诉你，叫你不要来呀！”陈独秀说。

　　“是我自己要来的。”潘兰珍坚定地说道。

　　潘兰珍来了以后，陈独秀牢壁生辉，霞光万丈。坐牢之前，他穷得当衣当被，成天啃几个面包。坐牢之后，吃穿不愁，也无须东躲西藏，女友失而复得。想到这里，陈独秀心里真是乐滋滋的。

　　从１９３４年秋天开始，潘兰珍从上海迁居南京，先在陈的学生段锡朋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在监狱的附近租了一间小屋住，每天到狱中来照顾陈独秀的生活。上午９点来，下午５点回，中午在牢房和陈独秀一块用餐，休息。日子久了，在监狱看守中间引起了一些争议。

　　一天，典狱长找到濮德治说：“有件事想请你转告：陈先生在我们这里，我们没有把他当犯人看待，上面叫我们优待，我们也尽量给他以优待。但是优待也有个界限，这里是监狱，不是旅馆。陈先生近来忘记了他在坐牢，把我们这里当作旅馆，这使我们很为难。”

　　濮德治知道是说陈独秀与潘兰珍的事，忙问：“出了什么事？”

　　典狱长绷着脸“你可知道那位潘女士的来历，我们以为是陈先生的学生，在他的牢房里发生过肉体关系，这怎么行呢？这事传出去，它不要叫我和他一样坐牢吗？”

　　濮德治要求狱方再调查核实一下，典狱长十分肯定地说：“调查过了，千真万确。”他接着又说：“不瞒你说，当年我也是崇拜陈先生的人，以为他们的道德文章可以做青年人的模范。现在看来，他的文章虽好，道德有限。”

　　第二天，濮德治将典狱长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陈独秀，希望他“往后能自爱一点”。不料陈却神色自若，丝毫不在意。这下可把濮德治惹火了。他与陈独秀是娘舅表亲，所以愤然地说：

　　“你这个人在政治、思想一切方面都非常偏激，在行为方面也很乖张。一个政党的首领，这样对待生活，对吗？外面小报上说你不以嫖妓为耻，反以为荣，确有此事吗？”

　　陈最初听了默无一言，似乎有点愧疚之色。但听了小报所说，立即就火起来了。

　　“大报造大谣，小报造小谣，你怎么信它？这是私人生活，不用别人管。”

　　“你是一个政党领袖，对妇女问题，没有正确而严肃的态度行吗？”

　　陈自知理亏，沉默良久后说道：

　　“在建党以前，在这方面，我是放荡不羁的。可是建党以后，我就深自检点没有胡来了。”①

　　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　７１　辑，中华书局，　１９８０年　１０月

　　后来濮德治又问到潘兰珍的事，陈独秀将认识潘兰珍的前前后后详细地叙说了一遍。濮德治听了很受感动，忙说：“一个女流，真不简单。”他见陈独秀脸放红光，精神振奋，又忙补充说：“她对你有意，你可不能对她无情。”陈独秀收起笑容说：“我恐怕没有资格对她无情了，这个牢房是永无出头之日，即是有了出头之日，我也完全老朽了。”

　　患难识知己，日久见人心。潘兰珍天天到狱中精心照料陈独秀的生活，使陈深受感动，而众多亲友宾客，包括国民党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来探望陈独秀，并馈赠各种衣物　（光贵重的皮袍就送来了几件）和钱财，也使出身贫寒的潘兰珍大开眼界，看到了陈的价值和地位。于是两人更加相亲相爱，情深似海。３年中，正是由于有了潘兰珍的精心照料，在精神和物质上给予陈的安慰和帮助，才使陈能以病弱之躯，在艰苦而漫长的牢狱生活中顺利度过，又进行了极其繁重的研究和著述工作。

　　４

　　陈独秀入狱后不久的一天，郑超麟的妻子刘静贞　（当时化名吴静如）闻讯后，从上海赶来南京探监。郑超麟是陈独秀的秘书，陈非常器重他，说他是个“才子”、“理论家”。１９３１年５月郑超麟在上海被捕后，陈独秀曾写信给蔡元培，请其设法营救未果，被判处１５年徒刑，关押在南京中央陆军监狱。那里是关押重要政治犯的监狱，隶属军政部管辖，从监牢到监狱大门有１３道铁门，四周是一层层水泥圈起来的高墙，墙上是铁丝网，四角有岗楼，中间有瞭望塔，人称“天牢”。长期囚禁在里面的还有陶铸、顾卓新、潘汉年等大批共产党人，　１９３１年４月２９日，中共早期革命活动家恽代英就是在这里的临时刑场被杀害的。正因为如此，陈独秀非常担心郑超麟的情况。

　　刘静贞告诉陈独秀说：“他那里人多，牢里污秽不堪，不像你这里，像个书店。”刘静贞边说边解开礼品袋，从饼干盒底下拿出托派“临委”的几份材料给陈独秀看，并说：“我一个月来一次南京，你有什么话我可以帮你带出去。下次我来，你事先做好准备。”刘静贞自告奋勇地愿意冒险担任交通，这样，陈独秀就通过刘静贞又与上海托派“临委”建立了联系。刘静贞每月一次往返于上海、南京之间，传进托派的文件和书报，带出陈独秀的文章和建议，使陈在狱中能继续遥控托派的活动。这种联系是要冒很大危险的，据刘静贞说，监狱方面有时搜查甚严，有时也马虎一点，很多时候，她都是把文件扎在月经带上，使狱方无法搜查。

　　陈独秀等人被捕以后，托派组织群龙无首，一时十分混乱，换了好几个书记。首先是由上海托派沪东、沪西、法南三个区委书记高恒、寒君和陈岱青举行紧急会议，协商拼凑了几个人——刘仁静、陈岱青、严灵峰、任曙、陈其昌成立了一个托派“上海临时委员会”，刘仁静任书记，因为委员们个个都“力争自己是　‘马克思’……相争不休，一事不能做，闹了几个月，于是不得已而改组”；刘仁静，陈岱青退出，由任曙接任书记。　１９３３年　９月，任曙擅自召集广东、北平的托派代表，举行“全国紧急会议”，并解散了上海各个区委，成立“上海市委”，遭到陈其昌等人反对，致使托派工作再次陷入瘫痪。任曙没法，撒手而去，到北京的一所大学教书去了。托派临委再次改组，蒋振东和李平等人加入，由刘伯庄任书记，刘伯庄干了几个月之后，又不辞而别。１９３３年１０月“临委”再次改组，由陈其昌出任书记，他与蒋振东、赵济搞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三人委员会”，进行活动很少，不久尹宽出狱，也参加了临委。

　　刘静贞将陈独秀的文章、建议和书信从狱中带出去以后，陈的许多意见遭到刘仁静、彭述之等人的强烈反对，并且把历史上的争论扯了出来，在托派内部爆发了一场时间更长、更加激烈的争论。包括对形势的分析问题、国民会议问题、“共同行动”问题和经济复兴问题等。各人都以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权威解释者自居，骂别人是“机会主义”。托派中央宣传部把这些争论文章收集起来，编了三本《政治问题讨论集》共２９篇，其中陈独秀以“雪衣”、“顽石”等笔名发表的文章有９篇，另外，在同一时期的《火花》和　《校内生活》上，陈独秀还发表有关争论的文章、决议、书信６篇。当时托派“临委”在这场争论之前，还发了《反对派政治问题争论提纲》，企图有组织地进行这场讨论，以分清是非，统一思想，“使反对派可以早些由理论过渡到行动”。但实际结果是剪不断，理更乱，愈争愈烈，各趋极端。这是因为各方都站在托洛茨基主义立场上，根本不可能分清谁是谁非。但从当时争论的情况来看，陈独秀似乎较多地注意到中国的实际情况。

　　１９３３年，希特勒纳粹主义在德国上台。托洛茨基认为这是斯大林共产国际坚持机会主义路线的恶果，他认为第三国际已经无可挽救，必须改变国际策略，于是准备成立独立的托派国际组织　——第四国际。他对多次遭到沉重打击的中国托派的命运十分关心，于是派了一个美国托派组织　——社会主义工党成员格拉斯　（中文名字李福仁）作为第四国际代表到中国来，帮助中国托派重整旗鼓。

　　李福仁在中国公开的身份是上海　《密勒氏评论》周刊的副主编，他还把另一位在华的美国记者伊罗生也拉到托派中来。伊罗生在１９３３年受斯大林共产国际委托，一方面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一方面主编中共中央的外围报纸　《中国论坛》。他还在鲁迅、丁玲等人帮助下，为美国出版商选编了一部中国短篇小说集　《草娃脚》，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他与李福仁接触以后，接受了托派思想观点的影响，在　《中国论坛》上拒绝报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中国工农红军的胜利，拒绝批判陈独秀和中国托派。于是，中共中央停止了《中国论坛》的出版，并在　《红旗》报上清算伊罗生的错误。因此，伊罗生就彻底转向了托派。他和李福仁同时与陈其昌、尹宽为首的托派中央及“反对派中的反对派”刘仁静进行联络。刘一直被托派中央所排斥，所以竭力拉拢“国际代表”李福仁及伊罗生。李、伊受其影响，于是与刘仁静联合，一起反对陈其昌、尹宽等人领导的托派中央，认为他们“太保守，不能开展工作，因此主张插几个青年人进去”。①

　　①王光远编，《陈独秀年谱》，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３３４页。

　　他们把未遭破坏的北平托派组织的史朝生，刘家良等人调到上海。这批思想更加“左”的青年托派分子，试图夺取托派临委领导权，他们在李福仁、伊罗生、刘仁静的支持下，向陈其昌、尹宽及其支持者陈独秀，发起猛然攻击。陈其昌为首的临委认为，正确的“联系战线”，是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所　以，他曾要求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上海反帝大同盟”成立大会，并且表示，“同意这个会议，我们特地为这个会议准备了一宣言，公开地号召全　中国广大的被压迫群众积极地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热诚地动员我们的一切组织，去执行这个工作”。同时声明，“我们在会议中必须保持我们对于参加的一切党派的理论、政策、行动之讨论和批评的绝对自由”①１９３４年１１月，福建事变发生时，他们还与“福建人民政府”谈判合作。史朝生等人就把这些历史问题翻了出来，竭力进行攻击，声称反对任何形式的“阶级合作”或“共同行动”。同时，他们攻击陈其昌为首的常委是“上层官员主义”，　工作方式好像是个保姆或教授”。②

　　①　《为号召全中国被压迫人民参加上海反帝大会以宣言》，《致国际反帝联盟代表团的公开信》，《火花》第２卷第１期。

　　②　史朝生致陈其昌“党委”的信　（　１９３４年４月１７日），《校内生活》，第１１期，１９３４年９月２９日出版。

　　１９３４年４月１２日，史朝生致函陈独秀，批评陈独秀被捕后的托派中央没有及时组织讨论，统一思想，并召集全国代表大会，以致组织“几乎溃散”，“极无生气”。批评临委只依靠上海几个老同志来挽救局面，主张在全国范围上去集合一切优秀的坚决分子，召开临时大会，推举“特别委员会”代替“临委”，以筹备全国代表大会，并担负过渡期中全国性指导工作。５月１５日，史朝生列席“常委”会议，提出《当前推动组织的步骤　，重复了４月１２日信中的意见，要求“建立比较满意的领导机关”，“一切消极、悲观乃至对组织采取绝望的情绪或倾向，必须和它坚决斗争，并予肃清”。陈其昌则批评史朝生的“组织意见”，“实际是捣乱组织的办法，无政府主义办法，小资产阶级倾向的表现”。主张整顿组织“应该绝对排斥无计划的激进主义”。这时，陈其昌搞了一个　《政治决议草案》。史朝生等人则拼命攻击它有许多错误，于是自己起草了《国际国内形势及我们的任务讨论提纲》要求代替“草案”。陈其昌又批评讨论提纲，“到处都是内容的错误”，“前后矛盾”、“顾此失彼”、“文字技术拙劣”、“不配代替草案”。史朝生等人反过来批判陈其昌批评“提纲”的意见是“咬文嚼字和混乱错误”，坚持用“提纲”代替“草案”，并批判陈其昌和陈独秀主张的与胡汉民等“首先推翻蒋介石”的“联合战线”，是“最大的机会主义幻想”。

　　就这样，双方你来我往地一直吵到１９３５年１月，史朝生、刘家良等人背着陈其昌，拟定并发出　《临委紧急通告》　。通知各支部１０天内派出代表一人，出席“上海代表会议”，并拟订议程四项：（一）制定目前政治路线，以“提纲”为根据，要陈独秀、陈其昌、尹宽等人放弃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上层集团成立“反战”、“倒蒋”等联合战线的主张；（二）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