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最后15年-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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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失意的政客”。因此，当他于１２月１５日参加托陈派成立大会，看到自己起草的大会纲领、后由陈独秀修改定稿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发表时，他断然拒绝在上面签名，并声明该意见书比他起草的稿子“扩大了许多”，“没有一点革命的作用，只是替陈独秀巩固他过去的错误。”因此，刘仁静并未加入“无产者”社，他打算另立山头，只是开始没有明言而已。
刘仁静一面批评陈独秀，一面攻击“我们的话”派。他指责“我们的话”派之所以拒绝接受陈，完全是为了地位，而不是什么路线的分歧。他还批评“我们的话”派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政治路线，是彻头彻尾的投降派路线。
有鉴于此，刘仁静便与王文元一起，拉上刚从“我们的话”派中分裂出来的宋逢春、陆一渊、紫亮、董汝斌、廖麟、黎彩莲、周庆崇等人，于１９３０年１月１日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同盟”，发表《告同志书》，宣布“全国总干事会”已经死亡，提出要彻底批判“我们的话”派和“无产者”社的错误。由于他们在同年３月３０日出版《十月》作为其机关报，因此该派又被称为“十月”社。
１９３０年夏，一些游离于“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和“十月”社三个中国托派小组织以外的人，主要是从苏联留学回国的托派分子如赵济、刘胤等７人，又成立了“战斗”社，这就是中国第四个托派小组织。
至此，中国的四个托派小组织均粉墨登场，他们彼此之间互相攻击，相互倾轧，但都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都遵奉托洛茨基为真理。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革命胜利，这四个托派小组织相继都灰飞烟灭，成为历史的尘埃。
２
陈独秀一生政治生涯的黄金时期是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尤其是从１９２１年创建中国共产党到大革命在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开展。然而，轰轰烈烈大革命的失败，不仅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遭到重创，而且也标志着陈独秀个人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无可奈何地花落去了。虽然他经过近两年时间才逐渐走出阴影，想重现往日雄风，无奈今非昔比，反而因组织党内反对派落得个被中国共产党开除了党籍，使得他试图在政治上重新崛起的梦想彻底破灭。多年的政治经验没有帮助他再现人生辉煌，却让他与时代的主旋律越走越远。或许他真的老了，该让位给更年轻的人，来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
但是，陈独秀不服老。他仍有冲天的政治热情，他想再搏一回，绝不甘心就这样退出历史的舞台。５０岁的年龄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渐渐走向衰老的开始，然而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却是渐趋成熟的黄金时期。显然，陈独秀高估了个人的能力，低估了形势的急速发展变化。他满以为凭借自己以往在中国政坛上的赫赫声名，只要登高一呼，就会应者云集，殊不料应者寥寥无几。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陈独秀内心里极力责怪那些自命不凡的留苏归国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不听使唤。他想联合各派反对共产党的势力，壮大声势，以增强抗衡中共中央的力量，想不到那些人却蝇营狗苟，只顾自己的利害得失，完全不理会他的一片良苦用心，反而以水泊梁山上白衣秀才王伦的狭隘眼光来看待他，把他骂成是“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者”。他极为鄙薄那些傲慢无礼的家伙，却又不得不与他们打交道，每每想到这里，他就气不打一处来，十分懊恼。但是，他又必须以十二分的耐心，去说服那些纷纷割据一方、自立为王的人，托派组织四分五裂的状况是他极不情愿看到的。念及此处，他又不得不打起精神硬着头皮来做。
还在１９２９年９月，陈独秀听从彭述之等人的建议，着手成立党内反对派时，他就想到要与“我们的话”派实行联合，并委托刚回国且与该派有密切关系的刘仁静，居间联络和调解。陈独秀向刘仁静表示，愿意公开承认大革命时期的错误，接受托洛茨基的理论和策略，与“我们的话”派共同组织联合委员会。刘当即表示愿意转达，并建议两派代表直接谈判。几天后，陈独秀、尹宽同“我们的话”派代表史唐和宋逢春，在位于上海法租界的尹宽家中，进行了首次面对面谈判。陈独秀穿着一件考究的墨绿色哔叽长衫，一副教授学者的派头，待人到齐后，便拿出几元钱，叫人从饭馆里买了几个菜，双方边吃边谈，气氛很融洽。谈到联合问题时，陈独秀提出两个条件，一是提供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章和文件，双方共同讨论问题；二是陈独秀派全体成员加入“我们的话”派。史、宋二人当即表示同意。但“我们的话”派负责人梁干乔一向以中国托派的正统自居，害怕陈独秀等人的加入，会危及到他的领导地位，因而反对陈独秀等人的加入，并攻击赞成加入的宋逢春是投降主义，将其开除。宋逢春后与刘仁静、王文元等人发起成立了“十月”社。
陈独秀对“我们的话”派迟迟不予答复感到气愤，尤其令他恼火的是，“我们的话”派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竟然提出了有辱自己尊严的三个条件一是公开反对斯大林的领导是机会主义的；二是公开与真诚地批判自己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并承认反对派政纲的正确；三是公开解散自己的独立小组织。陈独秀愤而拒绝了“我们的话”派的苛刻条件，遂决定与彭述之、尹宽等人一起创立了“无产者”社。
１９３０年３月１日，“无产者”社机关刊物《无产者》创刊后，陈独秀担任主编，几乎每期的重点文章都是一手操办。不仅如此，陈独秀还利用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积极筹措“无产者”社的活动经费，包括刊物铅印和油印费用。与此同时，他又着手整顿“无产者”社，用刚被开除党籍的何资深取代外甥吴季严担任秘书长，以充实领导力量。虽然此时“无产者”社成员仅仅100多号人，而且老共产党员和知识分子居多数，但陈独秀并不灰心丧气，反而摆出一副要与共产党争地盘的架势，大力扩充基层组织，仅在上海就设置了沪东、沪西、法南（法租界和南市）三个区委，与中共在上海的组织设置一模一样，此外在北平（今北京）也设立了一个支部。很多地方的机构是设置了，但往往是十羊九牧，有将而无兵，徒有虚名而已。
当然，陈独秀还是没有忘记攻击中国共产党。他在《无产者》创刊号上，发表题名为《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的文章，认为国民党政权正在走向“逐步统一与相当的稳定”，主张无产阶级应极力要求参加国民会议，批评共产国际和中共对革命形势的估计和策略口号是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是从“左”的方面消极抵制国民会议。４月３日，他又写出了《关于所谓红军问题》的文章，７月１日在《无产者》杂志第３期发表。陈独秀引经据典地从西欧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出发，反对中国共产党坚持的农村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认为“领导农民做游击战争”，是背叛工人阶级运动，依靠这些“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组成的红军，“其前途不外是 （一）统治阶级的内战一时停止，‘红军便被击溃，或为所收买；（二）因自己内讧而溃败；（三）逐步与农村资产阶级（商人与富农）妥协，变成他们的 ‘白军’，或为他们的经济手段所压迫而溃散。”①然而令陈独秀的失望是，他的预言没有变成现实，红军正成为共产党领导的一支坚强的武装力量，并且日后成为推翻国民党政权的革命武装主力。
①王光远，《陈独秀年谱》，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３０８…３０９页。
当时，远在国外避难的托洛茨基，对于中国托派组织的问题十分关注，遥控和指挥了中国托派组织的统一。他对陈独秀倾向、加入中国托派，在态度上经历了起初带有疑惑的审慎欢迎，到后来的异乎寻常的热烈欢迎。最初，托洛茨基主要从刘仁静和“我们的话”派那里，了解到陈独秀的一些情况，听信了他们的一面之词，因而对陈独秀并不怎么感兴趣。但是，自从“无产者”社给他寄去陈的《告全党同志书》后，托洛茨基的态度发生了１８０度的大转变，甚至要求中国的托派都要向陈独秀学习。
１９３０年８月２２日，托洛茨基分别致函刘仁静和“我们的话”派，称赞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是一篇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赞扬“陈独秀有很多的政治经验，这些经验是大多数中国反对派同志们所未有的”，要求“反对派中许多年轻人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并严厉批评了“我们的话”派拒绝陈独秀派加入中国托派的做法。最后，他要求各派能摒弃成见，加速实现统一。９月１日，托洛茨基又分别写信给陈独秀和刘仁静，明确表示“陈独秀同志对于所有根本问题之立场完全与我们一般的立场相同”。这实际上是把陈独秀提高到中国托派领袖的地位上来了，为互不服气的中国托派组织，扫清了领导人的障碍问题。
与此同时，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国际托派“临时国际”书记局，发表 《国际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并寄到中国，催促中国托派小组织尽快实现统一。
托洛茨基的一再来信，迫使中国四个托派小组织转变老死不相往来的态度，分别派出代表，组成“协议委员会”，进行协商，并委托王文元起草中国托派纲领。但是，各派本来就是被迫坐在一起来谈统一问题，因而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彼此之间心怀鬼胎，各施诡计，争吵不断，最终无功而返。
看到四派迟迟未能实现统一，托洛茨基于是在１９３１年１月８日，又写来一封长信，力图调解各派之间的尖锐矛盾。他认为，现在进行统一的各派之间已完全没有原则的分歧，统一的时机已经成熟，并大声呼“亲爱的朋友，你们的组织和报纸，今天就确定地合并起来吧！”
托洛茨基的来信，又使得四个托派组织不得不再次坐到谈判桌上，协商统一问题。一向对那些青年托派分子没有好感的彭述之，自恃有托洛茨基对“无产者”社的铁杆支持，态度又变得强硬起来了。在统一问题上，他极力主张以“无产者”社为中心，遭到其他三派的激烈反对。于是他就指使参加协议委员会的另两个代表马玉夫、吴季严，想方设法阻止统一，致使协议委员会的工作受到阻碍，而他们向陈独秀汇报时，又口口声声说其他三派缺乏诚意。陈独秀一度听信了彭述之等人的话，对托派统一的前途，也感到心灰意冷了。
恰在此时，尹宽通过其他托派，了解到是彭述之操纵马玉夫、吴季严在阻挠各派统一协商的真相后，立即报告了陈独秀。陈独秀对彭述之等人的两面派做法十分气愤，遂决定亲自出马找其他三派负责人谈话，做工作，言辞恳切地宣讲中国托派团结和统一的迫切性与重要性。同时，陈独秀对内部领导人员进行调整，召集“无产者”社全体会议，通过 《接受国际委员会来信之共同意见》，谴责彭述之等人的行径，召回参加协议委员会的马玉夫和吴季严，由自己亲自挂帅，与尹宽一起担任“无产者”社代表。陈独秀如此这般不计个人得失、大刀阔斧的行动，深深打动了各派代表，终于使协商工作进展顺利。由此可见，中国托派组织的最终统一，完全得益于陈独秀前后全力以赴的大力推动。
１９３１年５月１日至３日，中国四个托派小组织，“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十月”社和“战斗”社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最终达成统一意见，在上海提篮桥舟山路租了一幢房子召开统一大会。“无产者”社负责布置会场，该社秘书长何资深具体执行。由于经费没有解决，最后由李仲山典当了一件猞猁皮大衣得了２００多元，才使得会议能够开下去。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何资深对会议进行了很严密的保护措施。他让王茨槐带着妻子和女儿一家子住进了房子，除陈独秀外，其他所有代表吃住都在会场内，不得随意出去，直到会议结束后方才离开。
参加会议的代表，是根据各派协商的每２０人出席１人的原则，由各派指定人员参加。“我们的话”派规模最大，有梁干乔、陈亦谋、宋敬修、张九等７人参加；“无产者”社其次，有陈独秀、郑超麟、江常师、蒋振东、王茨槐５人，第二天又补上彭述之，实际与会的有６人；“十月”社再次，有王文元、罗汉、宋逢春、濮德治（清泉）4 人；“战斗”社最少，仅赵济、来燕堂２人。
陈独秀任大会主席团主席。他首先提议为中国革命牺牲的同志默哀３分钟，然后，作由他亲自起草的政治纲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完全是根据托洛茨基 １９２９年夏为中国托派写的“政纲”修改而成的。全文五个部分，第一，过渡时期中反对派之总任务；第二，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第三，过渡时期与我们的策略；第四、中国革命的前途；第五、共产主义的分派及反对派目前的任务。
陈独秀在报告中，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他认为现在是世界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时期，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世界革命是将来的事。他指出，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封建势力只是残余的残余。国民党对内高压，对外投降，目前国内没有革命形势，将来要用十月革命的方式来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他提出在纲领上只能写“人民政权”，不能写无产阶级专政，当前的中心口号是为国民会议而斗争，并提出一些民主要求，如８小时工作制等。
陈独秀的报告在会上引起了争论，王文元不同意“人民政权”的提法，濮德治则反对提 “国民会议”的口号。最后，大会还是通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