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最后15年-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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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希望看到共产党堡垒能从内部攻破，但他们不久就失望了。

　　与此同时，陈独秀及彭述之、尹宽、汪泽楷、郑超麟等人，进一步加紧组织人马，成立以陈独秀为中心的中国托派小组织。

　　事情还得从这年９月说起。

　　当时，陈独秀还在写信与中共中央争论。彭述之向陈独秀建议，学习梁干乔等人成立托派小组织——“我们的话”派的做法，组织党内的反对派。他们希望尽量多拉一些人，扩大势力，以便与中央抗衡，不至于被开除。

　　起初，陈独秀并不打算单独成立组织，只准备采取加入原有的“我们的话”派或是两派合并的方式，以壮大声势。但是，“我们的话”派总干事会认为，陈独秀等是“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者向我们托派投机了”，因而加以拒绝。此时刘仁静刚从苏联绕道土耳其回国，曾试图撮合两派的结合，但终因“我们的话”派提出的要求过高，难以被陈独秀等人接受而未成功。

　　９月下旬的一天，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齐聚老耙子路陈独秀寓所，凑集可以被拉拢的人，一下子就凑了几十个人。拟定的名单中，包括了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高语罕、何资深、刘伯庄、马玉夫、罗世凡、蔡振德、吴季严等。

　　陈独秀担心名单一旦公布，中共中央一定会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于是叮嘱彭述之等人暂时不要公开，看看中央那边的动静再说，因此这件事情一搁就是两个月。

　　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和陈独秀相继被开除党籍后，他们自认为不再受党的纪律的约束，于是毫无顾忌地开展成立中国托派小组织的活动。

　　中国共产党第一至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被开除出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清除托洛茨基主义中国派的开始。从此以后，不仅与陈独秀一起活动的党员相继被开除出党，而且从莫斯科回国隐蔽在党内很深的托派分子，也逐一被清理出来。就在陈、彭等５人被开除后，中共中央又批准江苏省委，开除了江苏省委委员罗世凡以及郑超麟、尹宽、刘伯庄、李季、陈碧兰、杜琳、谢庄、薛农山等８人的党籍，批准中央直属支部，开除了王平一。

　　１２月７日，中共中央在《红旗》报第６０期，发表了《中央通知第六十号——怎样实行武装保护苏联的策略》。通知中的第七部分是“坚决反对取消派”，首次将陈独秀等人定位为托洛茨基主义中国取消派。通知指出，“取消派已经从党内反对派走上了阶级的敌人，他们不只是已经到群众中去散播一切欺骗的宣传，而且采用各种不正当的方法来破坏党的组织，……如果发现了固执取消主义的路线和破坏党的行动的同志，必须毫不犹豫的执行党的纪律，开除出党”。这是对同情和支持陈独秀观点的党内其他人员发出的警告。

　　三天后，陈独秀就写出了《告全党同志书》，摆开架势与中共对立。

　　１５日，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划以后，陈独秀约集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在上海昆明路彭述之的家里开会，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参加会议的人不多，稀稀拉拉坐了一屋子，来的都是跟陈独秀走得较近的一些人。陈独秀主持了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由刘仁静起草、陈独秀修改的政治纲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全文分五个部分，第一，中国过去革命失败的原因国际机会主义的领导；第二，党的现状与危机——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与官僚主义；第三，国际机会主义的根源与苏联危机；第四，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五，我们的态度与建议。《意见书》猛烈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路线，要求恢复托洛茨基的党籍和领导工作，恢复中国党内被开除同志的党籍，改组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及其各国支部的领导，重新决定联共、国际及中共的路线。这份《意见书》，是刘仁静根据托洛茨基写的中国托派政纲写出来的，通篇充满了托洛茨基的观点与中国托派分子思想的大杂烩。

　　会上，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常务委员会，由陈独秀任总书记，彭述之、尹宽、马玉夫、杜培之（后改为罗世凡）任常委，秘书长吴季严。老资格的郑超麟因为曾担任过中共党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的编辑，所以未能入选常委，他为此而愤愤不平。会议还决定出版内部刊物——《内部生活》１９３０年３月１日改名为《无产者》月刊）。

　　会上还发生了一件小插曲。为了显示反对派力量的强大，陈独秀提出要多拉一些人在《意见书》上签名，但又一时找不到那么多的人，怎么办呢？郑超麟脑瓜子转得快，对尹宽说“除了陈独秀不能排在第一位外，其他人都可以按姓氏笔画顺序来排。”尹宽表示同意，但考虑到自己的姓名笔画少，他希望多拉几个王姓的人排在前面。陈独秀也觉得郑超麟的主意好。于是几个人挖空心思地思来想去，一共凑集了８１个人。排在第一位的是子虚乌有的王阿荣，陈独秀排名第４７位。这份名单包括了彭述之及夫人陈碧兰、郑超麟及夫人刘静贞、尹宽、刘伯庄、李季、吴季严、何资深、杜琳、薛农山、谢庄、陆沉、刘毅、张以森、庄季贞、彭桂秋、段浩、朱崇文、王永庆等人。但刘仁静拒绝在《意见书》上签名，因此被“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拒之于门外。

　　这些人中，曾留学德国、后去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的李季，曾写了《马克思传》。他对未经本人同意，就在８１人中列入他的真名实姓极为不满，表示要退出。

　　１９３０年３月，陈独秀等人决定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公开散发。当中共中央发现这份８１人签名的《意见书》后，按图索骥，将真名实姓的人逐一找了出来。为了不扩大打击面，于是在４月１６日出版的《红旗》报上发出通告，要求上述签名者“是否你们自觉的列名，抑系取消派的假借名义，应立即作一声明书，并做反取消派的文章……否则，党认为你们已自觉地参加反党的行动，党只有给予最后的制裁，以巩固党的铁的纪律”。结果，没有人理睬，于是中共中央相继将何资深、张以森、庄季贞、陆沉、刘毅、彭桂秋、段浩、朱崇文、刘静贞、吴季严、王永庆等人开除出党。

　　陈独秀在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后，似乎又想重新燃起当年创建中国共产党时的热情，发挥老骥伏枥的精神，再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此一时彼一时，即便陈独秀纵有旷世之才，也无法再干出当年的那份伟业。

　　陈独秀想起自己过去就是从宣传革命真理、唤起革命群众，才逐步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因此他又开始投入大量精力，来从事托洛茨基理论的宣传。在他的领导下，彭述之、尹宽、郑超麟、吴季严等一批人加紧把流散的托派文件，主要是托洛茨基写的文章，收集翻译出版了两本　《中国革命问题》。尹宽起草了“宣传大纲”，写得很长，并油印成一本小册子，作为反对派小组讨论的依据和对外宣传的材料。

　　１９３０年３月１日，《无产者》杂志创刊，由陈独秀担任主编，作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机关刊物。在讨论刊名时，郑超麟提议用《无产阶级革命》，后来决定模仿使用列宁于１９０５年在日内瓦主编的地下刊物《无产者》的名称。从此以后，陈独秀创立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就被简称为“无产者”社。　


　　


　
第三章　家长式的作风永远改不了
　
　　　１

　　刚到了知天命年龄，陈独秀便感觉到精力有些不济了，以往自己做事情时总有使不完的劲，但现在稍微坐久了写点东西就觉得有些疲乏。但此时，最令他焦急的是国内各立山头、各自为政、互不统属的托派小组织。

　　原来，各派小组织都有自己的渊源和来历。

　　中国托洛茨基反对派（简称中国托派）起源于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最初是苏联托洛茨基派的一部分，后逐渐成立了自己独立的秘密组织，其政治纲领都来自托洛茨基的理论。

　　列宁去世以后，以托洛茨基为首的苏联托派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围绕苏联建设与革命、世界革命及共产国际的使命等一系列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其中中国革命也成为他们之间争论的焦点之一。他们之间的争论，不仅在党内，而且在党外，不分场合地在上层下层、大大小小的各种会议上公开进行，有时甚至是托洛茨基与斯大林面对面地激烈争吵。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争论，不仅影响到联共（布）党内的统一和苏联的普通民众团结，而且还波及到在苏联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中间。一部分人拥护托洛茨基的观点，并逐渐形成一个派别。起初，他们的活动主要是从苏联托派分子手中传阅托洛茨基的文件，以后渐渐卷入到联共（布）党内这场史无前例的大争论中去了。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７日，苏联举行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十周年的盛大集会。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区芳、梁干乔、陈亦谋、陆一渊、史唐等人参加了红场上的游行。他们与苏联托派一起，在经过主席台前时，突然打开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字样的旗帜，并高呼口号。苏联两派群众随即发生激烈的冲突事件。红场发生的事件，震惊了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使他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由此而来的联共（布）党内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４天后，联共（布）中央召开会议，研究讨论红场上发生的严重事件，并要求托洛茨基等人立即停止反党活动，遭到托洛茨基及其同伙季诺维也夫的拒绝。联共（布）中央立即将两人开除出党，并在苏联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清托洛茨基分子的运动。苏联政府顺藤摸瓜，将参加过红场游行的外国留学生包括史唐、梁干乔等人，分别予以遣送回国。

　　史、梁等人回国后，将托洛茨基的一些文章带回国内，并开展宣传活动，同时他们也酝酿成立中国的托派组织。１９２８年１２月，留苏回国的原中山大学学生，在上海陆一渊家中召开“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了第一个中国的托派小组织。会上选举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简称总干），史唐任干事长，陆一渊任宣传部长，张特任组织部长，梁干乔、区芳、陈亦谋负责华南区，宋逢春、肖冰洋、李梅五负责华北区，徐正庵负责江浙区。他们还在武汉、香港、苏州、广州、北平和哈尔滨等地建立了支部。当时，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因此只能隐蔽在党团组织内部，开展活动。

　　１９２８年７月一９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会前，被苏联政府流放在中亚阿拉木图的托洛茨基，写了《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的文件，要求在大会上讨论，并恢复其党籍。共产国际六大只翻译了该文件的第一、三两部分，发给中国及其他少数几个代表团阅读，并严格规定阅后一律收回，不得带回国内。当时，参加会议的王文元、刘仁静、赵济等人，看到文件后被深深地打动了。随即，他们于１９２８年９月，在留苏学生中间，正式建立了托派小组织，并选出干事会，由安福任书记，王文元负责宣传，范金标负责组织。他们在留苏学生中开展秘密活动，并与苏联的托派分子建立了联系，为国内托派组织翻译、投寄托洛茨基的文章和托派文件等。同年底，在莫斯科及列宁格勒的中国留学生中，据说发展了一百四五十人左右加入了干事会。

　　为了进一步传播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文件，宣传托派的主张，１９２９年４月，全国总干事会决定仿效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前创办的刊物《我们的话》的做法，也创办一个同名的油印刊物，作为其机关报。因此，全国总干事会也被简称为“我们的话”派，成为国内最早宣传托洛茨基理论的托派小组织。

　　第二个托派小组织就是陈独秀等人建立的“无产者”社，前已述及，此不赘述。

　　第三个托派小组织是刘仁静、王文元等人创立的“十月”社。

　　１９２９年８月中旬，刘仁静从苏联回国，隐居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的一所房子里。回国后的一段时间，刘仁静与陈独秀等人走得很近。虽然他不同意陈的一些观点，甚至批评陈“不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企图“脱卸过去革命失败应负的责任”，是“表面上承认错误，实际上反执之愈坚”，但与陈还是经常来往。刘仁静曾担任早期团中央负责人，而陈独秀担任过党中央总书记，是上下级关系，因而自认为与陈渊源颇深。再加上与“我们的话”派也有一定联系，所以他曾试图促成两派的结合，由于“我们的话”派提出过高要求，难以为陈独秀接受，两派未能结合在一起。

　　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５日，刘仁静以“列尔士”的笔名，发表了一篇《反对派统一运动之前途》的文章，叙述了他回国后如何促使“我们的话”派与陈独秀派的联合，以建立中国统一的托派组织与中共作对及其暂时受挫的经过。起初，中共中央不知道“列尔士”为何人，后经调查发现该篇文章为刘仁静所写，于是批评刘是在组织“新的反党联盟”，“进行第二党组织”。１２月２９日，中央致函刘仁静，要其在三日之内，对中央与托派路线作出抉择。刘仁静未予理睬，随即自动脱党。

　　与此同时，刘仁静先后与“无产者”社和“我们的话”派闹出分裂。

　　还在１２月１０日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时，刘仁静就对陈的一些观点提出疑义，甚至认为陈独秀“离开革命立场，精神衰败”，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失意的政客”。因此，当他于１２月１５日参加托陈派成立大会，看到自己起草的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