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最后15年-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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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最后15年》
作者：袁亚忠【完结】
东方孤囚，百折而独秀，彗星陨落的轨迹，毁誉参半的后半生。
总序 敬文东
引子 风云突变的一九二七
第一章 人间变成“苦闷的囚牢”
第二章 创造一个新党
第三章 家长式的作风永远改不了
第四章 被捕与公审
第五章 东 方 孤 囚
第六章 狱中短歌骂尽“满朝文武”
第七章 在武汉的岁月
第八章 不觉辛苦乱离中
第九章 久病山中眼塞明
附录：陈独秀生平传略
后记
主要参考资料
总序 敬文东
20世纪的中国一方面多灾多难，一方面又充满了变数和希望：这两者都绝好地汇聚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知识分子是20世纪中国的标本，解剖知识分子就是解剖20世纪的中国；分析知识分子，就是分析中国的20世纪。这就是我们这套丛书能够得以存在的最大理由；也正是这个理由，能保证读者通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认真地审视中国的20世纪和20世纪的中国。
在这些知识分子群落中，有作家、诗人、历史学家、翻译家、哲学家、思想家；有革命斗士、自由主义者、新儒家的代表，也有汉奸文人。他们的命运折射了中国的命运。他们都有过属于自己的辉煌历史，也有过属于自己的耻辱和充满变数的命运。但无论是辉煌历史、耻辱还是充满太多变数的命运，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入口处回望前尘和来路时，我们就会发现，一切都不再单属于个人，一切都将、都已永久性地属于20世纪的中国，属于中国的20世纪。
审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他们的心路历程，不是为了向历史撒娇，更不是为了向历史索赔，甚至不是为了简单地证明谁对谁错，而是为了保证今天和明天的我们活得更理智、更聪明、更幸福、更踏实。先人的错误或光荣如果不能被我们清楚地分辨，我们就是不合格的子孙；20世纪的遗产如果不能被有效地清点，20世纪就有可能是变了形的20世纪，时间就有可能在流动中处于静止的状态。我们再也不需要这样的悖论，而我们曾经确实受制于这样的悖论。事实上，我们今天之所以还拥有晴朗的天空，我们还没有全方位地愧对先人，靠的就是我们对遗产的清点，对错误的洗涤，对光荣的分辨。
我们并不是注定热爱遗忘的民族，只是有些事情我们羞于提及，宁愿将它埋在内心的最深处；实际上，我们是热爱在内心深处进行考古研究的民族，因为那些深埋内心的事情总是被我们一次次地咀嚼，无论是午夜梦回还是其他一些独处的时刻。尽管发掘过去从逻辑上并不必然指向光辉的前程，但这也同样不能从逻辑上证明我们的内心考古学毫无意义，也没有能力宣布内心考古学完全失效。这套丛书不过是内心考古学偶尔的文字表述而已。它仅仅是冰山理论的一个小例证罢了，因为还有更多的东西来不及出土。任何一个公正而心怀善意的读者都将不难看出，这里边没有哀悼，没有凭吊，没有唁电，也没有其他任何不良爱好；反抗遗忘、指向未来、歌颂美德和力求聪明，才是内心考古学的本意。我不敢说这本意已经得到了完美的实现，但本意被表达出来却是这套丛书追求的首要目标。其他的一切都是后置性的东西。事实上，不带偏见的读者肯定会发现，这套丛书中的每一本的最后一页，遗忘都被击倒在地，内心考古学和它的本意却悄然站立了。
反思成了内心考古学的第一要务；但反思必须建立在事实之上它需要反思者具有侦探一样的能力。西谚说，上帝也大不过一个细节。因为只有细节才能证明上帝。同样，反思的正确与否必须要征得无数细节的认同和首肯。因此，所谓的内心考古学，不过是发掘细节。在此，细节的意义要么是不重要的，要么就是意义早已溶解在了至高无上的细节之中。但不能因此认为这套丛书只是细节的罗列和堆砌。鉴于上面说过的原因，它也提供意义。但那是融细节和意义于一体的意义。在这里，所谓意义，是充满细节的意义；所谓细节，是充满意义的细节。这保证了内心考古学的实现，也保证了反思的有效、诚恳和善意，当然还有深度。
感伤是没有用的，悲观主义是一条绝路，积极和乐观才是我们的必须品。反思意味着乐观，内心考古学则指称着积极。没有这样的品质，反思和内心考古学将共同归于失败。这套丛书的作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各自表达了自己的积极和乐观。他们努力将20世纪的一些蛛丝马迹摆在了我们面前，努力将过去了的中国的某些角落摆放在了我们眼前。因为他们的目的是指向今天和未来，所以他们的忧患已经不再是忧患，而是特殊形式的乐观。他们辩证地将忧患和乐观融在了一起。在这套丛书中，忧患是乐观的忧患，乐观则是忧患着的乐观。因此，这套丛书有效地将矫情给最大限度的抑制住了，也将任何性质的抱怨踢出门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套丛书正好接续和推演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传统。愿以此与读者诸君共勉。
2005年3月2日
引子 风云突变的一九二七
1927年的中国，风云际会，波谲云诡。身处这个错综复杂而动荡不安的时代中的每一个人，不管愿意抑或不愿意，都不可避免地要卷入风起云涌、瞬息万变的巨大旋涡中。在这个极速变幻的令人昏眩的时代，有的升起，有的沉沦，历史在这里留下无尽的困惑与思索。作为时代的风云人物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也不例外。
随着北伐战事的节节胜利，国共两党的矛盾日益激化，革命联合阵线的基础日渐脆弱，处在风吹雨打的飘摇之中，国共两党即将度过甜蜜的合作期。
就在中国共产党人仍积极发动革命群众大力支持北伐战争之际，中国的上空突然乌云滚滚，阴风阵阵，大有黑云压城之势。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右派挥舞着血淋淋的屠刀，在上海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政变。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公开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南京国民政府发布的第一号通缉令，就是通缉陈独秀等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193人。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为了应对急剧变化的形势，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研究和决定挽救革命危机的方针政策，4月27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礼堂，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蒋介石通缉的共产党“首要分子”，几乎全部集聚于此。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毛泽东、恽代英、董必武等80余人，代表全国57900多名党员参加了大会。出席开幕式的还有由谭延辏А⑿烨⑺锟谱槌傻奈浜汗竦持醒胫葱形被岽硗牛膊蚀恚铡⒂ⅰ⒚馈⒎ǖ裙膊炒硪约案魅褐谧橹怼４砻敲挥谐鱿ぃ攀蓖骋挥每诹睿谝惶焐衔缬谩俺宸妗倍帧Ｎ朔乐挂馔猓皇胶螅蠡嶙频胶嚎谑薪嫉幕期榛峁菥傩小�
中共第四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主持了会议。坐在陈独秀身边的是刚刚到达武汉才25天的共产国际代表、印度人罗易和苏俄政府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鲍罗廷、维金斯基、米夫等人。主席台上挂着马恩列斯相片和国共两党党旗。大会开始时，代表们全体起立唱《国际歌》。
这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当唱完《国际歌》后，代表们纷纷坐了下来。突然，有人发现了被誉为“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师师长叶挺手臂上有一个虱子，捻了给叶挺，叶挺一边捻一边说：“捻死这个吴佩孚！”仅隔了一会儿，这位代表又从叶挺的衣领上捻下一个虱子，问：“这是哪个呢？”
叶挺笑着说：“你应该晓得这是哪一个！”
4月29日，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和关于党的组织状况的报告。为了做好大会的政治报告，会前，住在中央机关６１号的陈独秀冥思苦想，精心准备了洋洋洒洒数万字的发言提纲。他满以为自己精心构思的这篇得意之作，会顺利被大会予以通过，孰料结果却出人意料。
陈独秀以其雄辩的口才，在大会上侃侃而谈，历时５个多小时而不歇。
他首先从１９２６年３月发生的“中山舰事件”谈起，认为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的确不能够镇压蒋介石，况且蒋介石还没有公开暴露出自己的反革命面目，社会舆论也不会同意对其进行镇压，因此中央的策略是正确的；其次，对于蒋介石叛变，他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叛变，现在只剩下工农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他把汪精卫看成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认为中国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性比俄国要强得多，也很重要，因而应重视汪精卫等人的作用；再次，对于土地问题，他为当时党的土地政策定了调子，即现在必须没收大地主和中等地主的土地，对小地主的土地则不能没收，因为小地主属于小资产阶级，必须向他们作某些让步；又次，他谈到了军事问题，认为通过让工农参加军队的办法，就可以改造旧的军队；最后，他不惜笔墨大谈特谈他十分赞赏的鲍罗廷的“西北学说”，认为共产党现在没有力量推翻南京的蒋介石政权，因为国民政府任何军队到了上海以后，都会受到帝国主义的影响而右倾，因此革命应在东南以外的地方进行，尤其是向西北地区发展。
①朱洪，《陈独秀风雨人生》，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２２４页。
这个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规定大纲、陈独秀命题作文的长篇政治报告，并未引起与会代表的共鸣，更没有得到一致同意，反而被视为陈独秀以及由他领导的中央从四大以来所犯的一系列错误的辩解之词，因而在大会现场遭到了各地代表前所未闻的抵制和反驳。
刚刚赶到武汉的上海区委代表罗亦农，对报告给予了两个字的评价“糟糕”。叶挺则连忙问身边的人：“报告经中央集体讨论过没有？”得到的回答是“不知道”。
陈独秀发言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发言。他引导与会代表就陈独秀的政治报告进行辩论。辩论持续了整整４天，气氛非常热烈，甚至充满了一点火药味。要求签名发言的达３８人，达到参加会议代表的半数，其中任弼时、瞿秋白等人的发言最引人注目。
任弼时，湖南长沙人，是当时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刚从苏联莫斯科参加了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会后回国。到达上海时，正赶上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在了解情况后，他迅速离开上海到达武汉，参加了中共五大。任弼时到武汉后，在武昌都府堤４１号见到了毛泽东。会前，两人交换了对当前形势的看法。
辩论期间，与会代表都收到了瞿秋白写的一本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瞿秋白充满激情地写了２万多字，他写道：“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瞿秋白列举了自１９２３年至１９２７年党内领导层右倾错误共１７例，并且说：“将这些事实一一罗列起来，自己看一看，真正要出一身冷汗！”本来，瞿秋白是把小册子提交给了大会主席团，但在陈独秀那里被扣住，不准散发给与会代表。瞿秋白迫不得已，只好将小册子提交给参加小组讨论的各位代表。
面对瞿秋白的尖锐指责和批评，陈独秀有点坐不住了，不停地吸烟。中共四届常委、宣传部长彭述之早已躁动不安，嘴里叽里咕噜地重复着“见了鬼了”的口头语。
瞿秋白的小册子在代表中赢得了广泛支持。代表们低头仔细阅读着小册子，脸上不时露出一阵阵会心的微笑。淋漓酣畅的文字，精辟深刻的分析，使得连日来与会代表们郁闷的心情暂时舒缓了些许。坐在瞿秋白夫人杨之华身旁的恽代英一边翻小册子，一边笑着对她说：“这个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他是指扉页上的副标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
中国革命中之孟塞维克主义”。恽代英接着说：“目录上的五大问题也提得鲜明，问得实在好！”他指的是瞿秋白在书中所提的“中国革命么？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取领导？领导的人怎样？”５个问题。
此时，仍在上海坚持地下革命斗争的周恩来，在上海工人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失败后，正隐蔽在上海。因此，他不能亲自来参加大会，但十分关注五大的召开。他特地委托上海区委的罗亦农带来了两点意见，一是中央要承认错误，二是彭述之不能进中央委员会。看了这两点意见，陈独秀甚至有点不相信，这些意见竟来自平时看上去那样宽容的周恩来。
在湖南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并卓有成效的毛泽东，也向大会提交了立即普遍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案，这是毛泽东和在广东、江西等地领导农民运动的彭湃、方志敏在会前联合制定的。但陈独秀等人对此不屑一顾，没有将毛、彭、方等人的提案列入大会议程。
５月４日，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出席了大会，并代表国民党中央致辞。随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作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性质》的报告，主要是传达此前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
但在报告中，罗易掺进了自１９２７年２月份到达中国后对中国革命的许多个人意见，其中有很多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５月９日，中共五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等一系列决议案；选举产生了第五届中央委员会，陈独秀、李维汉、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张国焘、任弼时、陈延年、陈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