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维特根斯坦与哲学-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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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就像飞进瓶子里的苍蝇，无助地嗡嗡乱撞。维特根斯坦评论道：“你的哲学目的是什么？是让苍蝇看到飞出捕蝇瓶的途径。”在这里需要理解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表层语法”与“深层语法”之间的区别。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法”并不是指该词通常被理解的词义；而是指逻辑——更确切地说，是指一种特定语言活动的逻辑。语言活动有许多不同的种类；所以语言的“语法”也就有许多不同的运作方式。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看法，哲学家陷进捕蝇瓶中乃是由于只注意到“表层语法”：“在字词的用法中，人们可能会区分出‘表层语法’与‘深层语法’……比如说，比较一下‘意指’这个词的深层语法与其表层语法会让我们生出疑问。这就难怪我们感到很难找到正确的道路。”（《哲学研究》，664）。所以维特根斯坦说《哲学研究》是一种“语法”研究：“因此我们的研究是语法性的。这样一种研究通过消除误解来阐明我们的问题。”（《哲学研究》，90）这就让人回想到《逻辑哲学论》，其中就将哲学描述为“阐明”——又一个表明维特根斯坦早期与后期思想连续性的实例，但是在《哲学研究》中方法是与所主张的观点紧密相关的，表现为这些观点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恰好就是正在运用的方法：因为维特根斯坦关于方法所说的话可以归结为这一主张，即在哲学中我们不应去说明而只应去描述（“说明”表示要构建更多的理论），因为我们不是在努力发现新的知识，而是与此十分不同地在正确组织（并从而让我们自己正确理解）我们对语言和思想早已知道的东西。
维特根斯坦关于方法所说的话注入了他后期哲学中的全部研究方法。使用这种方法的效果随着我们考察《哲学研究》的主要思想而变得清晰起来，这正是我们现在将要看到的。
按照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的观点，要理解语言的各种运作，第一步就是让我们自己摆脱下面这个诱人的但却是错误的假定，即认为可以给出一种单一的关于语言的描述——也就是用一种单一的理论模式来说明语言的全部运作。在这里他所针对的当然就是《逻辑哲学论》；作为回应，他通过攻击该书在《哲学研究》中提出语言是由许多不同活动组成的观点。《哲学研究》的序言点明了对《逻辑哲学论》的语言观的攻击：“（近来）我有机会重读我的第一本书……我突然想到应该将这些旧的想法同新的想法放在一起发表：这样一来后者通过以我自己的旧的思考方式为背景并与之进行对比才可以得到正确的理解。因为自从我重新开始从事哲学工作以来……我已经不得不承认我写的第一本书中存在严重错误。”
维特根斯坦对这些“严重错误”作了具体说明，他不是去谈《逻辑哲学论》原书，而是讲到圣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关于语言学习的说法。维特根斯坦先引用了奥古斯丁若干行原文，其中有“当长辈称呼某物时……我就明白他们发出的声音就是该物的名称”，然后他说：“在我看来，这些话给了我们一幅关于人类语言的特殊图像。这就是，语言中的单个字词称呼物体，这些名称组合成句子。从这种语言图像中我们发现下面这种思想的根源：每个字词都有一种意义。意义与字词相互关联。字词所代表的就是物体。”（《哲学研究》，1）刚才简述的自然是《逻辑哲学论》的理论，但是维特根斯坦使用了奥古斯丁的说法来表明所说的这种语言观既久远又普遍。另外，维特根斯坦说这种语言观还引导我们以错误的方式去研究语言；我们问些错误的问题，特别是“关于语言、命题、思想的本质的问题”，而这就错误地暗示语言的“本质”不是“某种早已展现出来并且经过重新安排便可加以审视的东西，而是某种处于表层之下的东西……‘本质向我们隐蔽着’：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呈现的方式”（《哲学研究》，92）；因此“我们感到好像必须透过现象去看”（《哲学研究》，90）。而这又转而促使人们相信那种被维特根斯坦认为是奥古斯丁和《逻辑哲学论》所共有的错误的语言模式，因为这种模式“看起来好像（我们应该寻找）某种类似语言形式的最后分析的东西，因而也就是寻找每个表达式的单一的完全解析的形式。这就好像是通常形式的表达式在本质上未曾分析过似的；好像其中隐藏着某种有待揭示的东西”（《哲学研究》，91）。维特根斯坦对于这种语言图像的反应是明确无疑的：他否认有任何必要去分析、去发现隐藏在话语中的本质。“哲学只是把一切事物放在我们面前，既不加以说明也不进行演绎。——因为一切事物都已展现出来，也就没有要说明的东西。举例说，隐藏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哲学研究》，126）关键在于刚刚引自《哲学研究》第92条的话：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运作的方式是“某种早已展现出来并且通过重新安排便可加以审视的东西”。
维特根斯坦说，“展现出来”的是这一事实，即语言并不是一种单一的东西，而是一群不同的活动。我们用语言来描述、报告、告知、肯定、否认、推测、下命令、问问题、讲故事、演戏、唱歌、猜谜语、说笑话、解题、翻译、请求、感谢、祝贺、咒骂、祈祷、警告、回忆、表达感情和完成其他许多活动（特别参看《哲学研究》第23节以及比如说第27、180、288、654各节）。所有这些不同的活动维特根斯坦都称之为“语言游戏”。早些时候他在《褐皮书》中就曾使用这个概念来表示语言中一个经过简化的部分，审视这一部分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些有关语言本身性质的知识。在《哲学研究》中这一概念获得了更加普遍的意义；它意指我们所做的许多不同的使用语言的活动当中任何一种活动：“‘语言游戏’这个名词旨在突出指明说讲语言属于一种活动的一部分，或者说属于一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哲学研究》，23）维特根斯坦谈到“语言游戏的多样性”，他在《哲学研究》第23节中列出一个语言游戏目录（大体如上所述）之后紧接着说：“有趣的是将语言工具及其使用方式的多样性、字词和句子的种类的多样性同逻辑学家（包括《逻辑哲学》的作者）关于语言结构的说法进行比较。”这种比较是在语言游戏的广泛多样性与“逻辑学家”和《逻辑哲学论》作者认为语言有一种单一的深层逻辑结构这种错误观点之间划分的。
维特根斯坦使用“游戏”这个词并不是想暗示报告、描述、询问以及其他等等不同的语言活动有什么轻浮或微不足道之处。这些活动当然是严肃的。他使用这个概念的理由见于下面这段文字：
看一看……我们叫作游戏的那些活动。我是指下棋、玩牌、球赛、奥林匹克竞技等等。它们共有的东西是什么？——不要说：一定有某种它们共有的东西，否则它们就不会都叫作“游戏”，而是要观察并确认一下是否有某种它们都共有的东西——因为如果你观察它们，你不会看到某种它们共有的东西，而只看到一些相似、一些关系以及整个一系列相似和关系。……这种考察的结果是：我们看到一个由部分重合和交叉的相似性组成的复杂网络……我想不到有比“家族类似”更能刻画这类相似性的表达式了；对于一个家族成员之间的各种不同的类似性来说：体格、面貌、眼睛颜色、步态、脾气等等等等都以同样方式部分重合和交叉着。——我要说，“游戏”构成了一个家族。（《哲学研究》，66——67）
维特根斯坦在说语言是由各种语言游戏所组成的时候，（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想点出的要害恰恰就是语言并没有可用一种整体理论来发现和阐明的单一本质。为了理解语言的运作，我们必须首先认识语言的不同和多样性——“我不去寻找某种为我们所说的语言所共有的东西，我讲的是这些现象并没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可以让我们用相同的词去称呼它们全体，——但是它们却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互相关联着”（《哲学研究》，65）。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一旦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看出为什么他在《逻辑哲学论》中所持的意义观是错误的：他在该书中主张词的意义就是它所指示的客体；而在《哲学研究》中作者则主张表达式的意义乃是它在构成语言的许多不同的语言游戏中所能派上的用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场。”（《哲学研究》，43）
在《哲学研究》的开头引用奥古斯丁的话之后的前面几节中，维特根斯坦表明为什么《逻辑哲学论》所采用的意义的指示理论本身有很大的缺陷。他的论点简单地说就是：如果词的意义在于它与客体的指示联系，那么这种联系就得由实指的定义建立起来，即通过指着一个客体——一般是用手去指——并说出其名称来实现。这就是维特根斯坦认为是奥古斯丁所持的观点。但是指出实物并不能作为语言学习的基础，因为要懂得一个客体正在获得称谓，学习者就得至少先掌握一部分语言，即称呼客体这种语言游戏。这个论点可以这样加以说明：假如你在教一个不讲英语的人“table”这个词，你用的方法是在说出这个词时实指（指着）一张桌子。为什么学习者认为你是在称呼桌子而不是讲桌子的颜色、功用或其表面的光泽，或者甚至是命令他爬到桌子底下？当然在这个实例中，学习者由于早已掌握了他的母语，很可能会认为当前的语言游戏是称呼客体；但是一个第一次学习者却不具备这样的知识。这样看来怎样才能开始学习语言呢，如果意义就是指示从而依靠实指的定义？
维特根斯坦对实指的定义进行批判的目的是想让我们看清下列一些暗示：第一，同《逻辑哲学论》的理论相反，称呼并不是意义的基础；第二，称呼关系本身并不仅仅是由实指建立起来的声音（或记号）与客体之间相互联系的问题，而是必须通过名称与称呼参与语言活动的方式来理解。第一点是告诫性的，因为在《逻辑哲学论》中全部语言都是用指示模式来说明的，而如今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则表明这种模式不能作为范例来说明全部语言运作的方式——让它作为范例来用甚至是产生错误和困惑的根源。第二点与“意义就是用法”这一概念相关联；这是《哲学研究》的一个核心特征，其含义需要加以说明。
在《哲学研究》中，作者有意不对“意义的用法理论”作出系统的表述。维特根斯坦对于用法概念的使用范围也有意定得宽泛，理由在于表达式的用法正如产生它们的语言游戏一样多变，所以没有单一的公式可以表达其多样性。实际上“用法”这个词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之处；维特根斯坦另外还讲到字词和句子的功用（《哲学研究》，11、17、274、556、559），讲到它们的目的和意图（例如5、6、8、348），讲到其职责（402），讲到其作用和用途（例如66以下），目的在于用这些不同的说法使人对表达式在语言中所起的作用有个总的认识，中心思想就是认为掌握一种语言在于能够将语言中的表达式应用到其所属的许多不同的语言游戏中去。由于语言游戏的多样性，用法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所以找不到一个能够概括它的单一的公式。实际上用法这个概念也不应当被视为一个公式；对维特根斯坦来说，“意义就是用法”这个口号并不是意义的定义。为了掌握这个概念的全部含义，人们必须更多地了解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进行的讨论，特别要结合他关于意义与理解之间的关系的观点以及他认为理解不是一种内心状态或过程，而是“掌握一种技术”的论点（《哲学研究》，99）；这里所说的技术就是遵循规则来使用表达式。
这些问题中有一个在上面一节讨论维特根斯坦的过渡时期时曾经谈过。这就是维特根斯坦终于抛弃了以下思想，即人们通过一个表达式来理解某种东西乃是经历一个内心过程。维特根斯坦特别关注的是反对那种认为理解意义就是有某种东西“展现在人的心灵之前”的观点（像《逻辑哲学论》所提示的，是一个图像或形象）；因为理解一个词并不是一种类似看见红色或感受疼痛的经验（《哲学研究》，140、154、217——218）。这并不是否认也许有一些经验伴随理解过程——某一个词可能唤起一个形象或者由于记忆的联想而产生比如说一次愉快的感受，但是这些经验并不构成词的意义或者人们对词的理解。在这里维特根斯坦是在驳斥那种认为意义的根基在于感官经验的经验主义观点；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否定这种观点会导出两个论点：第一，人们并不是通过在学习者心中建立起字词与对某个客体或某种情形的体验之间的联想来教授词的意义的；第二，我们在使用表达式的不同场合赋予表达式意义，而这并不靠每次都有同样的经验或者经历相同的心理过程。
维特根斯坦为了驳斥这种认为理解是“内心状态或过程”的观点给出了好几个理由。一个理由是意义和理解这些概念的逻辑不同于经验概念的逻辑（即他所说的“语法”）。让我们看一下疼痛：这是一种经验，我们能说疼痛延续时间的长短，是脚趾痛还是头痛，是剧痛还是隐痛。我们对于理解表达式却不能讲任何这一类的话；我们不能讲长时间理解表达式，或者在脚趾上理解，或者剧烈地理解。另一个理由是同一个表达式让不同的人联想到不同的形象或作出不同的反应；因此表达式的意义不可能存在于这些伴随的心理现象之中，人们对表达式的理解也不可能如此（参看《哲学研究》，137——138）。第三个也许是最重要的理由是：就理解一个表达式而言，仅发生一种特殊的内心过程是不够的。为了具体说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维特根斯坦以“立方体”一词的用法为例，说以为在“人的心灵前”出现一个立方体心理图像就是理解该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