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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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缺乏驱使周恩来投身革命的那种热情和赴汤蹈火的献身精神。
在欧洲的四年时间里，周写了数以百计的信，邮寄了数以百计的明信片。单是邓颖超一人便收到了　250　多封信。在他搭乘“波尔多斯”号邮船前往法国的途中，每经停一个港口，从西贡、新加坡、到科伦坡，他都要写信。在每一个港口，当时还是法国或英国的殖民地的那些国家，船上的中国学生都受到歧视，上岸都需有通行证，而船上的欧洲人则来去自由。恩来感叹道，“我们感到中国人被瞧不起。”在西贡，大批华人挥舞旗帜，点燃鞭炮，欢迎中国学生。恩来在　11　月　16　日给弟弟恩寿的信中描述当时的情景：“西贡虽说是安南地方，我国人居住这里的很多，也是一个海外华侨聚集地啊。”
对于西贡，他描述道，“如同天津一样。河身九曲三湾，直通海口，大船一直进入，紧靠码头。”在科伦坡，他看到许多苍蝇叮附在骨瘦如柴的筑路工人的身上。”他们被当作了畜牲，没有被当作人。”周对这些工人所受的欺压和蹂躏非常愤慨，对同学们说，”难道我们自己就没有责任吗？一个国家的衰亡既有外因，也有内因。”我们到外国去就是为了学习如何改变这种衰败现象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他手里拿着字典，试图与法国和印度水手交谈，他迫不及待地要掌握法语的某些概念。12　月　13　日，“波尔多斯”号在马赛港停舶。华法教育会的一名成员在码头接他们，把他们送上前往巴黎的火车。在巴黎，恩来与南开同学李福景呆在一起。在话剧《一元钱》中，李福景曾扮演男主角，周恩来扮演女主角。漂亮的刘清扬及其丈夫张申府也到了巴黎。他们是搭乘“大山”号轮船在周恩来之后于　12　月　27　日到达法国的。恩来喜出望外，尤其是因为一年前刘清扬还曾与他一道进过监狱。张申府当时已是共产党员，肩负着在留法的中国学生中发展党员的使命。
周恩来抵法不久，便卷入了学生与华法教育会之间的纠纷。华法教育会是用庚子赔款中的部分拨款建立起来的，负责中国学生的“工作和学习计划”。庚子赔款产生的背景是：1900—1901　年中国人民掀起对西方大规模的反抗运动，领头的是一批自称“义和拳”的人。西方为了镇压这些反抗，1900年夏组成八国联军进攻中国，在义和团失败后，作为对中国的惩罚，西方要求中国付出一笔苛刻的赔款，西方起名为“拳手”赔款（中国人称之为庚子赔款）。据说这笔赔款数额相当大，需要　39　年才能付清，当时规定中国政府用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随着新学堂的建立，西方对华政策有所缓和。西方感到，通过培养一个“西方化”的知识分子阶层来进行文化渗透比起迄今一直使用的残暴方法较为妥善。于是，部分经费便被用来资助旅法和旅比的中国学生。青年们实行勤工俭学，部分时间在工厂做工，部分时间在指定的学校学习。学生们所得的津贴微乎其微，不够维持生活。华法教育会十分腐败，大量的钱被装进了官员们的私人腰包，而对学生漠不关心。恩来给一贯资助他的南开学校创始人严范孙写信，斥责华法教育会。他还给天津由基督教徒支持的中文报纸《益世报》投寄揭露性的文章。他描述学生们如何在拥挤不堪的华法教育会办公室里转来转去，为了领取一点点津贴，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有好些学生出国的资格不合规定，所学法语不够使用，也不掌握熟练的技能，“有由工人变为艺徒者……有因身体软弱不堪重任，自行告退者……”有些学生只能挨饿，因为他们所得的钱还不够买食物，微薄的收入难以支付学费。“刻苦甚者或能干长期工作五年后，得储有三年之读书费。”周恩来还指出“而工作之寻找亦不颇易，因法国工人固不甚欢迎中国人之以贱资夺其地位也。”②
也许是由于这一情况，恩来和李福景于　1　月　5　日赴伦敦，一度住在罗素广场附近的伯纳德街　35　号。这是一所学生寄宿的房子。两人报考曼彻斯特大学，不过恩来还报考了爱丁堡大学。在等待学校通知的日子里，他在伦敦考察，写了无数信件和明信片，收集材料为《益世报》写更多的文章。他每天购买英文报纸，研究报上的文章。他考察了伦敦东区的码头，留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伤残人员，研究了失业人数，评述了英国的机构和议会民主，并对工党的组成感到兴趣。他在给表兄陈式周的信中写道：”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他开始思索革命的问题。假如在苏联通过暴力推翻统治阶级来实现革命，也许在其他国家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实现革命。显然，他在英国耳闻目睹的社会革命在他看来是一种非暴力的变革……然而，它能否适用于中国？他留学的目的“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③
爱丁堡大学准备接受他，他毋需通过入学考试，只要进行英语测验。可是新的学期要到　10　月开始，而此时才　2　月。在秋季到来之前，周如何生活呢？他再次给恩人严范孙写信。他已决定要学习，严是否可以利用他与教育当局的关系帮助周获得一笔奖学金呢？鉴于他的籍贯是绍兴，也许可以获得一份浙江省的奖学金？奖学金没有获得，不过严还是对周和李福景解囊相助。然而，英国的生活费用太昂贵，恩来在　3　月又回到了法国。他给表兄陈式周写道：“英国生活程度之高为各国冠，每年非中洋千元以上不易图存，其他消费尚不论也。”④
但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劳动、罢工，以及工党的发展继续吸引着恩来。他要求朋友们把英文报纸邮寄给他，在　1922　年　3　月　25　日从柏林发出的一封信中还特别提到了伦敦《泰晤士报》。
他一共给《益世报》写了　57　篇文章，内容涉及英国的外交政策、英国煤矿工人的罢工、英国工党、英国警察在爱尔兰和在中东的暴行。

回到法国后，他在科隆贝呆了一段时间，他的英俊和举止文雅很使丧偶的女房东喜欢。她只知道他是“骑士先生”，因为他护照上的英文名字为“约翰奈特”（英文“奈特”的意思为“骑士”——译注）。两、三个星期后，他离开科隆贝前往蒙塔尔吉与刘清扬及其丈夫呆在一起。那里的一所学校里有许多中国学生，他们已组织起一个“勤工俭学励进会”，里面还有好几位从湖南省来的学生。能言善辩的蔡和森、其妹蔡畅及和森的夫人向警予，三人均是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会员。新民学会常在蔡家的屋子里开会。蔡和森及蔡畅的母亲是最早的出类拔荤的女性之一。她不听旁人关于不要冒险长途跋涉前往一个野蛮国家的劝告，毅然陪同儿子、女儿和儿媳来到了法国。（她说，“要活到老、学到老。”尽管她不去上课，但对学生们的所作所为却了如指掌。）
恩来在巴黎经刘清扬和张申府两人的介绍，于　1921　年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来他的入党日期被确定为　1921　年。⑤
他立即受托开展“政治和组织工作”，由另一名学生赵世炎协助他。他们的工作包括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形势报告会，为共产党物色新成员，分析评估他们的表现，与非马克思主义组织展开辩论，保存档案材料，尤其要注意保密。不到两年的时间，保密工作变得十分关键，因为法国警察奉命对共产主义的渗透保持警惕，开始搜捕“极端分子”。
在以后的四年时间里，无论在法国、比利时，还是在德国，周恩来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旅欧学生各种组织开展活动的主要负责人，这些组织部与共产党有联系。这使得他上大学、求学位、甚至在工厂长期做工等等希望都化为泡影。
他曾进一所学校学了两个月的法文。他给朋友写信说，“讲好法文很重要。”一位名叫拉波波尔的法国共产党人辅导他的法语。但是，党的工作和需要迫使他的学习时断时续。由于他自己没有钱，所做的工作又无报酬，他就靠为报纸写文章来维持生活。他不仅给《益世报》写，还给其他报纸写。这时南开校董，严范孙再次解囊相助。对于这种乐于助人的精神，周恩来总是十分感激的。”许多爱国老人以私人身份资助我们留学生，但他们不带有任何政治目的。”后来，当朋友们质问严范孙帮助共产党人时，严回答说：人各有志。
周恩来担任中国总理时，当法国的客人或新闻记者问起——或更确切他说是谈起——他曾在比扬古的雷诺汽车厂工作过时，他开怀大笑，避免作正面回答。但是，在他与中国大学生的讲话中，他很坦率：“我从未当过大学生，也未当过工人。”⑥他只是偶尔地当当工人，穿上工装裤在这个或那个工厂做做临时工，目的是与那里的中国工人接触，寻找对象，发展他们入党。尽管他偶尔也身着粗布劳动服出现，他说他从来没有在法国的任何工厂里长期做工，这一点是可以令人相信的。
他的工作很快见效。到　1922　年，他已发展吸收了一批学主进入新建立的中国共产党，而且还有更多的学生被当作发展对象。在这个“旅欧支部”（周恩来曾在其支部所在地霞落瓦大学度过儿个星期），有一些人在中国未来的革命中将成为杰出和有才干的领袖。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他们保持着联系。由于他们与法国文化和思想的接触，他们对世界的未来都有更广阔的憧憬和更深刻的认识。40　年后，当周接见某些法国外宾时，对于法国文明的好的一面给予了不少赞美之词，而对其另一些不良的地方则巧妙地闭口不谈。不过，他把在法国的生活说成是他自己革命生涯的开始，乃是由衷之言。
他迁到比扬古区，在戈德弗鲁瓦　17　号一座小旅馆的二层租了一间小房间，这里现已成为许多中国学生前往参观的一个地方。小小的房间里放着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洗脸盆安装在楼梯井上。一张照片是当年周在旅馆外面照的，穿的衣服很不合身，头发也未梳理，袖子缩到手腕上面，裤腿高高地吊在脚踝上面，显然他的体材已经超出了他的衣服。他当时的生活非常窘困。他随身带去一只小炉子，用来熬白菜汤，泡点面包片，这便是他一天的主食。
他的工作性质使他学会了扮演各种角色，因为不久以后，他就不得不进行化装，有时向比较富裕的学生借衣服以显得自己阔绰，有时又穿得象位工人。由于他英俊潇洒，所以很受人们的喜欢。他每到一个城市都要徒步作许多考察，巴黎更使他着迷。他走过许多大街小巷，透过玻璃橱窗，仔细地观察每一件细小的日用品，并记下了它们的价格。他常常光顾拉丁区的咖啡馆，在那里会见的人士中有许多后来被发展为共产党员。他在那里似乎也喝过无数杯免费的咖啡。40　年后，在　1964　年，周恩来总理还通过中国在巴黎新建的大使馆为他在拉丁区奥罗里咖啡馆“赊帐喝过的数百杯咖啡”还了帐。
周恩来是否出于坚定不移的信念加入了共产党？入党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曾经犹豫不决、认真“推求比较”，即使在他入党的时候，也不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盲目信仰，而是确认了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实行变革的最好、最彻底的办法。他说道，“这是一门科学理论，就象爱因斯但定律一样。”他从来都不是理论家，也不是空想家。未经实践，未经忖诸行动的思想在他看来只不过是脑力劳动。“我国最大的障碍是生产率低，教育不发达，我们需要工农业技术，但是教育是基础……生产率和教育是分不开的。”单凭教条永远也救不了中国，需要有某种政治结构来指导和改变中国的社会。周恩来要试一试马克思主义。
他是建党工作最需要的人材，因为他冷静、机敏、孜孜不倦。他能言善辩，满口珠玑，使犹豫徬徨者心服口服，使迷失方向者重新坚定立场。他从不发火，与一些易冲动、脾气暴躁的人争辩时表现出巨大的耐心。他公开承认不是“理论家”、“意识形态非我长处”。蔡和森和另一名湖南学生李立三却与他不同，两人都好吹毛求疵。尤其是李立三，虽然擅长演说，却喜欢以争辩来出风头。“每当有什么事情要做，我们都总是想到恩来，”同志们这样评价他。“有一些人爱出风头，周却不是那样。”

旅欧的中国学生在法国有　2000　名，在比利时和英国各有　200　名。在德国究竟有多少不得而知，因为由于马克贬值，引起可怕的通货膨胀，许多中国学生涌往德国，在那里生活和学习要比在英国和法国便宜得多。周本人旅欧时期，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德国度过的，“那里的生活费用低廉。”由于工作的需要，他奔波于法国、比利时和德国之间，他可以在这三个国家中的任何一国逗留较长的时间。1922　年初，他再次前往伦敦，但很快又回到巴黎。“我不喜欢那里。”他发现，英国警察对于象他那样行踪不定的中国学生深为疑虑，并且时常加以骚扰。
来往于几国之间以及为了避免警察怀疑他是个流浪汉或极端分子，需要做一、两身较好的衣服，均由共产国际出钱。
一位名叫苏珊吉罗的法国女共产党员定期送钱来给中国共产主义小组⑦。周恩来还负责把一些未来的党员从法国、比利时和德国通过柏林送上火车，安全地转送至莫斯科，去接受革命的系统教育。
除此之外，他还与中国商人和饭店老板进行接触。他那热情友好、平易近人和讨人喜欢的作风赢得了大家的好感。许多人自愿捐款帮助穷学生，不少人多年来一直亲切地怀念他。
他还负责以旅法学生的名义给中国驻法公使馆起草请愿书或抗议书。此时，他已集风度翩翩、优雅洒脱、辩才敏捷之大成。他在不同学生派别中进行调解的奇才有口皆碑。除非在他的同事中有谁养成狂妄的恶习，他从来都不会生气。他从不指手画脚，也从不自高自大。他一贯以襟怀坦白与和蔼可亲的面貌出现。然而，实际上他是个内情深锁、滴水不漏的人。对此，他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