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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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请代我向周总理问候……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在万隆的讲话。”
在一段令人神往的日子里，亚洲国家间似乎出现了一种崭新的手足之情。猜忌和疑虑烟消云散了。周仍在个人会晤中继续他的工作。他沉着冷静，彬彬有礼地驳斥了西方及亚洲记者对中国的指责，他邀请与会代表以及“任何其他人”访问中国。“请你们亲自到中国来看看。任何人都会受到欢迎。”　周察觉到形势有利，抓住时机表示愿与美国就台湾问题举行谈判。“我们不想同美国打仗。我们愿意坐下来谈判。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可以。中美两国人民应该增进相互之间的友谊。”
每天，周在花园里坐上一两个小时，或者休息，或者与章汉夫及其他中国外交官谈论亚非会议的前景。他陪伴苏加诺观看歌舞表演，因为苏加诺非常爱好歌舞。大多数中国工作人员觉得当地炎热的气候令人难以忍受，就不断地开着天花板上的吊扇，周发现苏加诺和他的外长苏班德里约怕风，只要他们在场，电扇就被关
面对心怀疑虑的泰国和菲律宾代表，周施展魅力，声称：“我们是邻居”，并强调和平共处。对日本人，周谈论贸易。三年前，他就向日本提议过建立商业联系。他现在又指出，大连和旅顺是十分理想的贸易港口。“我们对任何人都没有侵略意图。”他派遣诗人郭沫若访问日本。郭曾在日本生活多年，并娶了一位日本妻子。周向缅甸的吴努赠送了一件保存在中国许多世纪的珍贵文物——佛牙。他赞扬诺罗敦西哈努克奉行的柬埔寨中立与独立的政策。阿富汗总理邀请他访问喀布尔。巴基斯但的穆罕默德阿里向他保证，即使巴基斯但是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国，也将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巴基斯坦担心印度的侵略，并不担心中国的侵略。周说，他对此表示“理解”。巴基斯坦曾在会上提出谴责“共产帝国主义”的决议，而周成功地将该决议的措辞改为“谴责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
埃及的纳赛尔向周谈论了苏伊士运河问题，周答应给予道义上的支持。开罗成为周手下外交官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活动中心，阿拉伯语也成为中国外语院校教授的主要外语之一。周邀请伊斯兰教阿訇参观中国的清真寺。“我们不反对去麦加朝圣。”中国政府不是拨款重新粉刷、修饰中国境内的清真寺了吗？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在会场走廊里活动，周与他们进行了交谈。这位文雅的总理对他们说，“每个国家部有能力自己解放自己。”中国肯定会向民族解放阵线提供武器装备，但是仗必须由阿尔及利亚人自己去打。
“我们的原则是求同存异。”这是周无数次谈话的主题。他幽默地笑着对某位特别喜欢漫骂的代表说，”我们之间意见不一致，但是承认不一致本身就是某种一致。”周还反对在会议上公开指名谴责任何国家。“这里不是亚洲国家之间互泄私愤的场所。”
万隆（会议）对周恩来来说，是一次巨大的个人成就，对中国来说，则是一次打破国际性封锁的胜利。然而，据说他回到北京却受到一些人的指责，说是仔细读一读他的发言，就会发现他所说的共处，政治上是不纯的。指责者说周曾用过“让我们和平共处”的字眼，那是不是意味着愿意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周还必须解释“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受到诘问，但反应机敏的周解释说，“我的意思是指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和文化的殖民主义。”同这样一些朋友和同志相处，周是否有时会觉得同敌人斗争反而更容易一些呢？
　　

周从万隆带回了海外华侨问题。一些西方以及当地的报纸正在掀起一场反对华侨的运动。一些报刊宣传，华侨是中国对东南亚抱有帝国主义企图的实证。新加坡的某位记者甚至出书，将海外华侨一律说成是潜在的北京的第五纵队（12），周解释说，居住在海外的华侨并不是历届中国政府的政策蓄意造成的，而是西方殖民国家造成的，因为他们需要廉价劳动力从事开矿、种植和筑路。数以百万计的中国贫苦农民从国内人口多的省份跑了出去。他们在东南亚热带地区劳动耕种，在美国和加拿大修筑铁路，在巴拿马开凿运河。中国人的生存能力与勤俭持家的本领使他们当中许多人富裕起来，少数人发了大财。
逐渐海外华人形成了组织严密、经济实力雄厚的华侨社会。他们有自己的学校、俱乐部、福利组织……随着东南亚国家的独立，这些华人应该效忠于谁呢？是他们的祖籍中国呢？还是他们得以富裕起来的那些定居国呢？苏加诺和周避开那些喜欢打听秘密的记者，两人谈起了华侨问题。苏加诺问周：“我亲爱的兄弟，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您会原谅我向您提问，我们印尼人十分忧虑。”周点点头。“这的确是个问题。几十年来，包括蒋介石统治时期，一直沿用以血统确定国籍的原则。每个中国人一生下来就是个中国人，无法改变，即使他已经有了外国护照。其实，这意味着自动取得双重国籍。”1950　年，中国新政府成立由廖承志负责的侨务办公室，——廖本人即出生于“华侨”家庭——以联络世界各地的华侨，并使他们团结在新政权的周围。
4　月　22　日，周恩来与苏加诺出席中国和印尼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的签字仪式。中国放弃以血统确定国籍的原则。海外的华人可以放弃中国国籍，加入所在国的国籍。“如果他们愿意回到祖国，他们将受到欢迎。如果他们加入所在国的国籍，他们应该得到公正的待遇，但将不再是中国公民。如果他们仍想保留中国国籍并继续呆在国外，他们不得参加所在国的任何政治活动。”（13）这一方案似乎使苏加诺感到满意。但是华侨对此十分不满，在感情上觉得被出卖了。16　年后，马尼拉的一位菲籍华人还向我诉苦，说获得了菲律宾护照就被褫夺了中国国籍这一天生的“权利”。蒋介石在台湾宣称，海外华侨可以永远得到他的保护。他决不会放弃以血统确定国籍的原则。在以后的几年里，周恩来曾数次不得不在出访中介入此事。他向各地华侨解释，要保留中国国籍就很难保证他们在当地不受歧视。但是，要使海外华侨接受这一条约则非常困难。海外华侨巨头们大声威胁说，如果中国“抛弃”他们，他们就转向台湾。1959　年秋，印度尼西亚颁布命令，禁止印尼华人从事某些小本经营的商业和零售生意。接着发生严重的fan华暴乱，造成数千人死亡，大量财物遭到毁坏。1960　年　1　月，苏班德里约来到北京，双重国籍条约得到批准。双方成立了执行该条约的联合委员会。周恩来派船去印尼接回了　20万以上的印尼华侨，并为他们建筑住房，准备了特殊的食品供应。然而，海外华侨仍旧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的祖国。1973　年，周恩来再次谈到了这种关系，流露出真挚的感情：“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即使他们在国外生活了一辈子，他们仍然希望，叶落归根，死后埋葬在祖国的土地上。”

注释
①　关于日内瓦会议的大部分资料来自中国方面，例如，周恩来的译员浦寿昌撰写的回忆文章和王炳南大使撰写的回忆录，王炳南大使未经编辑的英文原稿尚在本书作者手中。关于万隆会议部分来自章汉夫谈话，和中文版的《周恩来书信选集》、《周恩来选集》下册，以及其它来源。
②　浦寿昌（1922—），曾先后在中国上海的圣约翰学校和美国的哈佛大学上学，是周多年来的主要译员之一。最近刚用中文撰写了有关日内瓦会议的回忆文章。曾数次接受本书作者采访。
③　日内瓦会议上的发言请参见《1954　年关于印度支那和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纽约，绿林出版发行公司　1969　年出版。亚洲学会会长肯尼恩特杨为该书写了序言。出席关于朝鲜问题会议的，共有十九个国家：美国、苏联、中国、英国、法国、北朝鲜、南韩、澳大利亚、新西兰、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希腊、荷兰、菲律宾，泰国、卢森堡和土耳其。
④　奠边府战役于　1954　年　3　月中旬开始，在中国人民的支援下，越南人民军于同年　5　月　7　日攻克法国人占领的奠边府。这次战役迫使法国于　1954　年　7月　21　日在《日内瓦协议》上签字，同意从印度支那撤军。
⑤　1945　年在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斯大林和丘吉尔撇开法国和中国；决定把北纬　16　度作为美国支持的南越同北越之间的临时分界线。
⑥　1953　年12　月，周恩来在北京与印度代表团会谈中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请参阅本书以后章节），当时的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后来尽管字面上略有修改，但其基本内容没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今仍是指导中国与所有外国关系的基本准则。
⑦　东南亚条约组织由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与美国签订，共同反对“侵略”。但是，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波哥拉旋即向周恩来保证，巴基斯但参加该条约组织只是为了防备印度，以确保自身的安全。1972　年　11　月　8　日，巴基斯坦宣布退出该组织，1977　年6　月该组织正式宣布解散。
⑧　王炳南告诉本书作者的，此外，周恩来　1960　年在与本书作者以及英国记者格林谈话时也提到过。
⑨　何文楼大使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后担任越驻法大使。1988　年　9　月至　10　月与本书作者在河内和巴黎交谈过。
⑩　在　60　年代。周恩来与本书作者交谈时，明确表示他不希望任何东南亚国家立即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请参阅以后各章。
（11）本书作者曾与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在他的著作《出乎意料》（第　393—396　页）中也提起过。
（12）参见罗伯特埃勒根特撰写的《龙种》。
（13）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关于海外华侨问题的讲话。关于华侨问题的详细背景情况，请参阅维克多珀塞尔撰写的《东南亚的华人》。


第三章　　百花齐放——推行中国式民主的尝试（1956—1957）
——周恩来对知识分子所受的对待深感不安，并声称这会阻碍中国的发展与进步
──1956　年　1　月周发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讲话
——毛着手为允许自由辩论的百花齐放运动捍出理论依据
──周和毛修改照苏联模式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论十大关系》一文发表，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着重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1956　年周恩来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1956　年的匈牙利和波兰事件
——周飞赴莫斯科、华沙和布达佩斯，在如何处理波匈事件问题上与赫鲁晓夫产生意见分歧
──1957　年中国共产党内部对百花齐放方针的分歧
──1957　年　5　月公开宣布百花齐放的方针
──1957　年　6　月批评洪流被迅速制止
──1957　年　7　月至　8　月反右派斗争开始
──1957　年秋周恩来的尝试失败，周本人失去毛的信任


令周恩来非常痛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对知识分子的伤害和贬低在不断加剧。民主革命中，正是周组织了无形的，却富有成效的第二战线，把中国并不信仰共产主义、但却是爱国的知识分子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这是蒋介石垮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由于周苦口婆心地劝说，许许多多知识分子，甚至包括敌视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才留在中国参加建设和现代化工作。周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的言行令人信服，他的信念和献身精神在他们的心中激起了反响。他们希望并且相信，正如《共同纲领》所规定的那样，他们在把可爱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这一崇高的事业中，能够贡献自己的才智。因此，他们留了下来。可是，1951　年以后各种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使他们遭到越来越多的政治折磨、伤害、毫无根据的猜疑和惩罚。最初，出于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他们逆来顺受，然而，知识分子的荣誉感和自尊是一种真实而强烈的感情。从传统上讲，中国的知识分子属于社会精英，他们受人尊重，享有威望和荣誉，但是现在知识分子蒙受屈辱和完全不公平的对待。尤其令人感到羞辱的是他们必须接受比他们受教育低得多的党员干部的“监督”和“指导”。共产党　70％的党员来自农村，属于半文盲。据估计仅有　11％的党员“受过教育”，而在这　11％当中不到　1％的党员是“高级知识分子”，即教授、科学家、工程师、受过大学教育的或作家。1953　年以后，对于知识分子受到的对待，周最初的反应是隐藏在内心的忧虑不安，随后便公开表示自己的恼怒和愤慨。他进行规劝，但无济于事。他很清楚农民在传统上对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士大夫阶级是敌视的，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阶级斗争的观念强化了这种中世纪式的愤恨。大多数知识分子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当时唯有这些家庭能够供养子女读书，所以很容易把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归之为“阶级敌人”。此外，知识分子的工资总的说来高于基层党员干部的工资，甚至高过那些监督和指导他们的党支部书记的工资。很显然，结果是造成一种使人窒息的怀疑和压制的气氛。周恩来召集了许多次会议和座谈会，试图收集有关知识分子在大学及其他机构遭到骚扰的材料。他得到了受过美国教育的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党外著名作家茅盾、郭沫若以及其他人的帮助。周反复强调说，“造成一种气氛，使知识分子不再因为恐惧而不敢工作，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言而喻，他注意到这种局势阻碍了进步。周恩来厉声说道：“一些人自杀了……他们无法容忍所受到的对待。”郭沫若告诉我，有一位教授正在看一封朋友从国外寄来的信，党的书记一下把信从他手中夺了过去，“你在看什么？……让我们查一查有没有颠覆内容。”①
1956　年　1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