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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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奔洌趺魃踔链┳郑赡苷獯我彩峭趺鞔�237的。这段话是 1988 年我在北京采访一位从事周恩来生平研究的人告诉我的。
新四军问题是反周的另一个题目。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新四军没能建立游击根据地，而以“正规部队方式行事。难道这是周的过错吗？”⑥学者们告诉我，在这个问题上，有人对周批得很凶。
审查还涉及 1928 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六大。周恩来在一次大型的干部集会上作自我批评时说：“在关于如何评价六大问题上，我们有许多分歧，甚至是严重的分歧。我参加了六大的工作，是负主要责任者之一。目前在延安还有九位同志，当时部参加了。
1939 年秋周恩来曾去苏联，部分原因是治手臂的伤，同时也为了与共产国际会谈。有人把这件事也提了出来。周说他去苏联是向共产国际谈长征初期王明、博古、李德的错误，还有他自己的错误。他说是毛泽东拯救了参加长征的人。这些与翻译师哲向我们谈及周恩来在莫斯科的谈话内容是相吻合的。他谈得很巧妙，最后共产国际还通过了一项决议，同意毛在党内居主要地位。
有机会看到许多至今仍属保密文件的研究人员在 1988 年告诉我：“周恩来对这些批判会处理十分得体，使那些对他的批判难以为人们所接受。……”对周的批判前后持续了六周。
康生为了表明他是坚定地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搞了一场长达十个月的“抢救运动”，这场运动严重地破坏了党性和党的凝聚力。在 40 年之后的 80 年代，我还能感到这种破坏性的后果。康生用“逼、供、信”的办法，“压那些怀疑对象，要他们但白交代，然后把交代材料作为证据。”审讯时逼供的方法是中世纪式的，使用了酷刑。他曾向那些惊恐万状的干部吼叫：“我知道你们中有多少人是特务。你们为什么要来杀我们？你们是没东西吃吗？你们想要的难道还不够吗？可是你们还发牢骚，搞阴谋，……”他这么说是因为确有一些受过文化教育的人写了一些批评文章。这些人不适应中国贫穷农村存在的原始生活和粗鲁武断的作风。康生说，他们是人民的敌人，渗透进来的分子，……各个组织部必须把他们清除出去，……还限定具体的指标。一位幸存下来的当年的“罪犯”告诉我说：“有些人坦白承认了一些他们根本没有干过的事，……他们迫使自己相信是犯了罪的人，……真是出奇。”
周恩来出面进行了干预。陈毅也说话了，他直接找了毛泽东发了一通火。“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这样地对待我们的人。”周挽救了那时还很年轻的陈慕华，她后来担任了中国银行的行长。她被指责为特务，理由是她的一个叔叔是蒋介石的一名将军。当时由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损失惨重，许多人因为是知识分子而被定为特务、叛徒、fan革命分子。北方局却几乎没有触及。
康生被迫做了自我批评。他把责任推给底下的人，说他们热心过分。这时他已被称为弥勒佛的李克农取代了。许多干部恢复了工作。毛本人也在两次大会上就过火行为承担了责任。周恩来也得到解放。
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上谈到党的历史时总结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他又说：“中国共产党将要更负责地更独立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⑦但他拒绝当时已经开始的对毛的近乎歇斯底里的吹捧。一次在党校做的报告中他曾谈到，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也要从经验中学习，比如中国革命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毛泽东同志也是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认识的。他说我认为当时毛泽东同志也还没有这些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⑧他还引了毛在一封信中的话来支持这个论点。他对同志们说：”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⑨
他批评了王明，但很有分寸。也许是由于周的缘故，王明、博古还有国际路线派的其他人才未遭清洗。直至 1956 年王明主动要求去莫斯科前，他仍然是中央委员。去世之前，他一直住在莫斯科。
延安沉浸在对毛的一片赞扬和歌颂声中，每天都有歌颂毛的诗歌和文章。例如，当时的气氛从一位著名诗人⑩写的诗句中可见一斑：“只要毛泽东出现在人群中，立即掌声雷动，……他时时刻刻都在沉思，一手推倒敌人，一手迎来更多的朋友。……”
在与蒋介石的统一战线政策上，周恩来是与毛有过争论的。他不参与别人的争权夺利的活动，但却坚信对待国民党应与战争的形势变化、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一井考虑。当时已有迹象表明美国对中共有兴趣，因为美国记者们报道称共产党部队是唯一对日作战的部队，而蒋介石拿了美国人的钱却不打仗。但周恩来坚持认为，美国并没有放弃蒋。所以尽管反共磨擦和对延安的封锁并未停止，统一战线仍必须是党的纲领，这样做有好处，因为它表明了中共的善意。“人民希望和平，……他们希望民主改革，……为此我们必须在平等和互让的基础上继续与国民党谈判，……但是不应该让人们认为合作就是合并。……”
周恩来是否真正认为有可能与蒋搞联合政府呢？他当然为此竭尽了全力，以使这一计划得以实现。由于美国的出现，现在更有必要保持各种可能的选择。美国似乎认为，中国巨大的人力资源是对付日本的最终武器。美国人会不会考虑与抗日干得出色的共产党人进行某种形式的合作呢？
1944 年 3 月 12 日，周恩来主持了纪念孙中山的仪式，孙于 1925 年 3 月12 日逝世。这是为了在国民党内那些仍然追随这一伟人的人中争取人心。6月，他邀请驻重庆的中、西方记者访问延安。即使去者寥寥无几，报纸仍然可以宣传一番，事情果然如此。7 月 4 日，周恩来还主持了一项纪念美国独立日的大会。
周恩来有 15 个月不在重庆，这期间的重庆办事处的工作由董必武和王炳南主持。这期间不断地与国民党就新闻检查、查封和滥捕无辜发生冲突。王炳南向周通报全部情况，而周也给王炳南回信。他嘱王“在美诸友来信，均望你们代为回答。”他还让王搞点盘尼西林，因为王稼祥在长征中两腿受伤后一直需要这种药品。周在信中这么写道：“你们人手不多，而忙又加甚”，感谢王“送来的材料及 O。w。I。的照片通信，对此间都极有用处。”还有一笔感人的旁注：“上次小超送夫人的瓜与西红柿，不知收到否？”邓颖超在延安的菜园子似乎获得了大丰收。
美国副总统华莱士 6 月来访使共产党人感到是对他们有利的变化。美国记者们写了不少关于蒋介石和他如何指挥军队的报道，内容对蒋毫不客气。史迪威中将受罗斯福的派遣出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但觉得无法与这位委员长共事，蒋亦有同感。罗斯福 1943 年在开罗对蒋所作的许诺后来在德黑兰（1943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2 日）被取消了，蒋为此感到愤愤不平。华莱士前来进行调查访问时，带来了罗斯福的亲笔信，要求蒋同意美国向延安派出观察组。
蒋勉强同意了。这支由曾在华工作多年的国务院外交官谢伟思和武官包瑞德率领的美军观察组（11）于 7 月 17 日坐飞机出发。飞机在着陆时螺旋桨撞上了一块无人注意的碑石，但却安然无恙。这次事件也同时使双方热乎起来。美国人满脸笑容地出现在机舱口，当时在机场的叶剑英十分高兴。“我喜欢你们美国人。我们中国人碰到这样的事会觉得丢了面子。”那天晚上为观察组举行的宴会上，周说：“英雄受了伤。我们认为你们的这架飞机就是英雄。”
延安艰苦奋斗的生活习惯，坦诚、平等作风，八路军人强马壮，严守纪律，电台的高工作效率，一切的一切都给美国人留下了印象，同时产生了感情上的影响。这与重庆的贪官污电对待穷人的冷酷无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不是什么部好，但我们全力以赴。”周是这么说的，他说的是实话。他的话令人信服。他冷静评论蒋介石，说这个人“还不坏”，但却“在派系中随波逐流，……周围是一批不出好主意的无能之辈，……”但他不认为蒋的政府会马上垮台。谢伟恩、包瑞德和观察组的其他成员对这次访问的评价是挺不错的。但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们却成了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的牺牲品。包瑞德后来写道：“我在 1944 年犯下的错误是没有把中共看作是美国的敌人，……我把他们主要当作与我们共同抗日的盟友，……”
周恩来告诉美国人，他的希望是实现联合政府，只要蒋介石能够承认中共为平等的伙伴就行。“美国人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好合作。中国必须工业化。只有依靠自由企业体制和外国资本的援助才能实现这一点。中美两国的利益是连在一起的。两国可以和睦相处。……”
毛泽东想得更远。他表示虽然中共将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但是“如果美国愿意提供援助，”剧烈的社会改革可以“推迟 20 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他和周为中国设想的蓝图类似于美国对西欧的马歇尔计划。“苏联在战争中损失惨重，……它将忙于自身的重建。我们准备作出让步。”周恩来曾经说道：“革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将走过一段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时期。”
这是一项长期的计划，周恩来将为之而进行奋斗，虽然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毛越来越偏离这一计划。中国在 80 年代的“开放”应归功于邓小平，但实际上早在 1944 年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及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就有这种想法了。
美军观察组还没有离开延安的时候，华盛顿的政治风向已发生了变化。罗斯福反复无常。这位年迈总统的变幻莫测令他的下属感到吃惊，但人人都缄口不言。罗斯福的思想集中在与斯大林进行对话上，他认为战后世界的稳定是一件应由他与俄国人商定的事。他现在认为有权可以根据他自己掌管世界的想法去分配其他国家的领土。戴高乐就对他关于分割法国的建议十分反感。当美国总统同意将满洲的中国港口大连这个全天候的不冻港置于“国际监督之下”让给苏联时，斯大林是很高兴的。这种国际监督意味着美国和苏联的监督。罗斯福还同意俄国人可拥有满洲的铁路权，承认外蒙为独立国家……。埃德加斯诺在华盛顿采访罗斯福时感到迷惑不解。“我十分清楚地得到这种印象，他是在考虑两个中国，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的北方中国，另一个是蒋介石领导的南方中国。”1945 年 2 月的雅尔塔会议就是美国总统这种思想的必然结果，欧洲分裂了，后来雅尔塔协定中的“秘密条款”使斯大林处于令人羡慕的地位，他可以向满洲派兵。而五年之后则轮到毛泽东和周恩来让斯大林吐出中国领土这份“礼物”，而这礼物是罗斯福如此慷慨地送给克里姆林官头头们的。
美军观察组使周恩来得到了希望，也许是奢望。罗斯福在 11 月派遣帕特里克赫尔利作为他的特使。数周后赫尔利被任命为驻华大使。赫尔利的任务是了解一下，中国要在战后成立一个民主政府，需要干些什么事。包瑞德曾对他的这次冒险式的延安之行有过一段描述。“那是 11 月 7 日的下午，周恩来和我还有一大群人都前去迎接重庆飞机的到来，……机舱口出现了一位高个子、满头银发、长得挺帅的军人，……他就是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没有人想到应该事先告诉我们他准备访问延安。”周问道：“他是谁？”包瑞德作了回答，周听后倒吸了一口气。”请让他在这里等一等，我去把毛主席请来。”周恩来说完后一溜烟地走了，很快就和毛泽东一起坐了辆小救护车回来了。“赫尔利挺了挺胸，显得更为高大，发出了一声印第安人作战时的呼叫声。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脸上的表情。”
赫尔利拿出了与蒋磋商后起草的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五条协定草案。草案明显地带有美国的味道，如“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不知周在此时此刻是否还能记得他在自己办的学生刊物上也曾用过这些话作为报头。
毛很气愤。他指责国民党不打日本。“蒋介石调动了他 196 万 5 千名部队中的 77 万 9 千人来封锁我们。”赫尔利以及毛泽东和周恩来最后同意重新起草这一文件。主要一点是红军将不受蒋的控制。其他条文大致重复了 1937年以后就提过的要求，包括在政府中要有各党派的代表，释放政治犯等等。
周恩来与赫尔利及包瑞德一起回到重庆。现在该轮到蒋介石发火了，他在几天后向赫尔利送交了他的反建议。主要变动之处是，改编中共军队并入国民党军，中共放弃对他的领导。“这就意味着让蒋介石拿着刀来杀我们。”周说这话的时候还在脖子上比划了一下。于是又搞了第三个文本，提出可以让一位中共高级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事委员会。周说他必须与毛商量。他与包瑞德随即准备飞回延安。
在飞机上，周突然变得不安起来。他对包瑞德说：“我觉得我们偏离航线了。这不是我们熟悉的地形。我们正朝西飞，应该往北。让你的飞行员作180 度转弯后向前飞近一条河时再一直向北。”飞行员照办了。当延安修长的宝塔出现在视线中时，这位美国飞行员和包瑞德都发出了欢呼声。包瑞德对此印象很深。
毛读了新的草案后十分气愤，断然予以拒绝。周多次对包瑞德说：“把我们的军队置于蒋介石的控制之下，他就可以任意摆布我们。”包瑞德返回重庆，向赫尔利作了汇报。赫尔利听后对毛很气愤，咆哮如雷说毛把他骗了。因为是赫尔利本人和毛一起在第一次的修改草案上签了字，赫尔利此时要不认帐恐怕是办不到的。12 月底，周恩来在一封给美国武官的信中提议，毛泽东和他应前往华盛顿会见罗斯福总统。周有些欠慎重，他在信中有这么一句话，贬低了赫尔利：“我不信任他……”赫尔利看到了这封信，他的反应是认为这项建议无关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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