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到来的伊朗战争-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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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统治者原本想通过核计划，建设一个强大的受人尊敬的国家，但倒头来有可能事与愿违，使国家饱受摧残，分崩离析。这种悲惨的战争结果，需要*神权统治者深思。
第三种，伊拉克模式。2003年3月20日至5月1日，美英盟军以萨达姆政权支持恐怖活动和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战争以推翻萨达姆政权、美英全面控制伊拉克而告终。伊拉克战争的特点是，在绝对掌握制太空权、制信息权、制空权的情况下，通过一体化联合作战和精确打击，迅速粉碎伊军有组织的反抗，同时，地面部队快速推进，攻城掠地，闪电般占领伊拉克全境。
美国之所以能够顺利推翻萨达姆政权，与其说是军事行动的结果，不如说是伊拉克人民选择的结果。在战争中，伊拉克人民选择拥抱美军而不是帮助萨达姆政权保卫祖国。萨达姆政权治国无能、丧失民心，是战争能够迅速结束的根本原因。美英推翻萨达姆政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历史正义性，尽管从国际法上讲，这场战争是不合法的。正义属于道德范畴，合法是一种法律要求，正义的战争不一定合法，合法的战争也不一定正义，即使美国不是真心诚意地解放伊拉克人民，笔者仍然支持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因为萨达姆政权是不道德的。
伊朗*革命成功后，以宗教领袖取代国王，以神权制代替世俗制，从历史发展角度上讲，无疑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的倒退，谈不上任何先进性，但革命却赢得了民众的热烈拥护，直到现在，大多数民众仍然拥护宗教神权统治。这是伊朗宗教政权与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最大不同。由此可见，民意不能代表民心，民心也不能代表真理，大多数群众的意见不一定是对的。但是，既然伊朗人民选择了宗教神权制度，世界人民就应当尊重他们的选择。列宁说，“用棍子不能把民众赶入天堂”，任何国家企图从外部使用暴力手段推翻伊朗现政权的行为，都应当受到谴责，也是很难得逞的，因为在*政权的背后，是难以征服的广大伊朗民众。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用战争手段有时并不一定能够解决政治问题，政治问题的解决还是要靠外交，以及其他各种手段争取人心。战争是迅猛的、短暂的，争取人心的工作是春风化雨的、长期的。就伊朗问题而言，不管美国如何仇视这个宗教政权，但企图用战争这种野蛮粗暴的方法，一下子解决世界上最棘手的人心民意问题，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人道的。伊朗不是伊拉克，宗教领导人不是萨达姆，伊朗人民也不是伊拉克人民，如果美国企图用伊拉克模式，梦想一劳永逸地解决伊朗问题，实现战争目的，那么美军在伊朗的前途注定是危险的，伊朗必将成为美国第二个越南梦魇。
选择是一个哲学问题，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结果，选择的过程中可以修正方案，但无法重来，因为时间无法逆流。三种战争模式，慎重者选择利比亚模式，稳健者选择科索沃模式，激进者选择伊拉克模式，视美国霸权需要、资产阶级内部争吵的结果以及总统政治感情的好恶而定。由于美国占据绝对优势，战争准备过程中，美国需要多手准备，更要重点准备，一旦定下战争模式，就要脚踏实地完成战争准备，不能由于国际国内政治原因，脚踩两只船、三只船。就有利于达成战争目的而言，毫无疑问，美国战争准备的基点应当是科索沃战争模式。
三、说服自己
全球化时代，无论在传统媒体还是信息网络空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掌握着世界舆论的话语权，传播着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在全世界构建了一个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思想框架。这个思想框架的核心是*、自由、平等、博爱、*、繁荣。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思想框架，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即使在西方国家，也只有20％的人能够享受，因为他们是富人，占有80％的国家财富，而其他80％的人，只占有20％的国家财富，他们只能披着这个思想框架华丽的外衣，而不能享受其实质的好处。可悲的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民众，总以为西方国家是天堂，把20％的人能够享受到的美事，当作是全体民众都享受的美事。
在这个思想框架下，美国俨然以道德救世主自居，高高在上，动辄对他国事务说三道四、指手划脚，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甘心俯首顺耳，聆听教诲，而是选择与美国进行对抗，首先他要面对的并不是美国这个国家，而是不利于己的这个思想框架，在没有更好的思维框架之前，这个思想框架限制了一般民众思考的方向和深度。但世界总是要进步的，西方世界一手打造的世界舆论标准，也遭到了世界上智者的怀疑和质问，包括美国人民自身。
有一种政治度量，叫做民众主导政府度。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政府为所欲为，*专制，视民众为无物。这种国家，民众主导政府度为零。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政府过于松散，易受民众舆论左右，动辄领导人引咎辞职。这种国家，民众主导政府度为1，日本就是这样的国家。由于频繁的政府更迭，日本事实上没有政府，在此慎重建议世界各国不要和日本政府打交道，因为你今天接见的总理，明天就可能下台，他所做出的承诺，基本上是没有用的废话。除此之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民众主导政府度介于零和1之间，只不过有的国家左偏向零，有的国家右偏向1。
美国是一个民众主导政府度右偏向1的国家。从美国历史看，在重大问题上，民众对政府有很强的影响力。美国是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民众的舆论影响着政府的战争决策，没有民众的赞同，统治者很难发动一场战争，即使出于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政府发动了战争，但民众总有力量制止它，迫使政府退出战争。二战后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美国之所以灰溜溜地停战，就是民众力量爆发的结果。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刚刚发起的时候，美国民众都是支持的。阿富汗战争，由于进行得不尽如人意，美国国内现在出现了响亮的反战声音，已经影响到了政府的战争决策，可以预见，如果阿富汗战争战况继续恶化的话，美国无疑会选择某种形式的退出。
在战争决策问题上，美国政府往往处于“国家道德”与“民众利益”交织的困境之中。一方面，美国构建了世界思想框架，它以美国的价值观为依据，在全世界营造出一种西方主导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极大影响了世界人民的思考方向，由于潜意识的作用，这种思考方向使世界民众在无意识中倾向于支持美国政府；另一方面，与美国政府的“美好理想”相对，美国民众是极其现实的，他们眼里只有钱，在美国国内舆论中，民众往往以利益为判断依据，根据利益得失决定自己对战争的态度。这样就导致出现了一种可笑的局面，即在战争事务上，好战的美国政府往往以自由*的名义轻易说服了全世界，要求进行战争，但在利益面前，却往往不能说服本国民众，是美国人民而不是世界人民，经常对美国政府说“不”。在四场局部战争中，人们常常会发现，反战示威最激烈的地方，往往不是在伊拉克、南联盟、喀布尔，而是出现在纽约街头。
美伊一旦爆发战争，世界民众有诸多理由支持美国，或者至少不支持伊朗，这些理由是：对伊朗制造核武器的疑虑；对*宗教政权的厌恶与恐惧；对伊朗称霸中东地区的警惕，等等。总之，没有理由认为，美国不会得到世界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可以肯定的是，世界大多数民众不会支持伊朗。美国政府会通过*、谷歌、Facebook，把美国政府的声音动听地传遍全球，从而轻易地获得全球舆论的支持。而伊朗能够给予世界的是什么呢，除了领导人的“圣战”叫嚣，也许就没有什么了。在全球舆论对抗上，伊朗远远不能与美国相比，美国必定能做到“先声夺人”。
于是，发动一场与伊朗的战争，美国政府担心的并不是全世界民众的反对，而是美国民众自己。对于他国政府，如果不支持对伊朗的战争，美国可以在实施强大宣传的同时，对其威胁利诱，运用“胡萝卜”和“大棒”两种政策工具，迫使其就范。对于本国民众，如果不支持战争，美国也无甚妙招，只有进行娓娓动听的劝说，以及巧妙的利诱，最多不过是夸大伊朗的威胁，进行无聊的语言恫吓。
四、文化优先
应当承认，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着思想和观念的差异，这些思想和观念的差异会造成沟通和理解的障碍，从而导致不同文明间对话的艰难。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宗教极端主义者，总觉得自己的宗教好，对其他文明怀着深深的敌视，动辄视其他文明为异端，极其缺乏宽容精神，恨不得让全世界所有人都信仰他们的宗教才好。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最落后愚昧和动荡的地方，就是信仰他们那个宗教的地方。
由于国家是天然的利益追逐物，即使文明之间存在着思想和观念的差异，一般也不至于爆发战争。追逐利益，需要的是理智，而不是宗教热情。目前世界上爆发的战争，主要原因不在于文明之间的冲突，而在于利益的角逐。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美国的战略目的是维护霸权，控制世界能源基地；科索沃战争，美国的战略目的是巩固霸权，防备俄罗斯东山再起；阿富汗战争，美国的战略目的是粉碎恐怖主义，控制中亚，阻止俄罗斯和中国与其争夺霸权。可见，隐藏在这些战争背后的都是利益，而不是文明的冲突。
但是，文化对战争也有着重大影响，在战争中只考虑经济、政治、军事问题的领导者，绝不是一个称职的、深谋远虑的领导者。在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并很好地处理了文化与战争的相互关系。比如，有的朝代利用文化的相似性，成功组建起国家军事联盟，有的朝代利用战争的胜利，成功地加强了内部文化融合，更有一些朝代，利用文化的号召力，成功地同化了“蛮夷”，开拓疆土，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种民族文化最终融合到中华文化中去，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最后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稳固的多民族国家，这是我们祖先的伟大功绩，这段历史非常值得我们回顾。周朝时，分封了数百个小邦国，到了战国后期，只剩下数个强大的国家，即所谓的战国“七雄”，他们都较好地处理了自身内部的文化融合问题，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车同轨，书同文，实行郡县制，也较好地处理了文化融合问题。从此，“大一统”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头脑之中，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不可撼动。当然，在文化整合过程中，也出现一些文化破坏以及禁锢思想争鸣的事情，但这些是次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总的来看，我们的祖先做得很好。以史为镜，从文化层面看，台湾地区想要脱离中国而独立，真的是一种可笑的意淫，中国人民决不会答应。
相反，美国在阿富汗战争问题上麻烦不断，并不是小布什总统在经济、政治、军事问题上的短视，而是文化上的短视。阿富汗战后安全局势之所以如此糟糕，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文化层次上的战争准备不足。战争准备历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物质准备，这是“硬”准备。由于美军平时即处于随时准备打仗的状态，物质准备应当说是十分充分的；二是理论准备，这是“软”准备，主要是指战前深入研究敌国文化、民族心理和社会构架，准确预测战争进程和结局，制定出正确的战争指导理论。理论指导实践，“软”准备是比“硬”准备更重要的战争准备。“9·11”事件，打破美国本土不受攻击的神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熊熊大火“烧昏”了美国当权者的头脑，事件发生后不足一月，便匆忙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可想而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美国不可能对阿富汗独特的文化、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心理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不可能制定出正确的战争指导理论。理论准备上的严重不足必然带来战争实践上的惨痛教训，虽然依仗多年来新军事革命的成果，美国迅速取得了阿富汗战争的胜利，但由于战争指导理论缺失、错误、水土不服，美国却没有赢得阿富汗普通民众的支持，无法铲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反恐战争的胜利变得遥不可期。如果美国能不那么总是迷信武力，能仔细研究阿富汗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特点，借鉴前苏联兵败阿富汗的经验教训，从文化角度出发，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战争指导理论，可能会有助于其摆脱阿富汗战争“胜而不利”的困窘局面。从阿富汗战争准备上看，美国在战争物质准备与战争文化准备之间出现失衡。
二战末期，德国败局已定，而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日本尚在垂死挣扎，面对这个与自己有着巨大差异的东方民族，美国开始制定对日战后政策。美国最高决策层认为有两大棘手问题亟待解决，一是日本最终会不会投降，二是如果日本投降，是否需要保留天皇体制。美国政府将这两大问题交给了著名的女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本尼迪克特从文化、民族心理、社会架构以及宗教影响等诸多方面对日本进行了深入研究，最后得出了肯定的回答。本尼迪克特在战后将其研究报告整理成为一本书，这就是著名的《*与刀》。美国政府官员认为，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保留天皇的建议，打消了日本人的“玉碎”念头，加速了战争进程，至少使数万美军士兵免于死亡。因此，吸取对日战争的成功经验，借鉴阿富汗战争的教训，在伊朗战争问题上，美国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深入研究伊朗的文化、宗教民族状况以及社会集体心理，这对于赢得战争以及战后重塑和平的价值绝对要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