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次大事-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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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二次革命
“诛奸讨逆再造共和”
二次革命是1913年孙中山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独裁，维护共和体制的斗争。因为这次战争发生在1913年，旧历癸丑年，而主要地区又在江西和南京，故亦称癸丑赣宁之役。
袁世凯篡夺国家政权初期，南方还有七八个省和十几万军队仍在革命党人手中。同时革命党人在袁世凯窃取国家权力后，也想了种种办法来限制他们的权力。1912年3月，孙中山公布《临时约法》，革命党人还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几个会党组成了国民党，开展议会斗争。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杀，惊醒了革命党人。这一年的年初，国会选举结果，国民党在参、众两院取得多数席位。
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国民党将以多数党的地位组织责任内阁，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准备出任内阁总理。因而宋成为袁世凯专权的最大政敌。是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遇刺，伤重致死。后来，大量证据证明此案的主使人是袁世凯。宋案真相大白，袁氏遂遭到全国舆论谴责。孙中山首先觉悟，力主武力讨袁。他在日本得悉宋教仁被刺的噩耗后，立即于3月26日返回上海，当晚便在黄兴寓所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孙中山在会上坚决主张武力解决，先发制人，推翻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并反复说服黄兴等人放弃“法律解决”的错误主张。
宋案发生后，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6月26日，宋教仁公葬于上海，送葬者达万人之多。各地报刊抨击袁世凯为“全国人民之公敌”，呼吁国民奋起“诛奸讨逆”，发动“二次革命”。
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大大增强了孙中山等人的信心，于是毅然重新举起民主革命旗帜，发动武力讨袁。而袁世凯则加紧反革命部署，积极准备内战。帝国主义为了扶植袁世凯，五国银行团同袁世凯政府签订《善后借款合同》，借款2500万英镑，作为袁世凯发动内战的经费。4月7日，袁世凯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电会山东北洋军进行军事动员，开始部署对南方的用兵。5月1日，任命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代国务总理。
确立“战时内阁”体制。5月6日，袁世凯召开军事秘密会议，制定对湘、赣、皖、苏四省用兵的军事部署：一路主攻江西，一路主攻上海、南京，一路控制湖南，一路为预备队，决心发动全面内战。5月中旬，北洋军大举南下。5月21日，袁世凯对国民党人发出最后通牒。6月9日，袁世凯罢免李烈钧江西都督职；14日，罢免胡汉民广东都督职；30日，罢免柏文蔚安徽都督职，悍然剥夺国民党所掌握的几省军政大权。
国民党在强兵压境的情况下，只好起而仓卒应战。7月12日，李烈钧接受孙中山的指令，从上海回到江西湖口，召集旧部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正式宣布江西独立，发表讨袁檄文。檄文历数袁世凯“乘机窃柄，帝制自为，暗杀元勋，弁髦约法，擅值巨款”等罪行，宣布这次起兵的目的是“保卫共和，驱除民贼”。7月15日，黄兴在南京组织江苏讨袁军。
宣布江苏独立。黄兴正式宣告：“法律解决，既经无效，仍不得不诉之武力，作最后之解决”，表示要“努力驰驱，不除袁贼，誓不生还”。以后，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等省先后宣布独立。但是，由于袁军实力超过国民党，独立各省之间在军事上又缺乏统一指挥，不及两月，各地讨袁军相继失败，长江各省被袁控制。江西方面，在北洋军水陆夹攻下，7月25日湖口失陷。8月18日南昌陷落，江西讨袁军瓦解，李烈钧败走云南。江苏方面，黄兴因军事失利于7月28日出走。9月1日，张勋辫子军攻占南京，江苏讨袁军失败。其他各省更是孤军难支，相继取消独立。至此，“二次革命”失败。
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先后逃亡日本。袁世凯通过残酷的暴力镇压，终于完成反革命的武力“统一”。
96 袁世凯复辟帝制
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倒行逆施者必自食其果
袁世凯复辟帝制是1915年12月12日发生，结束于1916年2月25日的一场闹剧。
袁世凯（1859——1916年），字慰亭，别号容庵，河南项城人。是淮系军阀袁甲三的侄孙，是个绔绔子弟，曾两次参加乡试都落榜，1882年（清光绪八年），随吴长庆督兵赴朝鲜。
1885年（光绪十一年），经李鸿章保荐继任驻朝鲜商务委员，后以道员升调，留驻朝鲜全权交涉通商事宜。甲午中日战争前夕，其见局势严重，便请调回国。战后，袁以浙江温处道留京听候差委。他命幕友译撰《兵法》12卷，因缘层递荣禄，受到赏识。甲午战后，清政府以湘淮军不足恃，有意改练新军，袁遂受到慈禧太后亲信荣禄的推荐，于1895年12月被派到天津小站接管“定武军”十营。袁以此为基础，并增募人员，编练“新建陆军”7000余人。1897年，清廷以袁练兵有功，提升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事宜。1898年9月，维新变法运动在光绪帝支持下达到高潮。慈禧太后、荣禄为首的顽固派密谋发动政变进行镇压。维新派鉴于袁参加过强学会，懂外交，掌握军队，清光绪帝于9月16日召见他，特赏兵部侍郎，专办练兵事务。当局势危急之际，维新派要他“杀荣禄、除旧党”以助新政，他满口答应。但他回天津后，竟立即向荣禄告密，出卖维新派，从而把维新派投入血泊之中。为此，袁深得慈禧太后的信赖，并从此官运亨通，飞黄腾达。1899年6月，袁被提升为工部右侍郎，12月署理山东巡抚，率军在山东残酷镇压义和团。1901年11月，卖国贼李鸿章病死，袁署理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6月实授）。1902年初，袁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练兵大臣，并在保定创立北洋军政司（后改北洋督练公所），自兼督办，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且抓住了清朝京畿的警权。此后他又兼任督办商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等职。1905年，袁拼凑成北洋军六镇，实额共6万多人，除第一镇外，其余五镇全是他的嫡系。至此，以袁氏为首的北洋军阀反动集团的基本武力大体建成，成为清廷镇压人民的主要工具。袁的权势急剧膨胀引起了满清贵族的猜忌，终于在1907年被清廷以明升暗降的办法调任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大臣，剥夺了他对北洋军的直接指挥权。1908年11月，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死去，宣统帝继位，由摄政王载沣监国，借口袁有“足疾”将其赶回老家“养病”，从他手中夺回了大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不得不重新起用袁。1912年2月，袁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采用军事威胁和谈判相结合的反革命两手，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1913年3月，袁派人在上海暗杀宋教仁，又向帝国主义乞求借款，发动反革命内战，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镇压了国民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袁在镇压“二次革命”后，一方面竭力破坏辛亥革命的民主成果，加紧专制独裁统治的建立；另一方面大肆出卖国家的主权，极力寻求帝国主义的支持，为复辟帝制积极作准备。袁世凯强迫国会改变先订宪法、后选总统的立法程序，1913年10月6日先进行正式大总统的选举。当天，被袁世凯所收买的便衣军警、地痞流氓数千人，打着“公民团”的旗帜包围了国会，高喊“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你们就休想出院”，在会场外面捣乱。议员们从早上8时到晚上10时，忍饥挨饿，连选三次，最后屈服于袁世凯的武力，将袁世凯捧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11月4日，袁世凯过河拆桥，下令解散国民党，收缴438名国民党议员的证书、证章，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而名存实亡。1914年1月10日，正式下令解散了国会。2月，袁世凯授意成立的“约法会议”，草草炮制出一个“字字皆袁氏手定”的所谓《中华民国约法》，于5月1日公布施行，以取代《临时约法》。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总揽统治权”，凡一切内政、外交、军事、制定宪法和官制、任免大权，统由袁世凯独揽。12月，“约法会议”通过《总统选举法》修正案，规定大总统无限期连任，大总统的继承人由大总统推荐。这样，袁世凯不仅可以终身独揽统治权，而且还可以传之子孙。袁世凯的头上除了剩下一块“中华民国”的空招牌以外，其他一切已和专制皇帝没有区别。为了去掉“民国”这一牌号，袁世凯对外积极投靠帝国主义，大肆出卖国家主权。据不完全统计，在袁世凯当权的几年里，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先后签订过100多个不平等的合同、协定和条约。
特别严重的是1915年5月9日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经过长期准备，袁世凯认为条件已经成熟，遂即着手帝制复辟活动。1915年8月，首先由袁世凯的外国顾问古德诺（美）和有贺长雄（日）出面，先后发表《新约法论》、《共和与君主论》等，鼓吹“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公开叫嚷让袁世凯当皇帝。袁世凯又指使杨度（袁死后转变，参加革命，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纠合立宪党人和革命派的叛徒在北京成立“筹安会”，公开策划复辟活动。为了盗用“民意”，袁世凯又授意梁士诒等于9月19日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两次请愿尽快决定国体。10月到11月，在袁世凯的统一指挥下，在各省长官监督下，各省选出国民代表1993人，进行国体投票，结果全部拥护君主制，并于2月11日一致上“推戴书”：“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装腔作势表示推让，当天下午再上“推戴书”，袁世凯遂于12月12日发表接受帝位申令，高唱“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滥调，正式接受推戴。13日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封黎元洪等128人爵位，成立“帝制大典筹备处”，下令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并在元旦登极。经过3年的精心策划，袁世凯终于抛掉“民国”的招牌，把封建皇帝的皇冠戴到了自己的头上。
袁世凯卖国称帝的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12月25日云南首先宣布独立，接着，贵州、广西也响应，组成“护国军”进行讨袁战争。北洋军阀内部也发生了分化，袁世凯手下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和冯国璋，对帝制都抱消极态度，冯国璋甚至暗中和护国军联络。
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不得不在1916年2月25日下令缓办帝制，撤销大典筹备处，3月22日又宣布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仍以“大总统”的名义发布命令。袁世凯从称帝到取消帝制，总共经历了83天。
可是，护国军仍不肯罢休，坚持要袁世凯下台；孙中山也继续发动武装反袁斗争；全国各地纷纷发表宣言、通电，要求惩办袁世凯。冯国璋接连发电报，催促袁世凯退位。袁世凯在南方的爪牙，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也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在内外夹攻的情况下，感到焦头烂额，头晕目眩，从此一病不起。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万人唾骂声中狼狈地死去。
97 护国运动
铲除帝制，恢复共和
1915年，袁世凯倒行逆施，大做“皇帝梦”，加紧推行帝制复辟活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一场反帝制、反复辟、反卖国的运动席卷全国。
孙中山自“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高举反袁斗争大旗。1914年7月在日本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自任总理，号召革命党人“协力同心，共图三次革命”，决心推翻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黄兴和一部分未参加中华革命党而另组欧洲研究会的革命党人，自袁世凯帝制活动公开化以后，也放弃“停止革命”的错误主张，重新举起反袁旗帜。
原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和他的学生蔡锷在饱尝自己酿造的袁世凯专制统治的苦酒之后，为了不致落为“牛后”，也反戈一击，走上了反袁道路。
1915年8月24日，蔡锷从北京赶到天津，与梁启超密商重返云南，起兵讨袁计划。梁启超提出由他作篇文章，表明反对帝制的态度；但蔡锷需要伪装拥护帝制，麻痹袁世凯，以便逃出北京。此后，师生两人依计而行。梁启超写成《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驳斥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杨度等筹安会的种种谬论，指出袁世凯不宜称帝，希望不要逼到非动干戈不可。梁启超不顾袁世凯的利诱和威胁，毅然于9月3日将洋洋万言的文章在京津各大报发表，对袁世凯及其洋顾问古德诺进行揭露和讽刺。梁启超的这篇文章，给袁世凯的帝制自为当头一棒，揭开了护国运动的序幕。
蔡锷从天津回到北京不久，即邀集袁世凯的心腹孙武、唐在礼等军界要人在自己家里举行赞成帝制的签名活动。他亲书“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签名于后”题款一行，并率先签了名。之后，又故意与京中名妓筱凤仙打得火热，佯装不问政治。但暗地里一面密电云南将军唐继尧、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等速作反袁准备；一面派专人送信给黄兴，报告准备回云南发难，请黄兴予以协助。与此同时，蔡锷去天津与梁启超、汤觉顿以及刚从贵州来的戴戡、王伯群等人最后议定：
袁世凯一旦下令称帝，云南立即宣布独立，贵州越一月后响应，广西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三四个月后，会师湖北，底定中原。会后，王伯群带着蔡锷的密信奔赴云南，梁启超在天津准备起义文告，蔡锷回京打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