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元帅军事文选合集:罗荣桓-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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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勇气，来自我批评，反省自己的一切，改造自己的思想；而我们卫生部门
的党政工作，亦必须改变一般化的方式，使自己工作与领导整风学习适合于
一般干部的实际生活，不要无的放矢的讲空话，这样才会有实实在在的收效。
注释
［1］郎中：即中医医生。
关于审于问题的意见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审于是获得了一些成绩，由于还缺乏整风的基础，在掌握审干九条方针
［1］也就不可能作好，特别表现在党内思想情况相当混乱，上下脱节亦较严
重。如果没有经过好好的整风，打下必要的基础，审干必然变为少数领导者
的事情，或形成一种突击的倾向，很容易走上轻易发动坦白，或严重逼供信。
此次以检查领导为中心，展开的民主座谈会。暴露了领导上的缺点，干部思
想上的混乱，两头尖中间大的现象是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在领导上展开
自我批评，接受大家正确意见与决心改进领导以后，是完全能够争取处于中
间状态的大多数群众，同领导站在一起，使反对领导的少数人，处于孤立的
地位。把群众中的正气上升达到审干必要的基础，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掌握
九条方针才是具体的。不同思想的暴露，是随着民主逐步的展开，检查领导
的深度，产生偏差的大小而有了一般的了解，但还不是马上都转入直接的审
干。首先以鲁南领导上的自我批评，打破由于领导上的缺点所引起的上下脱
节、积极分子与群众的脱节，并通过大家领会领导上的正确态度，从一般的
自我反省走上批驳坏的思想，从而伸展至审干方面去，是能够获得良好收效
的。这种方式还不准备普遍地采用，只限分局、区党委、军区各级机①本文是
罗荣桓向山东各区党委发的电报并上报中共北方局、中共中央
和毛泽东主席。根据罗荣桓的手稿刊印。关中进行，只限于鲁中、鲁南、
滨海地区进行。因为必须照顾以下具体条件：
（一）主要的领导干部思想上有必要的准备，要能够掌握得住。
（二）党的骨干要经过整风学习，要有一般的思想准备。
（三）要照顾不同的组织性质，如军事机关、战牛兵团、政府、群众团
体；要照顾不同的环境，如军事情况之缓急、新老区、中心区、边沿区之区
别等。
（四）一般应从局部作起，从个别单位作起，不宜一齐展开，要提高大
家发扬民主的积极性，领导上必须不存在顾虑，不存在单纯审干观点，不怕
产生偏向，才能打破大家的顾虑。当运动起来后，领导上更要冷静，甚至遭
到严重的攻击也不要轻易去干涉，要去发现可靠的积极分子，帮助积极分子，
并通过积极分子搜集大会与小 会、会内与会外的情况，力求正确地反映情
况，实事求是地分析情况，按部就班地教育积极分子，培养积极分子，要使
积极分子善于去联系大家、同情大家对领导正确地提出意见与批评，不要过
早地去批驳坏的思想，尤其避免单枪匹马地去批驳坏的思想。批驳坏的思想
是要经过积极分子联系大多数人，开始改变了中间状态大的现象后，就会自
然引起批驳坏思想，特别当领导上开展了自我批评，接受大家正确方面的意
见后，这个变化是必然的。领导者更应虚心地听取大家的意见与批评，不要
因为大家的愤慨与不满，轻易地引起怀疑与失掉信心。只有领导者认真地归
纳大家正确方面的东西，并不因为有些片面性而加以拒绝，才有可能判断这
些坏思想之本质。弄清楚坏思想之本质，区别开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特点与反
动的东西，是我们争取改变中间大的过程，与转入审干阶段很关重要的。这
① 本文是罗荣桓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主持召开了红军第一军团政治工作会议后，由他起草并以他和军团
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的名义发出的书面指示，总结了反“围剿”中的政治工作经验。罗荣桓时任红军第一
军团政治部主任。
又是最细致的工作，决不是粗枝大叶能够得到成功的，尤其领导者稍一不冷
静，带有疑惑的作用，即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不仅使我们在审干上发生
困难，甚至可能走到错误方面去。这次运动无论是整风审干都要对中央的指
示，审干的决定［2］与毛主席九条方针进行深刻地领会，很实际很生动地学
习，给我们领导骨干的自满、与下层脱节、与群众脱节的官僚主义作风敲了
警钟；但须防止另一种偏向，普遍的可能发生的，如领导失掉信心，尤其工
农出身的老干部，感到自己一点都不行了。
注 释
［1］九条方针，即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般
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
教育群众的方针；严禁逼供信；反对乱捉、乱打、乱杀。
［2］审干的决定，即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
对敌对顽斗争形势的初步总结
（一九四四年底）
一、分局四年总结踊立的斗争方针
（一）一九四二年时我对敌顽都没有优势，分局四年总结时已纠正了过
去的过高估计。
1．敌人是强大的，日军于一九四二年分布山东省有四万五千，加上伪军
十三万。敌之“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就是根据这种情况，且敌人占
据都市、县城、交通线，分割及包围农村，并有强大的伪组织，敌对正面战
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对敌后战场则进行连续“扫荡”、分割、
封锁。
2．友军和顽军当时在山东为十九万（整个山东界内），数量上比我们还
多，且集结对我牵制很大，常主动进攻我们；在地形上他们控制了优势的地
区，而我们则处于外线，且有更多的伪军、伪组织与他们有关系，对敌情况
了解比我们快，还有全山东的合法政权体系的支持，正统观念在中上层人士
及敌占区中有着较牢固的地位，他们还能得到大后方的接济。这都说明了他
们的优势。
3．我们在一九四二年力量削弱了一些，消耗伤亡大，组织庞大、复杂、
机关大，使我主力的机动性减少，加之分散对顽对敌两面性作战；更严重的
是在政策上犯了错误，就是严重地脱离群众，再就是对敌顽斗争的领导不统
一，对敌处于被动，对顽不左即右，斗争方针不明确，对顽不是忘记了“以
我为主，坚持抗战”，就是犯了“唯我主义”；敌之“扫荡”、封锁严重，
故当时是无任何优势。
（二）根据以上情况，分局四年总结所指出的转变改善劣势地位。中央
方针：积蓄保存力量，渡过困难。统一对敌与对顽的斗争。
二、对敌斗争
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二年间，对敌斗争形势更为严重，反“蚕食”成为主
要斗争形式。
（一）敌之“蚕食”政策，是采用封锁、分割、包围我根据地，缩小了
“扫荡”面积。一九四二年“扫荡”的特点就是更普遍、时间更缩短，增加
了奔袭的突然性，还全面展开其所谓谋略战与“治强运动”。
（二）敌之“蚕食”成功还由于我们的麻痹。北方局与集总都已一再指
示我们，但我们当时还是麻痹的，我们是自敌“第四次治强运动”时方开始
注意。四年工作总结中对此问题也未强调。敌人“蚕食”，首先以封锁交通
线作为“扫荡”出发地，一九三九到一九四○年就开始了。第二步就是大量
扶植伪军、伪组织，控制农产富饶地区，占据大市镇，展开“扫荡”作战。
第三步就是“蚕食”步骤加快，一九四○至一九四二年大量安设据点，突入
我根据地，大踏步前进。对我展开全面攻势。除军事外，更有特务的、经济
的、文化的攻势。因为“蚕食”是逐步进行的，敌更容易麻痹我们。
（三）敌之“蚕食”是有收获的。我之反“蚕食”能否胜利须视我之方
针，清河原有地区大部为敌“蚕食”，变为分散游击地区。鲁南山区、冀鲁
边亦如此。鲁中则受敌顽夹击，滨海区则在东海地区与沂沭两河之间均为敌
“蚕食”。处于敌顽夹击，胶东的西南海已被“蚕食”，青烟路［1］已被封锁。
我根据地缩小，兵力减少，干部伤亡大，根据地人力物力损失甚大，财
政收入减少。
（四）分局四年总结后，明确提出反“蚕食”部署，强调对敌斗争，便
掌握了中央的政治攻势为主，分散游击战争为辅的方针，因此，我们得以胜
利的坚持。
敌以匪化的“治强运动”与人民是对立的，人民反侵略抗日的情绪逐渐
高涨，敌人在政治上是失败的。且日伪之间与伪军互相间的矛盾亦在发展着，
如敌所实行之“三清运动”［2］并以此大批拉拢青年。如组织“青协”，大肆
宣布“对华新政策”，敌军内部矛盾亦增强了，纪律废弛，官兵对立，故我
之政治攻势为主是有根据的。我是分散性的群众性游击战争，予敌人以更大
的打击与消耗。
中央的方针就是根据敌人的劣势与我之优势而击中敌人的要害，且一九
四二年时，只有实现这样的方针，我们才能打破困难，保存力量。这是中央
布尔什维克化的正确方针。
（五）在中央方针下反“蚕食”的军事指导：
（1）我们采取了“敌进我进”的方针，在反“蚕食”斗争指示中即宣布
的这个方针。
（2）敌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向我进攻，我以政治攻势为主，游击
战争为辅对抗之，敌以公开为主，隐蔽方式为辅，我则以隐蔽为主，而公开
为辅对之；敌是以紧缩合围、“清剿”、“扫荡”的办法对我；我则以分散
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反对敌之“扫荡”、“清剿”；敌以加多点线封锁，突
入与纵深，进攻我根据地，我则以发展两面派，打入工作，争取瓦解日伪军、
伪组织；敌以强大的全面的伪组织对我，我则以精兵简政对敌；敌以“拉网
战术”吞吃我边沿区，我则以“翻边战术”对敌。
（3）政治攻势与游击战争都必须与群众相结合，否则就不能发挥其力
量。没有群众观点的游击战术就是单纯军事观点。如胶东的主力派出的“麻
雀组”为敌所捉就是一个教训。
（4）政治攻势与游击战争的相互关系，在不同的情况下互相服从，两者
应结为一体，不可分离之。在实行“敌进我进”时，在战略方针上政治攻势
为主，但战术上则政治攻势应配合战斗的胜利。游击战本身就不是单纯的军
事行动。没有弄清群众的情况，就不能实行分散。地方工作上把战争与群众
分离，单纯希望主力去打天下是不对的。
（5）反“蚕食”与反“扫荡”战的不可分性，部署上应把两者作为一个
部署的两方面。如因备战反“扫荡”而收缩反“蚕食”的兵力，结果使敌有
机可乘。
（6）我们反“蚕食”斗争的胜利
首先是滨海的反“蚕食”胜利。起初主力部队对分散游击战没有信心与
不熟练。一九四二年首先争取了反“蚕食”胜利。郯城、赣榆［3］两战役，打
击敌之由南而西的“蚕食”政策。
清河区乘敌军调动的机会，争取了反“蚕食”的胜利，争取了极为有利
的时机，基本上打开了清河的严重局面。冀鲁边如当时能很快地结束其内部
的混乱，抓紧有利时机，亦可争取大的胜利。
鲁南歼灭了顽军刘桂棠［4］、刘国桢两部，开辟了大块地区。
鲁中于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首先在沂蒙坚持抑制了敌“蚕食”并开
展了讨吴战役，控制了胶济路南的战略支点。
胶东一九四二年粉碎了敌之“封锁”青烟路计划，西海对反“蚕食”认
识不够，北海还有的划“资敌圈”。胶东对反“蚕食”总方针认识不够，故
采取了消极态度。
一般的由于我掌握了反“蚕食”的规律，民兵普遍发动，统一领导，这
都是我们的胜利因素，特别是一九四三年反顽胜利更帮助了我们，转变了过
去三面斗争的严重形势。
应该认识敌人还是强大的，在没有总反攻以前，敌我形势还不会基本改
变，所以我们不要麻痹自己。
三、对顽斗争
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顽军对我之进攻均遭失败，使我获得了优势的
条件：
（一）敌人对我“扫荡”之余并不放松对顽之压迫与打击。分局四年总
结时对此情况的估计还不足。
（1）敌人要确保华北作为兵站基地，破坏我之反攻准备，故敌不仅不允
许我们、也不允许顽军之存在。且顽军当时尚打着抗日旗帜，数量上不少于
我军，这实足以引起敌人的注意。这是顽与敌的基本矛盾。我们不能抹杀它。
（2）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顽军内部矛盾与火并，便授敌以各个击破之
机，同时这种打击还配合着诱降政策的。如于、李［5］出入鲁之矛盾。
（3）李仙洲入鲁声势浩大，刺激了敌人，故敌人要采取更大的压迫，更
增加了敌顽矛盾，伪军的动态也增加敌顽矛盾。
（二）顽军的失败是有必然性的：
（1）顽与敌之合流，采取所谓“曲线抗战”，隐蔽依敌的方针，虽对我
有很大危害，同时也鼓励了其内部的投敌情绪，故促成了敌对顽的打击与瓦
解。
（2）顽军内部互相间火并，使敌有予以各个击破的条件，且促使顽军大
大分化投敌。如吴化文［6］、张步云［7］之投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