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颗原子 弹制造纪实:596秘史-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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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5月初，厂里开始试车，处理从各地运来的黄饼。由于黄饼里面含磷太高，要想办法把磷除掉。当时他们采取的是碱洗办法，加氢氧化钠来洗除。洗完之后要过滤，把固体留下来，把洗掉磷的溶液排掉。当年9月，水冶厂历经千辛万苦，首先建成了处理黄饼的生产线，并生产出了二氧化铀。任务完成了，底下高兴，上头祝贺，厂里一片喜气洋洋，像过年一样。厂长刘坤最高兴，因为他不用把自己的脑袋交出去了。
刘坤说，生产成了，那当然高兴了。在那个年代，你领了任务就是立了军令状，谁敢含糊。我说过，这么大的事，不完成任务，我掉脑袋也不足以谢天下。现在完成了，高兴了，杀头猪吧！那个时候困难啊，吃顿肉就算是最大的犒劳了。平时怎么能想到吃猪肉，杀猪哪儿那么容易。拿出产品来了，那个高兴劲呀。这样才咬咬牙杀了头猪，给大家慰劳慰劳。
北京的铀矿冶研究所和衡阳的铀水冶厂用黄饼生产出了二氧化铀，建在内蒙古包头的核元件厂则为第一颗原子弹生产了一种叫做绿盐的产品，它是制造六氟化铀的原料。原子弹上有一个重要部件，核部件，也是在这里生产的。但最早的时候，他们并不清楚有这么一个项目。
白文治说，1956年我们和苏联谈判中间并没有这个核部件的项目，协议上当然也就更不会提到了。到了1957年，聂荣臻元帅组团去莫斯科谈判的时候，增加了一个项目，在包头那儿增加一个车间，就是核部件的项目。1957年我们要求派人去实习，斯拉夫斯基当时是答应宋任穷和刘杰的，但是正式派人去的时候，他又拒绝了，所以没有人去那儿实习过。1959年补交了一个初步设计，叫6号车间。当时也只搞了一个初步设计，产品只给了个尺寸，看不出它是什么。等到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了，二机部集中力量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把铀…235作为一线，钚…239作为第二线，第二线暂停、缓建，集中力量搞第一线，基本建设是这样，科研攻关也是这样。所以苏联走了以后，我们主要是抓一线的攻关，二线则照顾进行。1960年8月苏联人走，到1961年冬天，我听取包头厂的报告的时候，发现没有这个项目，没有什么6号车间，核部件这个项目他们就根本没有列进去，攻关的计划没有。再查，基建计划也没有，设计的计划也没有，也没有施工设计，是一个漏项。所以当时我就交给冶金处处长徐基乾，先到九局来查这个问题。然后徐基乾又查初步设计，查到货情况等等。还好，几台球面车床都到了，磨擦压力机也到了，这两个主要的设备都到了。后来经过各方面商量，利用包头元件厂已经建好的一个仓库做场地，用包头已经建好的冶金炉子，做这个铀的铀锭，把那个磨擦压力机和球面车床装在那里，作为厂房。检验还是用他厂子里原有的检验手段，做这个金属检验。压力加工要用气锤，就用附近一个工厂的气锤做锻压。用人家的大气锤，主要不是为了大的吨位，而是能够容纳大模具的尺寸，这样来摸索。在很冷的天气里摸索压力加工，还有各种铸锭，各种工作都在那儿进行。附近的那个兵工厂在攻关的时候我去过一次。说星期天去，那星期六的晚上就得把模具预热起来，到星期天清早，几辆卡车，带着各种器械，一大堆仪器材料，去了十几个人吧，对方只留一个人。进门的时候，都经过人家的检查。车进去，东西卸下来加工，地面都是铺的铝板，怕沾污了地面，就把它清扫干净，把铝板撤回来。我参加过一次，搞完以后还要打扫清洁，都弄干净了，再撤回来，回来就得下午了。
徐基乾带上刘杰开出的一份介绍信，专门去找了五机部的相关局长，说我们原子弹上面缺一个部件，需要同你们这个坦克厂协作。局长一听，满口答应。但因为两家做的东西不一样，一个是放射性的，一个不是放射性的，就需要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坦克厂的技术负责人叫韩旭冶，正好和徐基乾认识。找了一处仓库作实验室，安了两个球面车床，一间放车床，一间放锻锤。
锻造只能趁人家不干活的空当去，他们礼拜六晚上赶过去，折腾一宿，周围挡上铝板和幔布，把炉子预热好了，派一个班的警卫站上岗。平常加热有10分钟就够了，但安纯祥等人加热了45分钟还不放心。随后，由维修工段的老师傅林福善掌钳，郭振阳开锤。现场的人心情高度紧张，不知道这一锤子下去，会炸还是会飞。
结果，16吨的锻锤一下去，由于高温，金属铀像豆腐一样，特别软，轻轻一压就出来了。
第87节：第二十四章 锣鼓点越敲越紧了（1）
第二十四章
锣鼓点越敲越紧了
困难太大，主张下马—— 刘少奇说，等调查清楚再定—— 陈老总说，我头发都等白了；没有原子弹，腰杆子就不硬—— 林彪说，用柴火烧也要把它烧响了！——目标定在1964年—— 刘少奇提出中央要设专门委员会—— 毛主席的15字批示—— 强大的15人专委会—— 既是首长（手掌），又是脚掌
中国原子弹研制最初比较具体的计划，是在1962年进行第一次核试验。但制定这一计划的背景比较特殊，时间是1957年，那时苏联答应给予全面援助，并且已经有了具体的实施行动。然而好景不长，后来苏联由暗中到公开停止援助期间，二机部于1959年8月向中央提出了制造原子弹的新的设想：3年突破，5年掌握，8年适当储备。其后在饥饿中经过三年左右的艰苦奋战，中国的原子弹计划在几个重要方面实现了一定突破，终于有了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
但是，原子弹研制最需要加大投入的关口，也正是国家处境最艰难的时候。在国际上，同美国对抗，与苏联交恶，还和印度发生了边境战争；在国内，大跃进等极左思潮泛滥，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各种困难堆积如山。此时，国防尖端技术是上，是缓，还是下？在国防科技系统，甚至在最高决策层也引起了各种议论。
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这两种意见尖锐对立，争论的温度不断升高。反对搞尖端技术的意见，主要是出于对国民经济建设的忧虑，他们认为研制原子弹困难太大，苏联的援助没有了，技术上有很多困难，国家经济困难，当前的整个经济形势不好，我们的工业基础薄弱，原材料无法保证，品种规格不全，新材料研究困难重重，搞两弹花钱太多，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影响了常规武器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应该暂时下马，等国家经济好转后再上。不能为了一头牛，而饿死一群羊。等等。这样的意见，因为分析得合情合理，也的确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所以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
7月下旬，主抓两弹的聂荣臻元帅也来到北戴河。当他了解到这样的情况，看出来一种对两弹研制怀疑犹豫的趋势正在扩大，深感不安。范济生当时任聂荣臻办公室主任，对那段时期聂荣臻的焦虑有所了解。范济生说，争论的背景就是，当时国家经济困难，中央各部定出一些条条来，有些需要调整，在这个情况下国防工业在北戴河开会，会上会外有些同志觉得两弹困难太多，集体主张下马。聂老总是7月中旬我和他一起去的，首先听刘西尧汇报，以后又找了其他一些同志汇报。老总越听越觉得这个问题严重，就又找一些人座谈，一是了解情况，一是做做思想工作。聂总在会上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发言，基本内容大体是这样的，第一是自力更生，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是中央确定的方针，不能动摇。争取三五年内突破尖端，这是历史的任务，困难是有的，但我们有能力克服。第二是两弹为主，并没有排除常规武器的发展，我们应该继续两条腿走路，既搞常规，又搞两弹。老总还提出一些措施，一个是缩短战线，他主要提的是科研战线，这样可以少花钱多办事。大家一同来攻关，我相信社会主义优越性就在这里。再一个就是我们困难多，应该理一理，先解决什么，后解决什么，我相信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林彪讲军队战时打仗，平时就是要搞装备，搞的话必须形成拳头。两弹为主，导弹第一是林彪提出来的。聂总还说：就是尖端武器不搞，在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技术力量分散的情况下，常规武器也上不去。那就只能搞步枪、轻机枪等等，如果这个也搞不出来，那只有靠梭镖了。
毛泽东对这个会议很关心，也注意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之前，聂荣臻将一份日本军事工业发展情况的资料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时正在杭州，10天后，毛泽东让秘书从杭州打电话转告聂荣臻：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比日本差得很远，我们应取什么方针，值得好好研究一下。并说八月毛泽东要找贺龙、聂荣臻等谈一谈。聂荣臻事后说：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指示，成为解决这一争论的契机。
第88节：第二十四章 锣鼓点越敲越紧了（2）
刘杰说，1961年春夏的日子多难熬啊！毛主席、周总理的餐桌上几个月不见油水，连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吃不好饭了，这困难就太大了。在一些领导人的心中，疑问、忧虑随岁月的艰难而增长。不能说这些考虑以及下马的主张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在两种意见相持不下的时候，少奇同志发言了，他说：原子能工业的现状究竟如何，是上好还是不上好，是否把情况摸清楚以后再定。按说当初搞原子弹是毛主席亲自拍板的，是毛主席的决策，但这个时候很特殊，很困难，他也要慎重。所以毛主席表示，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等调查清楚后再定。
李旭阁说，不要认为主张下马的人就没有道理，那是不对的。当时我们国家老百姓饿死了多少人！饭都没的吃，搞经济的领导人主张等经济稍微恢复以后再上，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聂荣臻身处矛盾中心，十分担心导弹原子弹计划受到冲击。他当即召集出席会议的有关人员开会座谈，分析研究尖端技术的基本情况，认为近程地地导弹已仿制成功，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正在进行研制，原子弹也在探索性研究试验工作的基础上，开始了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的攻关。因此，只要齐心协力，加上政策、措施得当，经过艰苦的努力，争取三年或再长一些时间，突破两弹技术是完全可能的。8月20日，他向中央呈送了《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
报告虽说送上去了，但聂荣臻心里还是不踏实。因为报告里有原子能工厂可争取于1962年至1964年先后投入生产，随后即可制造一般的原子弹这样一段对中央带有保证性的话，非同儿戏。究竟能不能落实？所以，这年10月，中央军委便指派张爱萍、刘西尧，和刘杰一起到二机部的厂、矿、院、所等建设与科研生产第一线进行实地调查。
聂荣臻的秘书周均伦说，1961年7月20日前后，聂帅去了北戴河。8月23日，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从杭州打电话，说聂帅有关日本方面军事动向的报告，毛主席已经看了，对日本国内有关企图制造原子武器的争论比较重视，批示要几位老帅考虑，以后再议一下。这个报告是甘子玉起草的，甘子玉原先是中山大学的，1949年就已经在广州参加革命了，但由于长江有战事，过来不安全，就转道香港，再经台湾回到大陆。后来有人就这一点质疑甘子玉能不能做聂荣臻的秘书，聂帅说，主要看本人的表现。所以，这个报告送上去，毛主席批示过之后，聂帅看了，又分头让几位老帅看了。但是，虽然毛主席支持继续把原子弹搞下去，聂帅不是还有些不放心嘛，就派张爱萍他们下去调查，一个点一个点摸清情况。
刘少奇提出现在不要争原子弹是上马还是下马，先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然后再来决定意见，政治局的成员们都表示同意。在中央军委会议上，陈毅和贺龙就让张爱萍牵头去调查。张爱萍有些犹豫，说我从来就只知道山药蛋，根本不知道什么原子弹。陈毅一摆手说，你不知道就学嘛。张爱萍心想，自己只读过初中，对很高深的科学技术懂得的很少，中央和军委既然已经这么决定了，除了坚决执行，没有别的办法。但要开展工作，总得有个人比自己的知识水平高一些的。张爱萍这时想起一个人来，叫刘西尧，读过大学，当时正好在国家科委当副主任，他就报请军委同意，和刘西尧一起去各地调查。
调查组每到一个地方，单位领导就着手汇报。张爱萍不让他们讲别的，只说我们来是向你们学习的，想问一个问题：在什么情况之下你能把这个东西研究成功，你需要国家帮助你什么？你最早拿出这个东西在哪一年，什么时候？这些单位的领导一看，这倒好了，不用说空话讲大话了，于是就直截了当提出了自己面临的各种困难，将自己实在无法解决的问题提交给上边。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