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宝书库 > 军事历史电子书 > 中国第一颗原子 弹制造纪实:596秘史 >

第32部分

中国第一颗原子 弹制造纪实:596秘史-第32部分

小说: 中国第一颗原子 弹制造纪实:596秘史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中央有的同志提出来,要撤,坚决主张撤,除了一部分留守的,把人赶紧撤出来。其他不要了,人要保证。他这意见也是有道理的,国家到处都是困难,哪儿弄粮食去啊。但这个厂的厂长周秩跟我商量,他说咱们不能撤啊,一撤这厂子就完了,将来就难办了。我同意他的观点。我说咱们是不能撤,原子堆的建设费好大劲啊,好多东西是不能停的。一停,将来就不能再开了。我们向甘肃省委省政府反映,汪锋那时候是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他到我们的厂子去看了。后来还是地方想办法,挤点粮食给我们,把厂子保下来。
  那时人们受处分最多的一个原因,很少会是别的,就是因为一个吃字。一个姓高的医务室主任受到处分,是他到食堂帮厨时多吃了21个馒头。从四川运咸菜的车皮到达车站,保卫科长的妻子听说后,带着几个学生去捡吃已经发臭的咸菜,她的丈夫因此遭到牵连。一位曾两次到苏联实习的技术骨干,也因为将食堂的两个土豆悄悄地装进大衣口袋,而再三受到大会小会指名道姓的批评。
  困难时期,厂子里连汽车也停了,人们上下班都是步行,没吃的,就在兜里放两个土豆,走到厂里的时候已经饿的差不多了,只好先吃土豆。粮食没了,土豆眼看也没多少了,周秩就给中央打电话,甘肃省在自己极端困难的处境中,仅用三天时间就给他们弄了一列车土豆。因为是冬天,土豆从外面天寒地冻中拉过来,不敢往暖和一些的地方存放,怕给化掉了,土豆一化就坏了,根本吃不成了,可又不能总放在外面。所以,火车到了以后,就赶紧把土豆给大家分下去。每个人是七天的量,得到各自的一份之后,也没办法保存,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土豆煮熟了。没有锅灶的人便在办公室里砌了个小土炉子,拿洗脸盆洗脚盆当锅用,先把土豆煮熟了,然后再放进旅行包里。

  第79节:第二十一章 再困难也不能不管(2)

  西北的几个厂子连连告急,事情报到上头,薄一波找到刘杰,警告说,刘杰你要注意啊,要撤的话就赶紧早撤。西北三天撤不出来,那时还没粮食的话你怎么办?
  刘杰说,我一听,更感到问题的严重。聂总知道了,也说刘杰啊,你要照顾大局,尖端武器、核武器是大局,国家困难,粮食缺乏,要求大力精简,也是大局。所以,在那种紧急情况下,我们也适当地减了一些人口,鼓励有门道的人自谋职业。也有很多人不辞而别了。长期营养不足的必然结果是职工体质急剧下降,疾病环生。由于粮食、副食品匮乏,环境恶劣,加以职工与家属长期分居等困难,二机部系统的职工队伍不稳固,自动离职逾假不归的估计有一万余人,其中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和在这里施工的建筑职工有五千来人走了。但不管怎样,我们力求不影响最关键工程的进展。我们提出保人、保机器,大家两只手,左手抓生产,右手抓生活。最后没办法了,发枪发子弹。发枪弹干什么,打黄羊,打野兔子,到附近山上去打野牛,捕鱼,搞生产。有些做法今天看来是很不好的,破坏生态,危及野生动物,但在当时情况下确实顾不了这么多,只能想尽法子把难关渡过去。
  苏耀光是九院实验部副主任,他说,我们设计组有一个人,到“文革”时,被人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找我调查,我说,这个人业务很好,责任心强,没听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啊。对方说,他骂街。我一听,想起来了,原来是他在困难时期,吃的一个窝头放在桌子上,被人偷吃了,气得在那里骂娘。我就对调查的人说,他并没骂社会主义,也没骂党,他骂的是偷吃窝头的那个人啊。
  刁仁文说,最困难的时候,人们实在熬不住了,许多工人从海晏县跑了,有的缺吃少穿,就那样死在路边了。厂里赶紧派人去对这些人进行救治,死了的就地掩埋。这些人大都不是正式的工人,死了也没人知道。
  西北的厂子难,内地的人们也不好过。北京是首都,比最困难的地方要好一些,但饿得浮肿了一圈的人也不少。刘文翰说,在生活困难的时候,有些同志到部队的厨房捡菜帮子,自己煮着吃。陈常宜是我们的组长,带着我们去老乡地里捡豆子,拿洗脚盆煮一煮吃了。他们到官厅水库去炸鱼,捡回来以后煮着吃,还捡海棠果。到1961年年底,国防科委运来一些黄豆,还打了一批黄羊给我们吃,算是十分难得的了。
  说到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核工业,不能不说刘允斌和他所在的包头核元件厂。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把一批高干子女和烈士遗孤送到苏联去学习。前后出去的有毛泽东的三个子女:毛岸英、毛岸青和李敏,朱德的女儿朱敏,刘少奇的三个子女刘允斌、刘爱琴、刘允若,林伯渠的女儿林莉,林彪的女儿林小林,高岗的儿子高毅,陈伯达的儿子陈小达,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陈昌浩的儿子陈祖涛,李硕勋的儿子李鹏等。1939年,周恩来去中央党校讲课,从马上摔下来,右臂骨折,中央让他去苏联就医,就由他带领一批烈士和高干子女乘蒋介石的私人飞机,从延安出发,经兰州、过迪化(乌鲁木齐)前往苏联,刘允斌就是这批学员中的一员。他最初被送入莫斯科近郊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后来又搬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与数百名各国儿童生活在一起。
  刘允斌在中学期间连跳两级,后来考进了莫斯科钢铁学院。之后又到莫斯科大学化学专业读研究生,直到副博士,接下来就留在本校任高级研究员。刘允斌的俄罗斯妻子玛拉是他读研究生时的同学,他们有两个孩子:阿廖沙和索尼娅。刘允斌的俄文很好,又有精深的专业学养,他不仅多次出色地完成翻译任务,而且在研制氢弹聚变材料等重大项目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姚乃兴说,刘允斌个子不高,老戴顶礼帽,鼻子尖尖的,看起来像外国人。他太太个子也不高,脸圆圆的。刘允斌在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当高级研究员,一个月大概1800卢布,中国代表团来苏联,他过来做工作,给他开700卢布,他不计较。吃饭常叫他过来吃,他不吃,总是回家吃。我们中国人喜欢灌酒,那时老灌刘允斌酒,他老婆都快哭了,心疼刘允斌。有一次吃东西,她问是什么,我们说是青蛙,她一听马上吐了。还有一次把刘允斌灌醉了,她真的哭了,叫我和他们一起回家。他那个家现在已经变成市区了,过去是莫斯科郊区地铁的最后一站。也像我们这样的宿舍,标准式的一排一排,他家里两室一厅,很小的。家里我唯一认得出来的,就是挂了不大的一张刘少奇照片。他丈母娘跟我说了好多刘允斌多么好的事情。她说这个克里木(刘允斌)没有一点架子,后来他们知道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人物的儿子,好女婿喽。她说他不喝酒,不打老婆,还帮助干家务活,所以她特别喜欢他。刘允斌为人谦和,人要走过那个门,他一定飞快跑过去,把门拉的直直的,让人一个一个走过去,他最后一个走。电梯来了他抢先去按,而不是抢先走。他那时候身份也很高了,是高级研究员,是国家主席的儿子,能老是这样做,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第80节:第二十一章 再困难也不能不管(3)

  整风反右派不久,刘允斌就到王方定小组来了,跟大家一起搞向党交心运动。王方定说,我们也得交心喽,交到最后,都吃惊不小,说我这个人怎么这么坏呀。1959年的时候,组织上要刘允斌决定,要么老婆来,要么离婚。但他老婆不愿意来中国,说中国太穷,吃草,结果只好离婚。玛拉1998年去世了,两个孩子曾提出要到中国来看看,没有结果。那时候我们对刘允斌的印象好极了。从对刘允斌的印象好,推导到对国家领导人印象好。这刘允斌真是一点儿都不搞特殊,你根本就看不出他是国家主席的儿子。他只是样子长得有点儿像。让他一个人住一间房,他不,他要跟我住一间房。他到中南海去,回来什么东西都不拿。他对自己的要求,比我们还要严格。当时陈伯达的儿子回来后分配到九院。他不会说中国话,就经常跑到我们试验室来,与刘允斌聊天。刘允斌说,首先你要学中文,中国话你都不会说,回来怎么办?后来陈小达到北大中文系去学习。刘允斌到包头核元件厂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我们都把到西北去不当一回事了。
  冯泽君说,1955年我大学毕业后,先跟苏联专家学习了几年,后来调到新成立的二机部就是后来的核工业部。原来的二机部是搞航空的,后来合到一机部去了,成为一个保密局。我去原子能所报到时,研究所正中是四块大草坪,草地上还乱堆着一些石头,四周小树只有一人多高。南面大楼是所长钱三强、副所长王淦昌、彭桓武、赵忠尧和一些职能部门的办公室。北面大楼是图书馆、阅览室、阶梯教室和一些研究室。最初我和刘允斌都在这座大楼里工作。大草坪的东边是电子加速器大楼、西边是重水反应堆实验大楼,每座大楼都有代号,如反应堆大楼叫101,加速器大楼叫201等等,再远一些的建筑物,就是众多的研究室和实验室。我第一次认识刘允斌是很偶然的。那天我和几个同事去食堂吃饭,从草坪旁边的小路走过,有人轻声跟我说,喏,那就是刘少奇的儿子。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看见他和一位戴眼镜的女同志在谈论什么。出于好奇,我们驻足观看。刘允斌和刘少奇长得很相像,只不过是多了一副眼镜、个子略矮一些而已。他衣着相当朴素,而且显得有些陈旧。烟瘾很大,一支接一支地抽。他静静地听那女同志讲话,直到她把话讲完,他才发表意见。刘允斌那时是核化学研究室主任。
  朱培基是搞核燃料元素分析的,最早在苏联学习时就和刘允斌在一起。朱培基是跳高运动员,虽然是位女性,但她身体素质很棒,常爱和小伙子们一起踢球。朱培基说,那时候刘允斌烟瘾很大,他说他是从小学会抽烟的。小时候父亲参加革命顾不上他,把他寄托给本家的大伯,他像小长工一样跟着下地劳动,非常之累。以后他看到大人可以坐下来抽袋烟歇歇气,就也学着抽烟,为的是趁机歇一会儿。他还说,冬天天气很冷,还打着赤脚。他甚至跪在田里求老天爷帮他找到父亲,并许愿将来要修一座庙作为报答。他很朴实,热情,常常帮我们这些刚来的人向所里交涉事情,为我们作翻译,常常不动声色地去帮助他人。每当中午休息去三楼小吃部喝牛奶加餐时,他总是顺路叫上顾国英。饭后为我和顾国英买两块巧克力,他自己却不吃,说是不喜欢。在苏联我和刘允斌、顾国英学的都是属于保密范围的与铀、钚工艺有关的分析方面的内容;关景素是科学院系统派出去的,和我们在一个研究所里,但学的却是与核工业毫不相干的稀土元素的提取和分离,整天呆在实验室里学不到什么东西,结晶、重结晶,周而复始,于是空下来就常常帮同实验室的工作人员照顾实验。刘允斌知道了情况,就主动去和苏联的所方联系,想把她转到与原子能有关的专业方面来。所方回答说这是中方的意见。他又去找管我们的商务代表陈征同志。几经交涉国内还是回复说不宜参与保密工作,他这才作罢。他为关景素做了许多事情,却从未和关讲过。我们的实验有时需要昼夜连续做。有一次该我值夜班,要把滴在不锈钢小盘上的样品烘干测量。当晚恰巧在列宁山下体育场有足球比赛,刘允斌想去看。他知道我也喜欢看足球,便主动提出要和我换值班,让我去看球赛,我不肯换。于是他帮我弄了个自动收集滴出液的装置。这样,我俩一起去看球赛,散场之后又一起赶回实验室进行测量。我们在实验中用的注射器漏气,我说国内的好用,他马上说,让妈妈帮我们寄几支来。并很快写了信回国,不久我们也就用上了。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由衷地尊重王光美妈妈,喊起来是那么亲切。而我们工作上需要的东西王光美也能及时地买了寄过来,难为她能把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搞的这么和睦、融洽。他的俄文非常流利,中文就有点忘了,常常是念半边。有一次在给访苏代表团做翻译时,他把乙醇念成乙亨,弄的大家哄堂大笑。他在和家里通信时,常常来问我中文该怎么写。他也常常顺便说一些家务事。他写信给父亲讨论关于玛拉要不要跟他回国的事。他父亲要他尊重玛拉本人的意愿,不要勉强她,尽管他们当初结婚时说好要和刘允斌一起回国的。他遵照父亲的叮嘱,决定只身一人先回国。我们都计划坐火车,为的是途经贝加尔湖区等地,可以领略一下大片苏联东部国土的风光。临行他决定坐飞机,并说,最好是一上飞机就睡觉,一觉醒来就换了人间。结果真的只身一人回国,什么都没有带,连常穿的皮大衣都留给了他的岳父。

  第81节:第二十一章 再困难也不能不管(4)

  朱培基说,刘允斌和玛拉一起学习长大。尽管他已是苏共党员,苏联当局仍然劝他俩从心爱的原子能专业退出来,改学化学动力学和表面化学。取得副博士学位之后,他转到中国派出去学习原子能专业的队伍当中,每月的收入减少了许多,这对他有一家六口的开支来说不能没有影响。岳父是老红军,对独生女儿要求很严,但玛拉仍喜欢到克里姆林宫里去看医生。临到要回中国时,她又犹豫起来,不愿离开父母,又考虑中国没有莫斯科大剧院,看不到芭蕾舞。对于这些他并不赞同,但他还是按父亲的教导做了:放下一双可爱的儿女,先行回国。第二年玛拉来北京探亲,当时他还在拿未定级前的100元工资。需要安排陪玛拉到处走走看看,玛拉还想买中国特制的开士米连衣裙,刘允斌没那么多钱,可他宁肯向我们借钱也不肯开口向家里要。后来尽管玛拉对他的接待非常满意,对中国的水蜜桃赞不绝口,但还是回去了,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0 0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