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颗原子 弹制造纪实:596秘史-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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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留美学生回来很不容易，所以很多人在那时都没有回来。在美国留美的中国同学组织了一个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尽量争取得到美国社会上的支持。当时是麦卡锡时代，美国搞了一阵子反共排华，最后还是周恩来在日内瓦谈判，双方交换平民他才回来。

　　第76节：第二十章　狼爪子伸到了被窝里（3）

　　陈能宽说，1950年我拿到博士后，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美国不让中国留学生回来。我在学校和西屋电气公司工作了五年。1955年解禁以后，一大批留学生都回来了，从香港进入深圳，当时那里还是个小村子，但是感觉特别亲切。回到中国后，我先是到了中国科学院的应用物理所，1960年去苏联考察了三个月，回来以后到金属所，没呆多久就到了九所。我家里人都不知道我去哪儿了，科学院也不知道。只知道一些信箱啊什么的，转来转去的。那对我老伴怎么说呢，就只告诉她我现在调到一个保密单位，做什么工作不能跟外面讲。一开始到了九所，他们总要交代工作吧，哈，他不直说，绕弯子，只告诉我是做原子能在国防中的应用，那我自己就猜吧，可能是做这方面的工作。在当时，“原子弹”这三个字儿是不能讲的。本来我的专业是材料方面的，我跟领导说我没搞过，怕干不好。不记得是李觉、朱光亚还是钱三强，当时听我一讲就笑了，说你没搞过，中国谁搞过啊？你现在就主要做爆轰方面的工作。我这时也只好改专业了，国家需要嘛。不懂怎么办？边干边学，能者为师。利用自己过去掌握的一些基础知识，采用一些自然科学的方法，查文献，分析问题，跟大家逐步学习。王老王淦昌当时管我们二室，他非常支持研究和试验，但当时他也对坐标一号这个方案有点儿怀疑。坐标一号只是其中一个方向，而这个方向当时困难还很多，那么，方向是不是对，能不能达到聚焦目的？究竟该选哪一种方案？下这个决心不容易，要说服这些领导拍板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王淦昌来到九所后，分工主管爆轰试验工作。在陈能宽提出坐标一号聚焦方法之后，他提出的是另一种聚焦方法——炸药透镜法，即用高低爆速炸药透镜把分散的球面爆轰波调整为平面波，再使爆轰波从平面变成向心聚焦波。按道理讲，这种方法肯定能够实现爆轰聚焦，没人怀疑。后来经过调研，了解到美国当年投到日本的胖子型原子弹就是这么做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符合要求的高低爆速炸药的及时研制成功。多路探索是原子弹技术攻关时的常规做法。九所领导对两种爆轰聚焦方法都很重视，都给予人力物力上的支持。然而，在技术途径的选择上，专家之间仍然存在分歧，有时争论很大。对此，二机部党组研究后认为：对哪一种主张都不能压，对专家们的分歧要进行疏导，要根据实际科研工作情况，依靠专家集体讨论决定进退和取舍。据此，所领导组织力量对两方面的攻关情况进行了检查，发现启爆元件聚焦研究打一炮有一炮的收获，进展较快；炸药透镜聚焦研究进展也不错，但因高低爆速炸药研究难度比较大，存在不少问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61年7月，由九局副局长郭英会主持召开聚焦技术途径决策讨论会，朱光亚、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邓稼先、陈能宽、周光召等所领导和科学技术专家以及具体负责研制任务的科研人员参加了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在认识基本一致的基础上确定：产品内爆聚焦方式，以启爆元件聚焦研究为主攻方向，炸药透镜聚焦研究为辅。
　　1961年下半年，启爆元件聚焦研究继续获得进展的同时，高低爆速炸药工艺的研究也有进展，实现炸药透镜聚焦也有把握。但是，用已掌握的工艺制成的高低爆速炸药透镜比较肥硕，体积大，太笨重，而王淦昌提出的泡沫炸药工艺的研究客观条件比较差，一时难以成功。经过再三研究决定：第一个试验性产品内爆聚焦方式采用启爆元件聚焦。由于决策的科学、民主、周到、稳妥，王淦昌虽然十分惋惜自己提出的方案未被立即采用，但最后还是放弃了炸药透镜聚焦方案，转而和陈能宽一起指导青年科技人员设计、调整启爆元件的工作——王淦昌倡导的泡沫炸药等方案后来在70年代相继研制成功，并在其后的核武器研制中派上了用场。陈常宜说，那时采用了坐标一号方案，是因为我们当时的条件有许多限制，最后权衡利弊之后才这样定的。实际上陈能宽的方案和王淦昌的方案后来都搞成了，都很好。
　　做出上述决策后，九所爆轰实验室集中力量开展启爆元件的设计和试验工作，在约一年左右的时间内，打了百余炮，设计调试成功了第一个启爆元件，并通过对爆轰传播规律与驱动规律的研究，于1962年底完成了启爆元件的定型。
　　谷才伟说，记得当时王淦昌先生想搞炸药聚焦，陈能宽很为难，找吴际霖说他很不好办。吴际霖说，他们有意见，不用管它，你不好谈，我来讲。后来开会拍板，上坐标一号方案。王淦昌后来一直对吴际霖有意见，当然了，这都是工作上的，也很正常，他到1965年还在党委会上说，我有意见，你不支持我搞什么什么。当时也没人吭气。

　　第77节：第二十章　狼爪子伸到了被窝里（4）

　　在17号工地，最紧张的时候一天要打几十炮，有时候还没有水喝。刘文翰说，当地老乡告诉我们，这地方过去经常有狼群。有一天晚上睡觉，我睡得迷迷糊糊，突然发现有一头灰狼进来了，就绕我们那个大通铺转了两圈，猛一下子又把前爪伸到我的被窝里面，吓了我一大跳，大叫一声狼来了，结果把其他人都吓醒了，说刘文翰你怎么回事？我这才知道是刚刚做了一个噩梦。原来是我旁边那位同事叫谢志忠，他冷，脚丫子伸到我被窝里来了。我过去从来没看见过炸药，第一次看到黄色炸药的时候，让我抱着走，非常害怕，好像这炸药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有一次，我跟刘敏一起看着炸药，看别人没有来，又害怕它炸了，我们就把门给锁上了，后来别人取炸药开不了门，只好用锯锯开。炸药工房冬天非常冷，还不能穿皮鞋进屋，怕你把沙子带进去，我们要把皮鞋脱了，光着袜底儿进到里边去安装。有一次王淦昌教授跟我们一起去安装，到里边看了看。哎呀，这里边实在太冷了，怎么这些同志都是光着袜子进来的。赶紧给他们一人买一双棉鞋，专门做工作鞋吧。这王淦昌说了话，我们的工号里头于是就有了棉鞋了。科学家中，一个王淦昌，一个邓稼先，平易近人，从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别的人没法跟他们比。在五六十年代那样的气候里，不说违心话是很难生存的。
　　刘文瀚说，一开始接触雷管的时候更紧张。我们用的雷管是高压雷管，这种雷管对摩擦感一般来说不是太大，摩擦和冲击感都还好一些，但是对于静电的感应是非常灵敏的。咱们身上穿的化纤衣服，碰到那个带着静电就可以把它引爆。这种事故不是没发生过，我们开始接触雷管的时候非常怕。插雷管的时候还好一些，把雷管插下去，房子里边的仪器开动了，人员就撤离，然后就打炮。等启爆仪器按钮按下去，外边炮响了，于是你感觉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按下去，炮没响，那对不起，谁插的雷管谁拔去。去排哑炮，去拔雷管，这个就更害怕了，因为雷管经过一次冲击，你再拔，弄不好就要响了。所以那时候我们去拔雷管的时候，大家手随时都要接地，接地就是把静电放掉。等把雷管拔出来以后，心里边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冬天打炮的时候插雷管，手里有潮气，插雷管的时候就和雷管冻在一起了，磨擦引爆那是非常危险的，李国珍在做试验的时候，这边做试验，没有看到他在沟里捡电缆，差点发生人身伤亡事故。每次做试验的时候还要把我们的装置抬起来，对着那个孔，外边还要堆上沙堆，把药柱放在上面。试验完还要重新铲土，把它堆起来。后来才想起来，做个木支架不就行了？有的发明看起来很简单，但在实践中你要走很长的路。举个例子，17世纪就有眼镜了，但都只是夹在鼻梁上，直到20世纪初才知道还可以做两个腿支在耳朵上。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试验，就是拿塑料棒往衣服上稍微打一下，距离雷管还有很远呢，雷管就响了。所以，插雷管的人不许穿化纤的衣服。在青海的时候，比较干燥，有的人就被炸死了。

　　第78节：第二十一章　再困难也不能不管（1）

　　第二十一章
　　再困难也不能不管
　　接二连三告急——　好多东西是不能停的——　两个大局都得兼顾——　一万多人离开——　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乌兰夫说，我们内蒙古再难也不能不管这厂子吃饭——　干事业就要不怕天南地北地去闯——令人深深怀念的刘允斌
　　在刚刚起步的原子弹制造领域，苏联专家撤退走人，釜底抽薪，对正急于挺直腰杆站起来说话的中国人而言，不啻于当头一棒，接踵而至的大饥荒，更是雪上加霜，深化了危机。所以，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就像是大洋中的一叶扁舟，又破又漏，随风飘摇，充满了危险。
　　1960年11月，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大幅度调整，其中一项重要措施便是压缩城乡人民的粮食定量。全国人民要勒紧裤带过日子，核工业战线的职工不能例外。刘杰说，核工业多数单位地处深山、戈壁和高原，自然条件很差。酒泉厂在戈壁滩上，风沙大，气候干燥寒冷，四邻无靠。青海厂在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寒草原上，空气稀薄，年无霜期仅40天，常年离不开棉衣。这两个厂的职工在劳动和工作中的体力消耗大，只有不多的粮食和稀少的副食，日子过得非常艰难。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酒泉厂等单位恰恰处在重灾区，所以，最可能、最可怕的就是断炊。1960年12月1日，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接二连三发来告急电报，其中一份竟说库存粮只够吃七天的了，后来又说仅剩三天的口粮了。一个拥有三万多人的建设工地，如若断炊，那将是何等可怕的灾难。那是一个孤悬在戈壁荒漠上的单位，倘若驱车数十公里去借贷，同在一个困难地区，人家的仓库存粮也不会多，能拿出多少粮食来借给你？即便借给一二十万斤，也只能凑合三几天。搞代食品，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精神可嘉，但是戈壁滩上无树皮可剥，无野菜可挖，就只有一点稀稀拉拉的骆驼草，那时职工讲笑话，说骆驼草籽还有羊肉味。但以后一化验，骆驼草籽含单宁很多，人吃了不行。这一下连草都没有了，怎么办？这还不算，在粮食供应脱节的同时，燃料煤炭也快用完了。
　　1961年1月12日，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领导刘昌、周秩等人给刘伟副部长发来特急电报说：工地气温零下25。5度，我厂用煤十分紧张，库存煤只能用到13日，外面的煤运不进来。1月2日到11日，从新疆柳树泉车站发出1050吨煤，至今只收到200吨（正常情况2天即可运到）。并且发现玉门东、酒泉、柳树泉车站已卸去我厂235吨煤，其中125吨是根据乌鲁木齐铁路局6日5012号命令卸的，据我厂催运人员反映，乌局管辖的几个车站仍在继续卸车，现在追查中。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已派出干部沿途查询押运，如不能很快进煤，不仅全厂吃饭、采暖即无煤用，更严重的是仓库里的国外设备有冻坏的危险。请部通过铁道部制止有关铁路局和车站卸车，并协助我厂早运煤进厂。
　　周秩当年在东北剿匪时，曾缴获了谢文东的战马，1957年7月，他从解放军后勤部宣传部长的职位上调了出来，担任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厂长。周秩说，我们刚到这个戈壁滩创业，脚跟还没站稳呢。那时候风沙很大，我们用的基本上是吉普车，前面的玻璃都打毛了。一刮风都是灰尘。人们说，这里风不多，一年刮一次，一次刮一年。人住在帐篷里，一刮风就得起来拽着帐篷，要吹跑了就连个遮身的篷子都没了。另外喝水也是一大困难，用火车、汽车运，一吨水等于一吨汽油的钱，那真叫滴水贵如油啊。早上用过的水不能倒掉，留着晚上再用。特别是进去以后的第一个冬天，什么都缺。冬天在帐篷里睡觉，要戴上皮帽子，戴上口罩，穿上大衣，再盖上被子，我们叫全副武装睡觉。火炉到半夜灭了，火炉上头的那壶水到早上就结冰了。早晨睁开眼，被子上枕头上都落了一层沙子。1961年冬天，粮食已经很紧张了。当时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在戈壁滩上尤其严重。那时我们职工大概一个月才二十多斤粮食，那算多的了，后来连这点也分不到了，最后只剩了几天的粮食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大缸子，我保存了好久，主要是喝稀饭。那时候炊事员的权力也是很大的，他那个勺子舀深一点儿舀浅一点儿都不一样，舀深一点儿你就吃得饱一点儿，舀浅一点儿你就只能喝稀的了。不过能喝稀的也好啊，也能顶点儿饱。到了晚上实在饿得不行了，怎么办呢？我们那时就买些酱油膏，泡一碗酱油膏一喝，再躺倒睡觉。我们全厂的人，包括我在内，全部浮肿了，脸上身上一按就是一个坑，一按就是一个坑。向上级报告了之后，从南疆紧急给我们调粮食，我们把全厂50台最好的解放牌新汽车调去运粮，从南疆运到吐鲁番火车站，再运到我们那里。从南疆运到吐鲁番来回一趟3600里，15天才能运一趟。这样陆陆续续运了两百多万斤粮食过来，算是救了几天的急。那时确实特别紧张，几万人在戈壁滩上，周围几十里地没人烟，往外疏散都很难。
　　二机部副部长袁成隆当时在底下蹲点，主要在兰州铀浓缩厂和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这两个厂来回跑。袁成隆说，那个时候啊，正是国家最困难的三年，西北一带那更困难，没粮食吃。中央很着急，很关心我们这俩厂子。中央有的同志提出来，要撤，坚决主张撤，除了一部分留守的，把人赶紧撤出来。其他不要了，人要保证。他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