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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凿出一条运河，它东起湖陵（今山东鱼台县北），西到与济水相连的荷泽。因其水源来自荷泽，故称荷水。
当年夏天，夫差率领吴国大军到达黄池一带（今河南封丘县西南），召集北方诸侯举行历史上著名的黄池盟会。晋国自晋文公以后100多年中，一直是北方诸侯的首领，不肯轻易放弃这一特殊地位。因此，在这次盟会上，谁当盟主，执牛耳以盟诸侯②，吴、晋双方各不相让。正当两军剑拔弩张时，吴王接到空虚的吴都被越军攻破的消息，只好向晋让步，匆忙带兵南归。
邗沟和荷水都是夫差从政治、军事需要出发而穿凿的，工程比较粗糙，邗沟的河道也较曲折，航运受到一定影响。但它们毕竟沟通了江、
淮、泗、济诸水，对加强长江、淮河、黄河三大流域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都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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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春秋时期兵制，一车四马为一乘，有披甲之士10人，步卒15人。
②春秋时期，诸侯会盟，置牛耳于盘，由主盟者执盘分赏诸侯为誓，以示信守。争执牛耳，就是争当诸侯首领。
第二节 中原水运枢纽鸿沟
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是我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战国初，魏国最早进行变法，魏文侯在位时（公元前445—前396年）在李悝〔kui亏〕、吴起、西门豹等人协助下，对经济和政治进行改革，军事力量曾盛极一时。战国中期，魏惠王仍然雄心勃勃，力图称霸中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先在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1年），将都城由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东迁大梁（今河南开封市）。继而又以大梁为中心，在黄、淮之间，大兴水利，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鸿沟水运枢纽。
鸿沟是沟通黄、淮两大水系的水运枢纽。这一工程经过两次大规模施工，才告完成。它开工于公元前360年，即迁都大梁的第二年。当时主要的工程是从黄河的汊道济水引黄河水南下，注于大梁西面的圃田泽（已淤），再从圃田泽引水到大梁。当时圃田泽是一个很大的湖泊，周围300里，它既可作为计划中鸿沟航道的水柜，以调剂鸿沟的水量；又可使水中的大量泥沙沉淀于此，以减轻下游运道的淤塞。
又过了20多年，即魏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9年），魏国对它又作大规模的扩展，将原来的大沟向东延伸，经大梁北郭到城东，再折而南下，至今河南沈丘东北，与淮水重要支流颍水会合。这条人工河道，史称鸿沟。鸿沟从大梁南下时，一路上又沟通了淮河的另一批支流，如丹水（汴河上游）、睢水（已淤）、＇氵岁＇〔huo豁〕水（今浍水）等。
魏国境内，本来可通航的河道较少，黄河多沙，只有部分河段可以行舟，丹水、睢水、＇氵岁＇水、颍水等，流短水少，也很少舟楫之利，内河航运并不发达。鸿沟凿成后，引来了丰富的黄河水，不仅鸿沟本身成为航运枢纽，而且丹水、睢水、＇氵岁＇水、颍水等也因为补充了水量，航道比较畅通了，内河航运有很大的发展。魏襄王七年（公元前312年），越国对魏国表示友好，赠送一批魏国需要的物资，其中除500万支箭杆外，还有300艘船只。赠箭、赠船，分别反映当时魏国在战争和航运两方面，对这些物资的需要都在增加。鸿沟水系不仅改善了魏国的水上交通，由于这些水道还可灌溉农田，因而它也促进了魏国农业的发展。史念海先生在其所著《河山集》中，认为鸿沟和丹水、睢水、＇氵岁＇水、颍水等流域，是战国后期我国最主要的产粮区之一。
自春秋以来，由于邗沟和荷水两条运河的穿凿，江、淮与河、济之间，已有水道可通，南北水上交通有所改善。但是对于经济、政治、文化比较发达的中原来说，这条水道的位置，毕竟有些偏东，与南方各地交往，未免过于绕远。而且因为它是当时南北之间的唯一水道，也不能满足通航需要。鸿沟凿成后，中原地区可以通过鸿沟本身及丹、睢、＇氵岁＇、颍等水径直入淮，与南方吴、楚等地的水上交通，远比以前方便了。鸿沟的穿凿，中原地区对其他各地的水上交通也有所改进。它可以循济、丹等水，东通卫、宋和齐、鲁；还可利用黄河，北通赵、燕，西连韩、秦。
穿凿鸿沟以前，黄河中下游和淮水流域，已经形成一批城市。它们中的大部分是政治性的都城，如洛邑（东周都城，今河南洛阳）、大梁（魏都）、阳翟（韩都，今河南禹县）、帝丘（卫都，今河南濮阳西南）等。商业性城市较少，宋国的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因为地处荷水、济水交点，交通方便，才发展成为“天下之会”的商业中心。鸿沟水利系统形成后，由于河、淮之间航运和农业的发展，使上述这些都城的商业迅速繁荣起来。如帝丘繁荣到可与“天下之会”的陶相比，并称“卫陶”。洛阳和阳翟也成为战国后期非常活跃的商业城市，当时著名的大商人白圭和吕不韦，便分别为上述两地人。因有鸿沟可资利用，洛阳商人还“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此外，在鸿沟运河网中，还兴起了一批新的城市，如丹水和泗水会合处的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睢水边上的睢阳，颍水入淮处的寿春等。
鸿沟到汉朝时称狼荡渠，魏、晋时的蔡河，也是鸿沟的一部分，它在历史上长期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三节 连接湘漓的灵渠
春秋战国时，我国运河工程首先兴起于长江中下游及黄、淮之间。到秦、汉时期范围扩大了，南到五岭，西至关中，北及幽燕，都凿有运河。灵渠便是其中之一。
在古代，我国南方有一个人数很多的越族，他们活跃在江、浙、闽、赣、粤、桂等广阔的土地上，其中分布在粤、桂等地的越人叫南越①。战国时期，南越与楚国已有一定关系，吴起在楚变法时，即将湘南、粤北、桂东北的苍梧并入楚国的领土。秦灭楚后，进一步向南发展，进军南越腹地。当时由于五岭②的阻隔，交通不便，粮秣运输困难，于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命监御史禄负责穿凿运河，以解决军队的给养问题。
五岭山脉中的越城岭和都庞岭之间，有一个谷地，谷地中有两条自然河道，一条是湘江上游的海洋河，另一条为粤江水系中的始安水。如果在两水之间凿一条运河，就可沟通长江和粤江，便可解决秦军的粮运问题。不过，在此穿凿运河，在工程上说，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有利的是海洋河和始安水的距离很近，最近处只有1。5公里。不利的是海洋河和始安
水间横亘着高约20—30米、宽约300—500米的小山阜；而且整个谷地地势的坡度也较大。监御史禄等决定克服困难，兴建这条运河。经过几年的努力，到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工程基本建成。这条运河的最早名称已经难以考查，后来人们相继称它为秦凿渠、零渠、灵渠、兴安运河等。
灵渠由分水工程、南渠、北渠三部分组成。分水工程建在水量比较丰富的海洋河上，其具体位置在今兴安县东南二公里处的分水村。这里不是离始安水最近的地方，所以舍近取远，选址于此，是因为此地的河床较高，大抵与始安水相当的缘故。分水工程呈“┚”形，似木工的曲尺，角尖对着海洋河的上游。平时，它拦截海洋河水，阻止河水流入原来的河道，将其一分为二，七分进北渠，三分入南渠。这座曲尺形的分水工程，后人称为人字堤，就是今天大、小天平的前身。大、小天平属滚水坝性质的工程，洪水时，水可从坝上漫出，流入故道，以减轻天平本身及南、北渠道的压力。后来，在大、小天平的顶端前面，又建铧嘴，以提高分水功能和保护天平。据考证，铧嘴是唐朝增建的。
南渠可分上下两段，上段自小天平向西北走向，到兴安县北，接始安水，长约4。5公里。这一段系凿岩成渠，全部由人工开成，宽度虽较小，约7—14米，但工程比较艰巨。下段沿始安水、零水向西，至今溶江镇附近，接漓江，长约30公里，是在始安水和零水的基础上拓展而成，宽约10—60米。南渠全长30多公里，落差29米，河床比降很大，渠道上不设辅助工程，不便舟楫上下。后人推测，为了便于通航，当年可能已在沿渠建有原始陡门。陡门现称船闸，平时关闭，随着舟楫的前进而顺序打开，从而可以减少航行的困难。我国的正式陡门，至迟形成于唐朝，其雏形有人认为可以上溯到修建灵渠时代。灵渠是世界上最早的有闸运河。
北渠从大天平向北，到今洲子上村附近回到湘江故道，长约3。5公里。北渠经过的地带，是个山间小平原，这里的地面虽然较少沟壑，但坡度偏大，采用直线渠道，与南渠一样，也会流水过急，不便航行。为了减少这段渠道的比降，建设者们采用曲线渠道，形如蛇行。巧妙地用伸长渠的长度，以达到减少比降、利于通舟的目的。
灵渠工程处处闪烁着建设者的聪明睿智。灵渠全长虽然不到40公里，是一条小型运河，但因为它沟通了长江、粤江两大水系，其地位却十分重要。它不仅在秦朝，而且在以后2000多年中，都是内地和岭南的主要交通孔道，对促进两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对加快岭南的开发，意义都非常重大。
对灵渠构造上的巧夺天工，航运上的舟行便捷，宋人范成大深有感触，曾作诗加以歌颂：
狂澜既奔倾，中流遇铧嘴。
分为两造开，南漓北湘水。
至今舟楫利，楚粤径万里。
人谋夺天造，史禄所经始。
（《石湖居士诗集》卷十五）
1936年和1941年，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相继建成，灵渠才让位于现代化交通工具。它在1956年最后停运，改作农田灌溉和城市供水工程，并成为桂林地区重要的名胜古迹，供人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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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古南越人在历史上经过长期的演变，其中一部分与汉族融合，另一部分发展成后来的壮族、黎族等。
② 五岭在湘、赣与桂、粤等省的交界处，是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大庾五岭的总称。一说有揭阳岭而无都庞岭。
第四节 长安、洛阳的漕河
西汉建都长安，到汉武帝时期，由于京都人口不断增加，官僚机构迅速膨胀，又要用兵匈奴和经营西域，中央政府的粮食支出非常浩繁，压力很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汉政府一方面在关中大修水利，以便发展当地农业，就近取粮。另一方面是改善水运条件，以便从当时主要产粮区的东部地方，调运更多的粮食进京。
西汉从函谷关以东运粮入京，本来取道渭水西运。但渭水多沙，水道浅涩曲折，运输功能很差。从长安东到黄河，陆路只有300多里，而曲折的渭河水道，却长达900多里①。又由于封冻和水量不足等原因，一年中，它只有六个月可以勉强通航。因此，渭河年运输量很少，西运入京的粮食，只有几十万石。汉武帝时，须从东方调入粮食几百万石，急需另觅途径解决运粮问题。因此，当大司农（主管全国农业的长官）郑当时建议在渭南凿一条径直的运粮渠道时，汉武帝立即采纳了。历史上把这条渠道称为漕渠。
漕渠工程动工于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由齐人水工徐伯负责勘查、测量、定线，由几万军工负责施工。渠首位于长安城西北，引渭水为水源，经长安城南向东，与渭水平行，沿途接纳泬〔jue决〕水（皂河）、浐〔chan产〕水、霸水，以增加漕渠的水量。这些水道都发源于南山，含沙量很少。漕渠穿过霸陵（治所在今西安市东北）、新丰（治所在今临潼县东北）、郑县（治所在今华县）、华阳（治所在今华阳县东南）等县，到渭水口附近与黄河会合，全长300多里，历时三年完工。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又在长安西南凿昆明池，周长40多里，将沣水、滈〔hao号〕水拦蓄池内。凿昆明池除了用来操练水兵外②，还可以调济漕渠水量和供应京师的生活用水。
漕渠的通航能力很高，它一直是西汉中后期东粮西运的主要渠道，一般年代，年运输量在400万石左右，最高年份达到600万石，约为渭水运量的10倍。除航运外，它还有灌溉农田之利，溉田面积约10000顷上下，比白渠多一倍以上，约与当时的成国渠相当。西汉亡国后，东粮西运的工作不再继续，漕渠因失修而逐渐湮废。
东汉定都洛阳，漕运工程的重点随着东移，既凿了一条名叫阳渠的新水道，又比较彻底地治理了汴渠。
洛阳虽有洛水可通黄河，但洛水大部分河段河床很浅，不便航运。为了使粮船可以直达京师，光武帝建武五年（公元29年），在河南尹王梁主持下，着手兴建运河。他组织力量，“穿渠引谷水（洛水支流）注洛阳城下，东写（泻）巩川。”由于谷水水量不足和渠线安排不当，渠虽凿成了，但不通水。19年后，即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大司空张纯再度在京师附近修建运河。他汲取王梁失败的教训，一方面增加运河水源，除仍引谷水外，又引来了洛水干流；另一方面重新安排渠道线路，西起宜阳东部，向东经过洛阳城的西面、南面和东面，再向东到郾师附近回注洛水。这条运河名叫阳渠。第二次工程很成功，东汉从此以后，来自南方、东方、北方等地的粮船，经邗沟、汴河、黄河等航道，再循洛水、阳渠，可在洛阳城下傍岸了。阳渠的穿凿，不仅便于政府通漕，而且也使“百姓得其利”。
不过，东汉最大的运河工程，当数汴河的治理。从西汉后期到王莽统治时期，鸿沟水运体系，由于黄河的一再决口，已经支离破碎，有些运道完全断航，由丹水演变而来的汴河，航道也经常受阻。汴河是京师洛阳的主要粮道，在全国入京的租赋中，来自豫、兖、徐、扬、荆等州所占比重很大，多循此河入京。因此，对汴河的治理，东汉朝廷非常重视，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