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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

商周青铜文化-第7部分

小说: 商周青铜文化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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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关于买卖人口及其价格的。中国古代文献中缺乏关于古代人口买卖价格的记载,而清代陕西出土的西周中期的曶〔hu忽〕鼎铭文却为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唯一的资料。这就是:“我既赎(买)汝五(于)父,用匹马束丝……用'上(左彳右屮)下貝'(金属称量货币),诞赎兹五夫,用百锾〔huan环〕。”即最初议定五个人(或认为是奴隶)的价值为一匹马加一束丝,但最后以一百锾铜的金属称量货币成交。一锾铜约为6两,百锾约为60斤。即一个人(或奴隶)的价格为20锾即约为12斤铜。说明在西周时期人(奴隶)远不如牛马值钱,人(奴隶)的地位比牛马还要低下。

  第六,关于土地交易的。例如1975年陕西岐山董家村出土的西周恭王三年的卫盉。高29厘米,口径20。2厘米。盖内铸有铭文132字,其中有:“矩伯庶人取瑾璋于裘卫,裁(作价)八十朋,厥贾(价),其舍(予)田十田。矩或(又)取赤琥两、麂'上卉下仐'〔BAI拜〕两、'上卉下仐'韐〔ge革〕一,裁廿朋,其舍田三田。”即裘卫用价值贝币百朋的玉器和皮毛换取矩伯的13块田地。但铭文在下面又提到,这件事还要报告伯邑父等执政大臣同意,伯邑父等执政大臣还要派官员司徒、司马、司工来参加田地交割。这说明西周初期那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田里不鬻。”(《礼记·王制》)的土地国有制,到了西周中期已经开始动摇,贵族之间土地已经可以交易。这是西周中、晚期奴隶制开始没落的具体反映。

  第七,记述周王举行的祭祀典礼或锡命典礼的。商周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而青铜礼器中又有许多是祭器,因而在铭文中有大量的关于祭祀典礼的记载。例如现藏于广州市博物馆的剌鼎,其铭文曰:“唯五月,王在□,辰在丁卯,王眩瞕i帝〕。用牡于大室,眩淹酢!奔醇窃亓酥苣峦跷涓刚淹蹙傩醒{祭的典礼。

  记述周王对臣下的册命典礼的西周青铜器铭文数量较多,例如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西周中晚期的颂壶(另一件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馆),高63厘米,口长21。2厘米,宽16。9厘米。其铭曰:“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戍,王在周康昭宫,旦,王格大室,即位。宰引佑颂入门立中庭,尹氏授王命书,王呼史虢生册命颂。王曰:‘颂,命汝官司成周贾廿家,监司新造贾,用宫御。锡汝玄衣黹〔zhi旨〕纯、赤市(绂)朱黄(衡)、銮旂、攸〔tiao条〕勒,用事。’颂拜稽首,受命册佩以出,返入(纳)瑾璋……”共151字,详记册命典礼的时间、地点、册命典礼过程、受册命者与佑者、王命的内容,受命者还要返纳玉币等等,较古代文献诸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所记周襄王策命晋文公的典礼还要详尽。说明西周中、晚期时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册命典礼制度,这对于研究西周的礼制及官制提供了重要资料。

  第八,记载周王对臣下的训诰以及称扬先祖的业绩与美德的。例如传清代道光年间陕西岐山出土的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的西周宣王时期的毛公鼎。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圆形,鼓腹,口上有两个直耳,腹下有三个蹄足。颈部饰重环纹一道及凸弦纹一道。器内铸有铭文499字,这是中国古代青铜器铭文中之最长者。其内容记周王在锡命毛公时,对毛公的五次训诰。其中谈到当时西周社会已是“□〔CE册〕□四方,大纵不宁。”为了挽救周王室的危机,要求毛公率领下属官员,勤劳政事,不要沉湎于酒,不要侮辱鳏寡,努力辅弼王位。反复叮咛,忧心溢于言表。与《尚书·文侯之命》相似,而实较《尚书》为胜。

  《礼记·祭统》:“夫鼎有铭,铭者自铭也,自铭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西周的青铜器铭文中就有大量的称扬其先祖的业绩与美德的内容。例如周恭王时期的师望鼎,铭文称扬“丕显皇考宄〔gui轨〕公,穆穆克盟厥心,哲厥德,用辟于先王,得屯无敃。”因此“用作朕皇考宄公尊鼎,师望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第九,记载西周军制以及对少数民族的征伐的。西周的军制,古代文献记载仅有六师,例如《诗经·大雅·常武》:“太师皇父,整我六师。”但从西周的青铜器铭文来看,除六师(又称西六师)外,还有成周八师,或称殷八师。例如传1930年河南汲县出土的周康王时的小臣'訁速'〔cu促〕簋,其铭曰:“伯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又如1942年陕西扶风任家村出土的西周厉王时的禹鼎,其铭曰:“王乃命西六师、殷八师曰:扑伐噩侯驭方。”西周时期作为通称,师与军同。据《周礼·夏官》序官记载,每师(军)为12500人。

  关于记载周王朝对少数民族征伐的,重要的有清代道光年间陕西宝鸡虢〔guo国〕川司出土的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西周晚期的虢季子白盘。高40。8厘米,口纵86厘米,横137。3厘米,重215。3公斤,是目前已发现的中国古代最大的青铜盘。内底铸有铭文111字(图14):“唯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作宝盘。丕显子白,壮武于戎工,经维四方,博伐玁狁〔xianyun显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赵字乂换亘'〔yuan元〕'赵字乂换亘'子白,献馘〔guo国〕于王。王孔嘉子白义,王格周庙宣榭,爰飨。王曰:‘伯父,孔有光。’王锡乘马,是用佐王。锡用弓彤矢,其央。锡用钺,用征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铭文记载周王命虢季子白征伐西北的少数民族玁狁(匈奴的前身),获得了胜利。周王在周庙予以赏赐和宴飨。全篇铭文以四言为主,句式整齐,方、阳、行、王、飨、光、王、央、方、疆,阳部协韵,是一首优美的散文诗。

  图14 西周虢季子白盘铭文

  第十,记载法律判决书的。《尚书·吕刑》:“五刑(墨、劓〔yi艺〕、劊瞗ei费〕、宫、大辟)之属三千。”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也有生动的反映。例如1975年陕西岐山董家村出土的西周中晚期的'亻朕'〔ying硬〕匜。高20。5厘米,流至鋬长31。5厘米。器上的铭文与盖上的铭文相连组成一篇完整的铭文,共计157字。铭文内容是记录一篇法律判决书。'亻朕'的下属牧牛因为与上司'亻朕'争五夫败诉,最初被判墨刑及鞭千,后来被赦免了500鞭,其余500鞭及墨刑改用铜300锾来赎,并立誓今后不敢再扰乱'亻朕'。'亻朕'胜诉后,将此判决书铸在这件青铜礼器之上。这是古代文献所载:“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周礼·秋官·司约》)的具体例证。并为研究西周时期的法律提供了具体的资料。

  第十一,反映西周时期商业情况的。例如宋代出土的周宣王时期的兮甲盘。今仅有拓本传世,器已不知下落。腹内底铸有铭文133字,其中有:“其(南淮夷)贾(商人)毋敢不即'師字去帀换束'(师次)即市(市场),敢不用令,则即刑扑伐。其唯我诸侯百姓厥贾(商人)毋不即市,毋敢或入蛮宄(奸)贾(买卖),则亦刑。”该文字说明西周晚期诸侯百姓与南淮夷之间的商业贸易已有相当发展,南淮夷盛产的丝帛及铜锡,对西周的经济有重大影响。因而周王室严加管理,要求双方商人必须到指定的由官方管理的市场上交易,否则要严刑处罚。又如1981年陕西岐山流龙嘴村出土的西周恭王时期的鲁方彝盖,铭文记载:“齐生鲁肇贾,休,多嬴。”即记述齐国人名鲁者(即这件器物的作者)经商获利,这与《史记·齐世家》等古代文献记载的齐国自太公以来重视商业的情况恰相符合。以上这些都说明西周时期的商业是发达的。

  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在内容上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出现了“月相”(月亮盈亏变化)。即周人把一个月分为四段,自初一至初七、八日称为“初吉”,初八、九日至十四、五日称为“既生霸”,十五、六日至二十二、三日称为“既望”,二十三日以后至月末(晦)称为“既死霸”(王国维《生霸死霸考》,《观堂集林》卷一)。

  西周青铜器铭文的书体,在初期时,与商代晚期波磔体近似,首尾出锋,风格雄肆。如上述大盂鼎的铭文。到了西周中晚期,字形长方规整,笔道匀称,首尾如一,不露锋芒,称为“玉箸体”。如上述虢季子白盘的铭文。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周宣王时的太史籀〔zhou宙〕作《史籀》15篇,可能就是玉箸体;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称之为大篆,或称为籀文。

  第二节 青铜武器的改进与青铜车马器的新发展

  西周时期青铜武器有了新的发展与改进。主要武器戈,形式较多,主要是在援的后端下部普遍出现了胡,胡上并有用以穿绳缚柲用的穿孔(称为穿),常见的有短胡一穿戈和中胡二穿戈等。胡与穿的普遍出现,使铜戈能更牢固地捆缚于木柲之上,使杀伤力更加提高。戟,西周时期出现了十字形戟,即将戈与刺(矛)合铸为一体的戟。例如河南浚县辛村西周卫侯墓出土的十字形戟,直援,援末有一个圆穿,直内,上部为直刺,下部为长胡二穿。内部铸有铭文“侯”字。其中一件高27。35厘米,宽18。85厘米。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初期燕侯墓(M1193)出土的十字形戟,上部为刀形刺,而且前锋后卷,或称钩戟。内部铸有铭文:“燕侯舞戈”。

  剑,是短兵,用于扎刺。商代晚期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出现,例如河北青龙抄道沟出土的商代晚期的羊首曲柄短剑。西周时期中原地区已经较多地发现了青铜剑,如陕西长安张家坡、岐山贺家村、甘肃灵台白草坡、北京房山琉璃河等地均出土了青铜剑。其特点是大多呈柳叶形,直身有脊,两刃尖锋,扁直柄,无格,无首,均为短剑。例如长安张家坡出土的西周初期的青铜短剑,长27厘米,柄部有两个圆穿。此外,西周时期还出现了匕首,例如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初期墓出土的铃首匕首,全长26厘米,但刃部较短,约占全长的1/3。

  西周时期的漆木盾也有了改进。盾面大多镶有青铜盾饰,古代称为钖〔yang阳〕,有圆形、人面形或兽面形等。既加固了盾,又起到美观和威慑作用。例如房山琉璃河西周初期燕侯墓出土的漆木盾,高约1。30米,宽0。70米,表面除涂有朱色或黑色等漆外,还镶有圆形、菱形或人面形铜钖。其中圆形者,直径多为14—15厘米,中间圆鼓,窄平沿上有三组(每组两个)穿孔,背面铸有阳文铭文:“燕侯舞”或“燕侯舞'钖字去钅'(钖)”。

  西周时期青铜车马器有了新的发展,说明西周时期的车子较商代完善和进步。新出现的青铜构件与饰件主要有车辖、毂〔gu谷〕饰、轴饰、衡饰及銮等,此外还出现了车盖。青铜车辖一般呈长条形,上端大,下端小,用以代替商代的木辖,插入铜车軎的孔内,使铜軎更牢固地固定于木车轴两端。青铜毂饰装在车轮两边的车毂上,一般由輨〔guan管〕、'車川'〔chun春〕、軧〔di底〕三部分组成,也有连铸成一个整体的。略呈喇叭形圆筒状,套在车毂上既可以强化车毂,又可以使车轮保持直立,防止内外倾斜。西周时期新出现的青铜轴饰,或称为锏〔jian涧〕,略呈椭圆形,套在车轴上,用来固定伏兔(轴上横木)。其外端呈平板状,用来遮挡、保护内侧的车毂。西周时期曲衡增多,即衡加长(有的长达2。5米)并且两端上扬外翘。有的末端套以镂空青铜矛状衡饰,有的衡身上套有青铜管状衡饰(一端平齐,一端呈锯齿状)及用以贯辔的'車义'〔yi蚁〕饰,统称为衡饰。銮,下部是一个梯形座,上部是一个扁圆形的铃,装在车子前面的木衡上或车轭的上方。其作用正如《韩诗内传》所记:“鸾在衡,升车则马动,马动则鸾鸣。”尤其重要的是,西周时期出现了车盖,一般呈伞状。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车马坑出土的车盖,圆形,直径1。5米。总之,西周时期增加了上述青铜车器,使西周时期的车子比商代更加坚固美观。

  西周时期新增加的青铜马饰主要有马冠,略呈扇面形,上饰兽面纹,周边有穿孔,用皮带系于马额之上。此外,西周时期铜当卢普遍应用,其形状大多是中部为圆形,上面出双角,下部为长条形。西周时期又盛行角镳及角状铜镳。马辔头上的铜饰增多,其中十字形交叉的管状铜饰称为节约。

  第三节 丝织品的初步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家蚕、缫丝和纺织丝绸的国家,并且在古代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又是唯一的一个养蚕丝织的国家,这也是中国古代人民对于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根据考古发现,中国古代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了养蚕丝织。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个半割的蚕茧。1958年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遗址出土了盛在竹筐中的丝线、丝带和绢片等。经鉴定,是用家蚕丝织成,绢片系平纹组织,经纬密度每厘米48根。到了商代,尤其是商代晚期,蚕丝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甲骨文中已有蚕、桑、丝、帛等字。1953年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商代墓葬中出土了形态逼真的玉蚕,长3。15厘米。在一些青铜器上还留下了当时丝织品的残痕。例如在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上附有绢、罗、绮的遗痕。从发现的菱形花纹绮来看,当时已有了具有简单的提花装置的织机。到了西周时期,丝织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诗经》中有许多讴歌采桑养蚕的诗篇,如《豳〔bin宾〕风·七月》:“春日载阳,有鸣苍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时期的墓葬中发现了许多造型生动的玉蚕,大的长约四厘米,小的长约一厘米。在青铜器上或淤土上又发现了许多丝织品的印痕,有的三四层叠压在一起。大多为平纹组织,也有山形纹图案的提花织物,也应是用提花织机织造的。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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