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青铜文化-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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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余米，南城墙筑在马牧河拐弯处，长约210余米，北面未发现城墙，可能以鸭子河作为天然屏障。1986年又在城南三星堆发现了两个器物坑。一号坑长4。6米，宽3。5米，深1。6米。坑内埋有青铜器、金器、象牙、玉石器300余件以及大量的海贝及烧骨。二号坑长5。3米，宽2。3米，深1。55米。出土青铜器、金器等600余件。据研究这些物品可能是早期蜀王宗庙中的祭祀用器，在其灭亡时，被烧砸后埋入坑中。其中青铜礼器尊、罍、盘等与中原商代青铜礼器造型相似。青铜神像是建国以来的首次发现，其中二号坑出土的一件青铜立人像，赤足站立于高座之上，通高2。62米，人像高1。72米，重180余公斤。身体修长，两臂抬起，双手握成圆圈，高冠，身穿左衽长袖深衣，上饰龙纹及兽面纹图案，可能是宗庙中主持祭祀的巫师的形象。再有二号坑出土的一件大型青铜面具，高65厘米，宽138厘米，两个眼球呈圆柱状，凸出约30厘米，长尖耳，十分奇特，可能是蜀王先祖蚕丛的神像。玉器有圭、璋、璧、琮等礼器及戈、矛、斧、凿等兵器和工具。金器有杖、面罩、虎及金箔等。例如一号坑出土的金杖长1。42米，金皮木芯，金皮重约500克，上面雕有人头、鸟、鱼、穗等图案。此外，早蜀文化的主要发现还有成都羊子山的一座祭坛基址，为正方形三级土台，高约10米，底部边长103。6米，台顶面积为31。6平方米。还有成都十二桥发现的大面积竹木建筑遗址。晚期蜀文化的主要发现有1980年在新都发现的一座战国中期开明氏蜀王的大墓，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其中五件青铜列鼎（最小的一件盖内铸铭“邵之饲鼎”）和豆、敦、缶以及编钟等的形制纹饰与楚国青铜器类似，显然受到了楚文化的重大影响。而出土的兵器则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例如援两侧均有短胡的戈、柳叶形短剑、空首折腰钺等。此外还出土了一枚铸有蜀国图形文字符号的方形印章以及大量成套的青铜工具等。
第四节 江西的吴城文化
吴城文化，因其首先在江西樟树吴城发现而命名。主要分布于江西北部，其时代大致相当于商代和西周时期或更晚，是一种发达的地方性的青铜文化。青铜工具有刀、斧等。并发现有35件铸造铜斧、凿、刀等用的石范，与中原地区广泛使用的陶范不同。1989年在江西新干大洋洲发掘了一座大型墓葬，墓室内有一棺一椁。椁室长8。22米，宽3。6米。棺长约2。34米，宽0。85米。墓中随葬有青铜器480余件，包括礼器、兵器与工具等。其中有些器物形体巨大，例如一件青铜В叽�1。10米，重78公斤。一件大方鼎，高0。97米，重49。2公斤。一件四羊罍，腹径61厘米。其器形与纹饰均与中原商代晚期青铜器类似，说明它与商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受到商文化的强烈影响。但是，有些器物，例如青铜钺、短剑、单翼镞形器、半圆形凿、手斧等，则具有强烈的地方特点。并且在器物上还常见虎形立雕装饰。此外，墓中还出土了玉琮、玉璧、玉蛙、水晶套环、玛瑙套环羽人饰品以及几何印纹硬陶器、原始瓷器等300余件。据研究，墓葬的时代约为商代晚期（或较晚），墓主人可能是当地古代方国的最高统治者。
在吴城文化的陶器及石范上还发现有大量的刻画符号或文字，大多每件器物上刻1—2个符号或文字，最多的在一件陶器上刻有12个符号或文字。据研究，其文字的形体结构可能受到商代甲骨文的影响，但至今大多不能认识，也可能是当地的一种已经失传了的古代文字。
第五节 华南与东南地区的青铜文化
华南与东南地区的广东、广西、福建与台湾在商周时期是古越人的居住区，在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之下，也陆续进入了青铜时代。其青铜文化的特点是既有中原生产的青铜礼器，又有当地生产的仿中原式的青铜礼器；而其青铜工具与兵器则有着鲜明的地方特点。此外，最突出的特点是，西周，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有着发达的表面饰有几何形印纹的硬陶器，以罐为最多，还有豆、碗、盘等。此外尚有，有段或有肩石器，如有肩石斧、有段石锛，亦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下面分别予以简要介绍。
广东地区。1974年在信宜发现一件中原生产的西周中期青铜盉，表明此时已受到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1962年、1963年在清远发现两座春秋时期的墓葬。一号墓出土青铜鼎二件、簋一件及编钟一套（现存五件）等。二号墓出土青铜编钟一套七件、青铜罍一件及铜钺、矛、匕首、斧等。其中青铜罍是中原生产的；而青铜鼎则是当地制造的，特点是浅腹、三个细高足外撇，通称越式鼎。此外，刃部呈扇形、整体像靴形的铜钺，柄部铸成插腰站立人形的铜匕首等更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另外，在肇庆发现的一座战国中晚期的墓葬，随葬青铜器多达100余件，说明广东的青铜文化到战国时期已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
广西地区。1949年以来在武鸣、兴安、横县等地出土了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的青铜卣及钟等，反映当时已与中原有了联系和交往。到了春秋时期，广西青铜文化已有了一定的发展。例如1971年恭城发现的春秋时期墓葬，出土铜鼎五件及尊、罍、编钟、钺、剑、戈、斧等33件。其中铜鼎既有中原生产的蟠虺纹鼎，又有当地制造的越式鼎。值得注意的是铜尊，形制为侈口垂腹式，是中原西周中晚期时常见的形制，而其纹饰却是华南地区特有的双蛇斗蛙纹等，说明这是当地生产的仿中原式的青铜礼器。此外，铜钺也是扇形刃、靴形，与广东清远出土的类似。1974年在平乐银山岭发掘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墓葬，其中已经出现铁器，说明到了战国时期，广西地区与中原的联系进一步密切了。
福建地区。目前发现较少。1974年在南安大盈发现了一批约为西周时期的铜戈、戚、矛、匕首、锛和铃等。戈的内部较长，后端呈凹弧形。铜铃及铜戚上所饰的纲状纹、曲折纹、波浪纹等，与当地几何纹印纹硬陶器上的纹饰一致，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在建瓯阳泽村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大铜钟，高76。8厘米，重100。35公斤，形制纹饰与浙江、湖南出土者类似。此外，在福清东张遗址上层发现有青铜器残片，其中一片上面饰有云雷纹。同出有几何印纹硬陶罐及原始瓷豆等。
台湾圆山文化晚期可能已经进入青铜时代，发现有青铜镞等。其有肩石斧及有段石锛等，与上述福建福清东张遗址出土的相类似，说明它们属于同一文化系统，圆山的古代居民也应是古越族的一支。由此可见台湾在商周时期与大陆已经有密切的联系，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六节 云南的青铜文化
根据1949年以来的考古发现，云南地区早在商代晚期、西周初期已经出现了红铜器和青铜器。到了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青铜文化已有了相当高度的发展，并有着强烈的地方特点。例如1975年在楚雄万家坝发掘的79座墓葬，普遍用青铜矛随葬。少数大型墓葬随葬有大量的青铜器。例如一号墓出土青铜器110件，其中有铜鼓一件。这种铜鼓与中原商代铜鼓形制不同，竖置，体如圆墩，上为圆形鼓面，束腰，中空无底。万家坝一号墓出土的这件春秋晚期的铜鼓是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西南铜鼓。直至今天，这种铜鼓一直为西南地区各民族所使用，既是最具有特征的乐器，又是权力、地位与财富的象征。此外一号墓还出土了六件一套的羊角钮铜编钟，这也是西南地区特有的青铜乐器。此墓并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工具，共计28套。每套由一件铜斧、一件长方形锄和一件方形锄组成。说明此时青铜工具已经普遍使用。又如23号墓，随葬青铜器577件，其中大部分是铜矛，此外还有钺、戈、剑、镞、臂甲和盾饰等，说明青铜武器的生产也是很发达的。此外还出土了锄、斧、凿等青铜生产工具及四面铜鼓。而大量的小墓，随葬品很少，甚至没有一件随葬品，说明此时的贫富分化已很严重，阶级差别已很鲜明。
1961年在祥云大波那发掘的战国中期的墓葬，出土了一具长2米、宽0。62米、高0。64米的长方屋形铜棺。棺顶作两面坡形，棺身由七块铜板组成，由插销扣合，可以拆装。侧面铸有鹰、燕、虎等动物纹饰。随葬有铜鼓、铜钟、铜笙及铜葫芦笙，还有干栏式的铜房屋模型及猪、狗、鸡、羊、牛、马俑等。值得注意的是还出土了纯锡制成的手镯，这可能与云南富产锡矿有着一定的关系。
上述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工具和武器也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例如铜锄体为长方形、方形或桃形，斧为靴形，矛多为中部起脊，钺为半月形刃，剑多为花蒂形剑格、圆柱茎上饰有缠缑〔gou勾〕纹等。但同时出土的铜戈及柳叶形剑等，与中原地区出土者形制相似，说明此时云南地区与中原青铜文化已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并受到中原青铜文化一定的影响。
战国中期楚威王时，派将军庄蹻〔jue决〕率兵攻取巴、黔中以西，到达云南滇池。楚顷襄王十八年（公元前280年）秦国夺取了楚国的黔中郡，阻断了庄蹻的归路，于是庄蹻“以其众王滇”（《史记·西南夷列传》）。此后到了汉代，云南地区的青铜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晋宁石寨山滇王及其家族臣属墓出土的大批铜鼓、铜贮贝器、各种人形及动物形扣饰，形象地反映了滇人农业、畜牧、纺织、狩猎、战争、乐舞及祭祀活动的情景，说明此时滇文化已经取得了高度的发展及卓越的艺术成就。
辅文图片
春秋青铜禁（河南淅川出土）
商代铁刃青铜钺（河北藁城出土）
商代虎食人卣（传湖南安化出土）
商代司母戊鼎（河南安阳出土）
商代双面玉人（河南安阳出土）
商代原始瓷尊（河南郑州出土）
西周利簋（陕西临潼出土）
西周毛公鼎上（传陕西岐山出土）
春秋莲鹤方壶（河南新郑出土）
战国青铜尊盘（湖北随州出土）
春秋越王勾践剑（湖北江陵出土）
战国曾侯乙青铜编钟（湖北随州出土）
战国凤鸟花卉纹绵袍（湖北江陵出土）
蜀文化青铜立人（四川广汉出土）
张家园文化金耳环（北京平谷出土）
春秋铜鼓（云南楚雄出土）
吴城文化青铜钺（江西新干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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